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乡土文学的零度叙事
——以《石榴树上结樱桃》为例

洪 蕊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李洱是中国先锋文学之后最重要的代表作家之一，中短篇代表作有《导师死了》《现场》《午后史学》《遗忘》，长篇代表作有《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最新的长篇《应物兄》上册于《收获》2018年秋卷刊登。《石榴树上结樱桃》是西方读者窥视当代中国的一扇窗户，默克尔总理在访问中国时，还将《石榴树上结樱桃》作为礼物送给了温家宝。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乡土中国形成了自己稳定的宗法制度与农耕文明，排他性很强，现代化对乡土中国的渗透异常艰难。但在改革开放以后，全球化、现代化的影响力开始迅速渗入中国的根——乡土，乡村也开始了现代化历程。随着变革不断深入，乡土中国的典型特征正在消失，乡土小说只有两条路：一种是根据回忆想象书写乡土家园，一种是书写现实的城市化乡村。当代乡土小说大多带有“精神还乡”意味，李洱故意打破这种理想情感与浪漫情怀，写下长篇乡土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在《石榴树上结樱桃》中，李洱将关注焦点从知识分子转移到全球化变革下的当代乡村与变革中的农民身上。作者不仅展现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乡土的真实现状，在叙述技巧上也实现了突破与创新，其中，以零度叙事方式撰写乡土小说就是其突破性的一种。

与作者上一部长篇《花腔》的多重叙述人与多视角相互印证的叙事手段不同，《石榴树上结樱桃》采用旁观式第三人称现身式——即西方内聚焦叙事视角，以及近似零度的客观冷静叙事语调，对21世纪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乡村进行细密的碎片化叙述。其叙述视角紧贴着孔繁花这样颠覆以往乡村女性形象的权力拥有者，以村委直选为主线，辅以计划生育，讲述了女村长孔繁花谋求连任而最终败北的故事，表现出在复杂现实中痛苦翻身的乡土中国真实面貌，并表达了自己的忧虑警觉和艰难诉求。已有的论文大部分是从叙事语言、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角度去研究《石榴树上结樱桃》，而以零度叙事方式来塑造乡土文学却未被深入探讨过。

一、两种风格：温度与零度

法国结构主义文艺理论家罗兰·巴尔特在《写作的零度》中说：“零度写作，即零度叙事风格，表现为作者主体性的遮蔽。”这是结构主义倡导的写作状态，强调超越个人从而达到凌驾于个人之上。[1]

(一)温度

在西方“原型”理论中，“原型”是重复了亿万次典型经验的积累和浓缩，后来变成人类先天固有的自觉形式。在文学中，“原型”是典型且反复出现的意象，展示的是人类深层的欲望。[2]“乡土”是中国作家笔下难以割舍的一种原型形象，乡土作家将自己的深层信仰隐藏在乡土意象中，以理想与怀念为主题的“精神还乡”作为自己信仰的核心。充满温度的“精神还乡”似乎是乡土小说必备的要素，乡村是母亲、家、爱、童年的本源，有着深远的象征意味，作家们就将难以安置的乡愁、孤独的漂泊感、具有启蒙色彩的批判情绪寄托于这带有温度的乡土意象中。早期比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鲁迅笔下的绍兴；新时期比如阎连科笔下的耙耧山脉，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他们笔下的乡土都具有特定的象征意味。在新时期，有专门记述“乡村苦难”的作家如阎连科，作品比如李锐的《厚土》、刘恒的《狗日的粮食》；有记述改革初期乡村躁动不安状态的作家贾平凹，作品如贾平凹的《浮躁》、“商州系列”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有反映改革中乡村现实状况的作家关仁山，作品如贾平凹的《秦腔》；还有书写“民族秘史”的作品《白鹿原》；追求“理想家园”的作品《九月寓言》《古船》。它们或者表现传统理想、人类童年、原始生命力，或者表现在现代文明冲击下，乡村几千年积淀成的传统文化的颠覆破坏。

不管是以鲁迅和乡土写实派为代表的批判式叙述，以沈从文等乡土浪漫派为代表的田园牧歌式叙述，以余华为代表的苦难式叙述，还是李佩甫、乔运典、阎连科、刘震云这些同李洱一样的河南作家地域叙述，他们对自己故土的描写都是带着或批判或悲悯或怀念的情绪，勾勒出的是具有浓郁主观色彩与抒情气息的乡土世界。他们让我们看到理想破灭后的怀疑，现代化文明下的冲突，繁华背后的荒凉，以带有温度的叙事给读者带来深沉而博大的情感激荡。

