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恩政治伦理思想新探

桑东辉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科研处，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0）

托马斯·潘恩 （Thomas Paine1737—1809）作为出身平民的思想家，是十八、十九世纪杰出的激进政治家、思想家。他积极投身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中，被誉为“自由使者”和“独立战争的笔”。 在《常识》《人权论》《理性时代》等论著中，潘恩系统阐述了他的政治主张。本文主要围绕潘恩的政治伦理思想做一探讨。

一、自然神论与无神论的杂糅——潘恩政治伦理思想的本体论

本体论不仅是潘恩思想的哲学基础，更是其政治伦理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石。潘恩的政治伦理思想是建立在他将自然神论与无神论杂糅整合而成的本体论思想基础上的。潘恩的本体论思想主要集中于他十八世纪末在法国被雅各宾派监禁时期所作的《理性时代》一书中。在该书中，潘恩集中阐述了其宗教思想。他不仅反省了自己及其家庭在宗教信仰上的心路历程，而且对基督教教义进行了自觉反思，提出了夹杂着自然神论和无神论的本体哲学。

严格意义上说，潘恩思想中的本体论前期是浓厚的天主教思想占主导。从潘恩的成长历程不难看出，他的宗教思想是深受其信奉教友派的家庭熏陶和影响的。尽管后来潘恩逐渐扬弃了教友派思想，但根深蒂固的观念还存在着对教友派教义的深切同情。在他看来，“跟其它一切宗教相比较，在道德上和在仁慈方面最接近于真正的自然神教的，就是教友派所信仰的宗教”。［1］（P390）按照潘恩的观点，与其说教友派是基督徒不如说是信自然神论者。不过，潘恩还是能比较公允地批判教友派的，不无遗憾地指出教友派把自己拘束得过分了，如果按照教友派的思想来行事，这个世界将变得毫无生气。这也正是潘恩对压抑正常人性的中世纪天主教会黑暗统治的揭露和抨击。

随着西方民主启蒙运动的日益高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不断演进，潘恩的世界观也发生了一个重大飞跃，而上升为自然神论者。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自然神论——至少对唯物主义者来说——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2］（P165）在整个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思想家们把自然神论作为向天主教做斗争的一种理论武器，潘恩就是其一。潘恩认为，自然神论是人们藉以增强对上帝信仰和道德约束的锐利思想武器。潘恩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基督教会和教义，但他并不否认上帝，而时时援引上帝作为自己的立论依据。当然，潘恩所说的“上帝”从本质含义上已不同于通常意义所理解的上帝，而被赋予了与教会的上帝迥然不同的新含义，这也正体现了他对封建教会所进行的深刻批判。潘恩在《理性时代》中开宗明义地宣传“我相信一个上帝”。［1］（P348）那么潘恩所说的上帝是什么样的呢？潘恩认为，要弄清上帝是什么，不要去查那本称为《圣经》的书，而应该去研究那称“创造”的《圣经》。潘恩把上帝论述为创造一切的超自然的力量，即所谓的 “第一原因”，声称“我知道有一种超越于一切事物之上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是上帝”。［1］（P375）“上帝的道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创造。 ”［1］（P371）并且宣称“创造就是自然神教徒的圣经”。［1］（P507）显然，潘恩 是主张有一个超乎自然之外的“上帝”，也可以把它说成是自然规律的代名词，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这个“上帝”来主宰。“上帝的道”就是创造，这是不依赖人的意志的，“人不能创造原理，只能发现原理”。［1］（P377）这就明晰地表述了自然神论的主张，并且放射出些微无神论的光芒。这为其思想最终达到无神论的高度奠定了基础。

