酒忆 酒议

酒清赤君面，银白黑人心。酒的江湖地位从来不低。你很难找到一部没有酒内容的文学艺术作品。

按照汉语的习惯，靠双手完成的动作，一般贯之以“打”。如打鱼打伞打铁打字，打算盘，打麻将。球类运动一般都称为“打”，只有足球例外，因为足球禁止用手。“打酒”亦是同理。店家一手持容器，另一只手将竹质的“酒提子”探入酒瓮，将酒提出，通过“酒漏子”，灌入容器。儿时的我，经常受先父派遣，到离家不足百米的酒铺去打酒。除了过节、过年，一般说来，很少有成瓶的买主。

而今，“打酒”的动作，已渐行渐远，几近消失。没有人再三两二两的沽酒了。而比“打酒”消失得更早的是酒铺。旧时北京，卖酒的店面很多，其中以小酒铺占比最大。我家附近的小酒铺，东家姓徐，女店主人称“徐二娘”，为人精明，手脚利索。公私合营后，她仍留店做事。小酒铺设有四五张方桌。渐渐的酒铺由原来的专营卖酒改为了以经营点心熟食为主的食品店了。典型的小酒铺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迅速消失已达几十年之久。

但是，“打酒”的动作不再也罢，酒铺的逐渐消失也罢，从来也没有撼动过酒在生活中的地位。

中华民族文明史有多长，酒的历史就有多长。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就在剩饭发酵产生的酒味中，获得了酿酒的灵感。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大汶口人类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制酒的酒瓮等工具。饮酒的青铜酒器狭流爵，则发掘于二里头文化遗址，说明早在夏朝，酿酒饮酒已经走入了日常生活。

饮酒之好，往往都是由长辈的身教而来。好像是在我刚有记忆到时候，父亲就用筷子沾了白酒强制性地伸到我的嘴里，痛苦只是瞬间的。从小我就知道喝酒应该是一桩美事儿。第一次醉酒是在18岁。当时身在外地，一位同学拿了一瓶洋酒，喝起来并不那么猛烈，一来二去，腿就软了，墙就斜了，床也歪了，天地倒转……从那天开始长达十多天，漫说是喝酒，看见酒瓶都翻肠倒肚，心中发了狠誓，再不沾酒！然而酒劲儿一过，誓言自然云散。

真有一诺千金的。冯玉祥早年在保定当兵的时候，到某县巡防，当地有人请酒，冯玉祥没有禁得住劝敬，大醉回营，人事不知。次日浑身起满了水泡，痛苦不堪。他发誓，从此滴酒不沾。他说到做到，即使在抗戰胜利后，他在重庆宴请赴渝和平谈判的毛泽东一行时，他坦诚地告诉客人，他的酒杯里装的是白水。

中国人的饮酒习惯，有“南黄北白”之说。北方人善饮白干儿，南方人则钟情黄酒。不过据史料记载，百年之前，北京正式的宴饮，也是以黄酒为主。关于黄酒，清人梁章钜在《浪迹续谈》中说：“浙之绍兴，邑人于生女之年，酿酒若干瓮，埋藏地下，俟此女出嫁时，出而飨客，名曰女儿酒。其罈率彩绘，亦名曰花雕。”北京也有专门制作黄酒的买卖。著名的柳泉居当年就是以制黄酒闻名。民国时期，据说作为文人要具备这样的标准：一笔好字，两口儿皮黄，三斤黄酒，四圈儿麻将。以绍兴花雕为代表的黄酒就像今天的白酒一样，南北通吃。连美国总统老罗斯福都对黄酒赞不绝口。据传中国驻美大使伍廷芳曾在官邸宴请西奥多.罗斯福，香气充盈满室的绍兴花雕让总统赞不绝口，连连追问此酒的酒名和产地。

说到宴饮，想起了宋太宗的情怀。殿前都虞侯孔守正在侍奉宋太宗宴饮时，因为大醉与王荣在太宗面前争吵失态。侍臣们要求惩处，太宗未允。次日二人向太宗请罪，太宗却说：“朕亦大醉，漫不复省。”意思是说我也醉了，不记得发生什么事儿了。

装满酒盅的，表面上是酒，实际上更多的是人的情绪。有欢乐，也有痛苦，有幸福，也有伤悲。

翻译大家杨宪益曾经回忆，1968年某日，半夜，他和夫人戴乃迭双双被捕。此前他们夫妇正在喝闷酒，一瓶泸州大曲，只喝了一小半，敲门声就响了。当晚他们被分别押解到陶然亭自新路的牢房。同屋的人追问杨宪益，你喝的什么好酒？多少钱一两？杨答，不是按“两”买的，买了一瓶。四年后，杨宪益回到家中，那半瓶酒还在，只是因为没盖严，酒没法喝了。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两个不会喝酒的人韩伟和施光南，创作了一首享誉大江南北、传唱至今久唱不衰的著名的《祝酒歌》。这是一个民族用畅饮美酒，来庆祝命运的转变。并不是每一个人在他的人生中都能经历如此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不知道这首歌曲唱响的时候，善饮的杨宪益戴乃迭是怎样“杯中洒满幸福泪”的。

刚刚看了场电影，叫《流浪地球》，其中有这样的桥段，吴京扮演的中国宇航员刘培强为了能点燃木星，毅然摔碎一瓶液体将他所在的空间站点燃，那液体就是由俄罗斯宇航员悄悄带上空间站的一瓶白酒！

如此看来，酒，不仅可以满足人类，还有可能拯救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