但在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整个中国的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也是经过几十年现代化改造后的乡村。继续以寓言回归式方式书写“精神还乡”下的乡土世界，只会发现记忆中底蕴深厚的乡土早已消失，留在眼前的是完全陌生的乡村景象。这些作家作品对全球化、现代化语境的脱离，“共时性”色彩的缺乏，使得他们的作品显得有些遥远和狭隘。

(二)零度

《石榴树上结樱桃》采用的是内聚焦型视角下的“零度叙事”方式。作者的叙述视角贴着主人公孔繁花，遮蔽了作者主体性，将感情压至冰点，让理性思维升华，以冷静的笔调，不偏不倚的情感倾向，碎片化的叙事结构，将围绕着孔繁花出现的各色人物与事件以实事求是的叙事态度展现在读者面前。对于为什么选择“零度叙事”而非“精神还乡”，李洱回应：“我的目的就是打破精神还乡的幻想。”[3]他认为中国传统的现当代乡土作家，人在城市却寄心乡村，难免会产生过度美化或丑化的问题。所以他选择用内聚焦下的零度叙事，解构乡愁、漂泊、批判这些作者自身的情绪，不再强硬地定下作品的情感态度，而是通过反讽等叙事技巧将立场隐藏在零度叙事之中，让读者自己判断和思考。不是乌托邦式的挽歌眷念，也不是极力批判否定，作者呈现的是当代共时性语境下的原生态乡村，村民在主动自然地参与到现代化进程中，没有排斥和抗拒。同时也展现出乡村固有传统在与现代化相碰撞时体现的矛盾性和复杂性，让读者真正看到正在实现现代化进程的中国乡村的现实状况。这种叙事笔调可以强有力地表现全球化背景下真实的中国乡村，形成准确的、共时性的诗学风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乡土小说理性的匮乏。

李洱笔下的乡土世界是世俗化、日常化的乡村浮世绘。在这个浮世绘里，现代与传统不断撞击融合，乡村生活还是以养殖、耕种为主，但竞选、民主、现代化等后现代语境却把乡村推到城市的平台上：农民会带着脏字讨论“现代化”“全球化”“女权”，孔繁花会站在猪圈旁边思考着官庄村的现代化建设。一切荒谬悖论的事情都可以在这里发生，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文明、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挤压下的乡村，也可以看到在不断吸纳现代文明、融合这些外来话语形成新面貌的现代化农村。正如小说中不断出现的颠倒话：石榴树上结樱桃，兔子枕着狗大腿。滑稽与荒谬在李洱笔下有自己的逻辑。

现代性的普遍主义、反思性和断裂性要求李洱以冷静平视的态度和“世俗化”的视角看待乡村生活，发现当下乡村对于“致富”的追求。于是李洱放弃了挽歌式，而是以零度的风格，说明中国乡村正在迫切融入社会大语境之中。李洱零度叙事下的乡土，给读者搭建了正在通往后现代语境中的真实中国乡村，是后现代语境下“悖谬式”的存在。[4]

二、两种功能：阻断与重塑

(一)阻断“精神还乡”

乡村是原乡神话式的存在。[5]无论是批判、歌颂还是悲悯，乡村都有着深远博大的象征意义。乡村是乡土作家的精神寄托，他们在小说中或多或少灌注了自己对乡村的情感与价值判断。但是乡土中国正在现代化转型，传统文化在衰落，乡村道德观念正在不断缺失，新农村在“荒村”与“废村”间徘徊，乡土中国正在崩塌的边缘。[6]这样的现实让持有文化守成主义的作家精神返乡无果，他们恪守寓言式与回归式的叙述模式，不断表达着自己对乡村象征意味的怀念和对乡土文明坍塌的悲哀。而在《石榴树上结樱桃》里，充满人类民族秘史意味的乡村消失了，作为灵魂归属与精神寄托的乡土变成丑陋世俗、纷繁杂乱的现实乡村，李洱用近似冷酷的零度叙事，阻断了这种精神还乡，消解了围绕着乡土的灵光。[5]

1.摧毁“地母”形象

不管是笛卡尔还是康德，都将男性定义为认识主体，这是传统父权社会形成的不公平性别秩序。在我国，尤其是农村，女性长期遭受性别压迫，没有自己的主体性意识。在传统乡土小说中，不管是批判式、牧歌式还是悲悯式，乡村女性总是作为地母形象出现在乡村叙事中，她们是充满苦痛和奉献意味的母性象征。李洱认为，当乡村女性融入世俗化进程，那么整个村才算进入了世俗化进程。[7]于是在《石榴树上结樱桃》中，李洱用现代化视角，着重塑造了对政治权力充满野性且世俗能干的主人公孔繁花和孟小红，剔除掉乡村女性被历来乡土作家赋予的地母寓意，给自己笔下的女性主人公塑造了更为现实的性格特点。李洱摧毁乡村女性的地母形象，抹杀乡村旧文化象征，从而使乡村作为精神归属的想象破灭。