潘恩极力宣扬无神论主张，主要是以此为理论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主义。在潘恩看来，政治革命必以思想意识的革命为先声，而欧美的思想意识是深受基督教教会影响的，是落后、愚昧和迷信的，是压抑人权、维护旧有的君主专制政体，是会阻碍新兴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因此，潘恩从本体论上确立自然神论和无神论相结合的世界观，其根本目的在于从意识形态层面荡涤基督教神学和封建君主专制思想的影响，为资产阶级革命来一次精神上祛魅。在批判以基督教教会为代表的旧势力、旧观念时，潘恩注重从基督教教义这个根本点来批驳宗教的自欺欺人。在《常识》中，他引用了大量宗教教义，来从本源上论证专制主义的罪恶。他认为正是腐朽的天主教会所维护的君主政体和世袭制度使整个世界陷于血泊和瓦砾之中。正如一切启蒙思想家都以批判经典为开端一样，潘恩对宗教教义的批判也对被教徒们奉若神明的《圣经》进行猛烈抨击。“他从《圣经》内容的自相矛盾与荒诞，其中有关创世的故事与天文学的科学材料的矛盾，以及所谓神秘、奇迹和预言的骗人实质方面,论证了基督神学体系不过是捏造出来的无耻谰言。 ”［3］声称《圣经》“那是随便什么人的手都可以写得出来的”。从而从根本上摧毁了天主教的基石，发展了启蒙思想。潘恩认为教会是由人创造出来的，目的是恐吓和奴役人。在他看来，基督教神学不仅阻碍了科学发展，也造成了人们思想的腐朽落后，压抑了人的自由民主权利，使得人丧失天赋人权。如他针对《新约》中“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驳斥道：“这是毁灭人类的尊严而使人沦为走狗。 ”［1］（P505）从而揭穿了宗教教义所宣扬的奴隶哲学，发挥了天赋人权的学说，体现了资产阶级的人性至上，强调人，歌颂人。潘恩的这些论述从本质上否定了宗教神学，动摇了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传播发展了自然神论，客观上促进了法国大革命及欧美各国的革命发展。

但不管自然神论在潘恩思想中占多么重要的地位，也不过是个过渡。潘恩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凭着对真理和自然规律的执着探索，逐步上升到无神论的高度。他虽极力宣扬“第一原因”的“上帝”，但他又赋予其新的含义，他所说的“上帝”，实质上是一种超乎自然界之上的规律。在他看来，人不能制造原理，原理的知识是宇宙的结构教给人的。他既不认为人对于规律无能为力，是规律的奴隶，也不认为人能够制造适合自己的规律，而是承认规律是存在于意志之外的，是客观的，并且能“发现”规律。进而，潘恩认为科学知识是从研究神学中得来的，技术又是从科学知识中产生出来的。显然，这里所说的“神学”是指科学的总和，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非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神学。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它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的科目。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来说，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4］（P25）可见，潘恩在这里是采用了隐蔽的斗争方式。神学对其来说，只是一个手段、标签，在标签背面却装着无神论的良药。我们今天研究他，不能拘泥于其字面意义，那会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

潘恩的自然神论与无神论思想是紧紧扭结在一起的。事实上，自然神论常常是隐蔽的无神论。在中世纪乃至启蒙运动时期，自然神论往往成为唯物主义者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式。不能否认，潘恩的无神论是不彻底的，他也同黑格尔一样给精神实体（潘恩称之为“第一原因”，黑格尔称之为“绝对理念”）贴上“上帝”这个标签，为基督教留下了避难所。

二、天赋人权与自由平等的结晶——潘恩政治伦理思想的人权论

正如潘恩的很多思想都是在论战中激发出来的一样，他的人权思想也是在与柏克的论战中产生的。1791年3月，为了把反封建专制、提倡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革命遍及全欧，同时也为了更好地捍卫尚在襁褓中的法国大革命，潘恩出版了《人权论》，严厉驳斥英国议员柏克的责难，并系统提出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新秩序的思想主张。