2.真实的丑陋

鲁迅经常在小说中对国民的看客心态给予外聚焦式的描写和批判。李洱在《石榴树上结樱桃》中，则以内聚焦下的零度叙事，对以官庄村为代表的国民性与人性进行了真实描述。雪娥在院子里撒泼，立马引来一群人看热闹；有人在西河边捞出一具女尸，孩子就又蹦又跳跟过节似的跑去看，而派出所却懒得管，因为死的不是本地人；村里倘若死了人，人们都要去看看，主要是看热闹，评判谁是真哭谁是假哭；孟小红提议把学校放学时间推迟一小时，这样天太黑，职工的孩子肯定会掉到河里，纸厂就不得不掏钱修桥……李洱没有掺杂主观情绪，而是用冷静的笔调揭开乡村一幕幕真实的丑陋现象。然而最触动人心的就是真实的坏与恶，李洱用真实粉碎了精神还乡的美梦。

(二)重塑“乡土中国”

李洱在《石榴树上结樱桃》的自序里写道：“写一部乡土中国的小说，一直是我的梦想。”[8]对于乡土中国，李洱不想局限于描摹或是祭奠，他想表现的是正在急剧变化、正在复杂的现实和语境中痛苦翻身的乡土中国，如果继续采用充满温度的“精神还乡”模式，无法真实展现后现代语境下的乡土中国。于是李洱采用零度叙事，重塑自己看到的正在积极融入现代化的新村民形象与新农村景观，于春秋笔法中暗示自己对中国乡村“当下”和“未来”的思考与判断。

1.新村民

《石榴树上结樱桃》中的村民形象可以分为两大类：普通农民和乡村干部。李洱在自序中写道：“我从北京郊区的农民脸上看到了中原农民的脸，又从中原农民的脸上看到了北京人和上海人的脸。”[8]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地理位置不再是区分人群的标准，各地的农民拥有一个共同的代名词：中国新式农民。他们在李洱的小说中浓缩成官庄村的村民，是一群积极参与现代化、主动接近城市文明的农民群体。李洱用内聚焦方式依附于主人公孔繁花，用客观冷静的笔调塑造出围绕孔繁花出现的一系列人物。

首先是农民群体。李洱用客观的眼光去观察多元化语境下的乡村，看到了一群新式农民面孔。有李尚义、裴贞这样的“乡村知识分子”，李皓这样贯通中西的放羊人，养狼发家的庆林，在县城卖凉皮的文教卫生委员祥生，修建教堂赚钱的祥民，有理想的赤脚医生宪玉，在北京算命拉二胡的宪法，混入娱乐圈的“七小灵童”二毛。这些人早已不是“精神还乡”小说中落后愚昧的农民模样，而是积极摆脱农耕束缚的新村民。他们在村民直选的制度下，对“官”的态度不再是畏惧怯懦，而是积极使用自己的选举权，甚至希望参与到领导班子里。[9]既然是零度叙事，也必然直击农民的落后一面。但李洱不写农民传统意义上的苦难，而是写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尴尬与困惑，这些困惑最直接的体现形式就是思想上根深蒂固的旧因素，正因为这些才导致计划生育执行的艰难。这样，在李洱遮蔽了主体性的零度叙事里，农民具有传统与现代混合的双重性，不再是乡土小说中一贯的受难式存在。

再是乡村干部。自建国以来，文学作品里的乡村干部总是以一心为民、毫不利己的形象出现，这显然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李洱重新审视乡村干部这一群体，用更客观实际的笔调，将他们塑造成各司其职，了解法治，但又经常把政治和人情混在一起，对权力有着极大热忱的新形象。其中，孔繁花和孟小红就是典型的范例。孔繁花是一个精明干练的女村长，她会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权利资源。对待下级，以“你开发票，我给你签字报销”为合法手段贿赂人心；对待普通农民，以“人情”和“法治”为处理手段；但她对同级和上级的忽略又显示出她单纯幼稚一面，这也说明她还没有被权力彻底异化。而孟小红，自称是孔繁花的“丫鬟”，一直以最可靠又无野心的得力助手形象示人，结果却是步步为营最后取代孔繁花的人。

2.新景观

农村与城市唇齿相依，乡土生活的变革就是中国现实的缩影。《石榴树上结樱桃》写的是21世纪最近几年中国的乡土生活，关注的是乡村中的新变革与新变革下乡村的新景观。国家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化，农民也不会脱离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虽然乡土小说在着力表现乡土背景下的寓言与神话，但这背后各种意识观念等诸多要素的纠葛与博弈，才是构成这寓言与神话的根本。因此，没有鲜明情感参与的零度叙事，成为这些纠葛与博弈更为恰当的表现方式。

新景观首先体现在政治上的村委直选。小说的重点不是歌颂村委直选的民主，而是揭露这种民主政治在乡村施行后的畸变。村长孔繁花想着“等到我不干了，一定想办法把位子传给小红”，一个“传”字体现出旧思想的根深蒂固，民主选举在根固的旧思想下只能被迫异化。孟小红私下用过继手段解决雪娥的肚子问题，又用跳墓保坟博得民心，最后串通李尚义、孟庆书和牛乡长一举夺得村长之位，乡村民主政治在官庄村就是一个形式而已。李洱将情感压制，让理性升华，冷静客观地展现出乡村民主建设的复杂与艰难。其次是经济上的养殖业发展和工厂入驻。庆林的狼狗配种站成了官庄村的“先进生产力”，孔繁花计划着开辟荒地发展养殖，这些是乡村经济的进步。但是，在改革开放、城市化的进程下，工厂入驻乡村也成为趋势，然而这伴随而来的是生态环境的污染。李洱客观地描绘了现代化下乡村经济发展的尴尬状态。最后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撞击下形成的文化混沌。作为孔孟之乡的官庄村，却没有保存住传统文化中的儒学精粹，在现代文明冲击下又引入实用功利的价值观，以至于村民整体的三观与礼仪文明都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

李洱不像别的乡土小说那样，写单一的人性善恶，以及面对文明坍塌的悲哀与无可奈何。他用自己独特的眼光，冷静的笔调，直击处于迅速变革中的乡村文化的多元与复杂，沉着思考当下乡村的现在与未来。

三、乡土文学零度叙事价值阐述

(一)真实展现21世纪中国乡土生活

李洱将整个社会的现象浓缩到一个官庄村里，又以“生死场”的形式来具体展现21世纪中国乡村在寓言与神话象征背后的各种矛盾与纠葛。他在《石榴树上结樱桃》这部小说中，通过零度叙事，真实展现了当代中国农村的“生死场”。

首先是政治生命的生死场。“生”与“死”是衡量官庄村领导干部政治功绩的重要标准。所谓“生”是指抓计划生育，一旦出现计划外生育，村长职务就保不住；所谓“死”是指禁止土葬，比如官庄村被发现有老人死了没有火葬而是偷偷埋了，孔繁花因而丢了支书一职。“一岁一枯荣，一花一世界”这样的匾额题字也暗示着官庄村人人都是政治生死场的参与者，不管是领导班子内的孟庆茂、孔繁花、孟小红，还是普通教师孔尚义和他妻子裴贞，又或者看似政治权力之外的李皓、李铁锁、雪娥、令佩、祥宁，他们都在异化了的民主政治起着关键的作用，官庄村人人都是政治斗争里的一份子，他们都必须在这“生死场”中为着“生”与“死”的问题费尽心机。在李洱冷静客观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以官庄村为缩影的真实的被政治权力包围的21世纪中国乡村形象。

再是百姓日常生活的生死场。李洱对这一方面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两个事件上：“雪娥的肚子”和“庆刚娘的坟”。生育是百姓日常生活的大事，李洱通过将计划生育设置为辅线，着重表现了百姓生育问题。李铁锁家徒四壁也要雪娥再生第三胎，张石榴因为不能生被耻笑，裴贞被强制堕胎于是怀恨在心，包括孔繁花自己都只是碍于职位才不敢继续生育。雪娥的肚子代表的是“生”，更是政策制度的规定与传统观念的冲突。计划生育虽以国策形式被颁布，可是村民“龙凤呈祥”、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庆刚娘的坟”代表的是“死”。当年政策颁布要求平坟以增加耕地面积，但庆刚娘的坟早已被人遗忘。如今巩庄村支书巩红卫想把坟迁到巩庄，好吸引孔庆刚在巩庄投资，又把这件事挑起，孔繁花在巩红卫的要挟下只得默认。后来孟小红利用这件事制造了“跳墓保坟”事件，大获民心，也彻底软化了孔繁花的防线。“庆刚娘的坟”是政策落实艰难的一个典型代表，李洱不着声色的通过这一事件又引出相关政治问题、环境问题，真实展现出乡村生活里复杂交织的各种利益搏斗。

(二)为乡土叙事提供新模式

写作是一种将作家的思考与学识通过特定模式呈现出来的方式。作家如果能将自己对现实的感受和经验用恰当的形式表现出，那这种形式就会变成作家的标识。李洱的标识一直是知识分子叙事，而当他将这种叙事特点融入乡土文学写作中，则使乡土叙事的书写也突破了传统，少了主观与情感的宣泄，更多的是冷静思考、忧虑警觉。在其乡土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中，虽然采用的是内聚焦，视角与情节展开都依附和围绕着主人公孔繁花，但整体又是没有鲜明情感参与的零度叙事。需要强调的是：李洱并不是剔除了所有个人情感，如果这样，作品就会变成报告说明文，难以具备很强的人文性。李洱的零度是以热情为底子，通过客观冷静的记述，使理性升华，再通过狂欢化的叙事语言，碎片化的叙事结构，反讽、隐喻、“陷阱式”叙事等叙事策略，将自己对21世纪正在急剧变化、在复杂现实和语境中痛苦翻身的乡土中国深层的热烈情感，用戏谑的方式表达出。在他“跟拍式”第三人称限制叙述视角的零度叙事背后，我们能感受到他对当代乡土中国的热切注视和观照。这种凌驾于个人之上、遮蔽了主体性的零度叙事，是李洱为习惯于“精神还乡”的乡土文学提供的新模式。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农民、农业是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中华民族根植于“乡土”，传统的中国就是一个“乡土中国”。回顾中国历史，可以发现乡土总是社会变革的首发地，那么在21世纪全球化、现代化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印象中传统落后的乡村也在实现着自己巨大的变革。乡村沉淀着中国最原始和厚重的历史文化，社会转型必然要对中国乡土原有的社会秩序造成很大破坏，大多数乡土作家关注“乡土”，内心拥有强烈的“乡土情结”，面对在现代化冲击下不断变化的中国乡土，都抱着一种忧患意识与悲观情绪，这在《白鹿原》《九月寓言》中可以清晰感受到。乡土中国在现代化的冲击改造下，传统文化的根基被严重撼动，也暴露出自身种种根深蒂固的弊端。这时，乡土作家们虽然认识到了这些弊端，但他们对于现代文明给传统乡土文化带来的异化更加不满。于是他们用单一的文化视角，审视乡土在全球化与现代化下乡土中国的变化，想重新建立起由美好的传统文明支撑起来的“理想乡土家园”，寻找失落的自我与精神的净土。可是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几十年现代化的改造，乡村早已不是过去的面貌，他们只能用如《九月寓言》这种寓言回归式的模式来虚拟各种乡村故事。即使这样，也只能发现记忆中质朴宁静、底蕴深厚的乡土成为历史。我们必须正视传统“乡土中国”形象在坍塌的事实。这种情况下，作为知识分子的李洱，他写出了这个正在急剧变化，正在复杂的现实和语境中痛苦翻身的乡土中国，他写出城市化下农民抛弃对土地的信仰的事实，写出农民土地意识的瓦解，“官庄村”成为权力的“生死场”，村民们开始讨论中美关系和现代化问题。正是因为李洱切断了“精神还乡”，用客观冷静的零度叙事，才能做到真实地表现出21世纪中国乡土发生的一系列“悲喜剧”。

四、结 语

后现代语境下话语体系的元叙事已经消失，没有统一的价值观念，语言空间破碎，以一种精神分裂状态呈现。李洱将这种后现代语境放置于乡土世界，用内聚焦下的零度叙事创作出不表达意识形态，以农村村委直选为主线，以计划生育为辅线，在竞选的权力运作中展现当代中国农村“生死场”的乡土小说。作者塑造了以官庄村为缩影的时代变迁时期的乡村形象，不对小说中的人物做评判，也不表现人物的主体价值，而是将审视的任务留给读者，这样一方面展现出21世纪以官庄村为缩影的中国乡土浮世绘，一方面为乡土叙事提供了遮蔽主体性的零度叙事新模式。

在这一系列悲喜剧，作者用不动声色的笔调，写下“城乡差别”越来越大的今天，积极进入现代化的乡村在谎言的掩饰下的真实变革进程中，其产生的怨恨面对内在失衡的现实也变得复杂暧昧又意味深长。李洱以零度的情感，用春秋笔法表现出自己对21世纪中国乡土深于谎言和啼笑的忧虑、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