在《人权论》一书中，针对柏克关于法国大革命造成政府瘫痪和混乱无序的指责，潘恩毫不客气地给予回击：“这是一个懂道理的人说的话吗？据此，柏克先生就应当赞美世界上所有的政府，而把在它们的统治下受尽折磨的牺牲者完全置于脑后，这些人或卖身为奴，或者受刑致死。 ”［1］（P123-124）从而指出 “柏克先生崇拜的是权力而不是原则”。［1］（P124）针对柏克所宣扬的“政府是人类智慧的一项发明”，［1］（P188）潘恩用归谬法指出柏克的荒谬在于认为“政府是不受任何原则管辖的，它可以任意以恶为善或以善为恶。简言之，政府是专横的权力”。［1］（P189）针对柏克将《人权宣言》说成是一纸既无价值又含糊其辞的具文的污蔑，潘恩予以驳难：“难道柏克先生意在否认人类具有任何权利么？ ”［1］（P139）对于人类要求平等自由的《人权宣言》，潘恩给予了高度评价，将其前三条的内容看作是自由的基础。“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果不从这三条所包含的原则出发，并继续保持这些原则的纯洁性；这个国家就不能称为自由，全部权利宣言对于世界各国的价值要比迄今颁布过的一切法令与条例高得多，好处也大得多。 ”［1］（P186）并由衷赞颂道：“但愿这个为自由而高高竖起的伟大纪念碑成为压迫者的教训和被压迫者的典范！”［1］（P187）潘恩极力捍卫《人权宣言》，他所撰写的《人权论》在当时堪称《人权宣言》的最好注脚。客观地看，柏克和潘恩对法国大革命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区别在于：柏克推崇英国的“光荣革命”，以尊重传统为理由来反对法国大革命，认为应该求助于传统智慧,以改良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潘恩则注重理性原则的应用,高扬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极力赞美和宣扬法国革命,鼓吹法国大革命政治理想的实现和影响。［5］

从某种程度上讲，柏克代表的是保守主义，而潘恩代表的是激进主义。但在本质上，二人都是理性主义者（但对理性的理解，二人迥然而异），都主张资产阶级人权论 （但在对人权的界定和阐释上却大异其趣）。只不过柏克对民主和人权持相对保守态度。按照柏克的观点，尽管他并不否认人的自然权利，但他更强调人是社会的一份子，而社会的形成是通过人将自然权利让渡给社会权利来实现的。从而通过社会契约，加强了对个人权利的约束。此外，柏克还宣扬代际契约，支持权利在代际间的继承和传衍。按照柏克的思想，则无疑堵死了平民获得平等权利的晋升机会，维护了贵族的世袭权利。相对于出身富裕家庭的柏克，作为平民出身的潘恩则主张打破这种世袭制带来的人权不平等和阶层固化。他激赏建立在民主平等基础上的新体制，而坚决抨击维护世袭权利的旧体制。潘恩在比较了新旧体制后则认为，旧体制是对人权的压制，新体制才是对人权的解放，新旧体制二者的差别是显而易见且不可调和的，体现了理性与愚昧、进步与落后的截然对立。这种思想观点在潘恩那里是始终一贯的，也是不可改变的。早在1778年致宾夕法尼亚人民的声明和1790年的《土地正义》一文中，潘恩就一再严厉指斥旧世界、旧体制对人民的愚弄和对人权的欺凌，揭露“世袭统治就是一种奴隶制”的本质特点，呼唤理性时代的到来，号召人们以理性思考唤醒人权意识，从而勇敢地捍卫天赋人权。

追根溯源，潘恩的人权论是有其思想渊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潘恩的人权论更多的是对洛克、卢梭等天赋人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认为：“天赋人权就是人在生存方面所具有的权利。其中包括所有智能上的权利，或是思想上的权利，还包括所有那些不妨害别人的天赋权利而为个人自己谋求安乐的权利。 ”［1］（P142）简言之，潘恩的权利不过是私权，即每个人的政治、经济权利在社会中的保障。通过研读潘恩的《人权论》《常识》等论著并对勘洛克、卢梭的相关论述，不难发现，在人权问题上，潘恩是深受洛克和卢梭影响的。尽管在面对一些人关于《常识》抄袭洛克的指责，潘恩极力否认读过洛克的书，但在人权问题上的思想传承和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潘恩的思想也与洛克和卢梭有所不同。如潘恩的天赋人权思想不与财产权挂钩，而用幸福权代替财产权，列入人生来俱有的自然权利之中。他在《常识》一书中，提出社会和政府的职能之一是“增进我们的幸福”。追求幸福乃是每个人的天赋权利和政府的全部目的。潘恩用幸福权代替财产权，这是人权史上的一个创举。“追求幸福”的提法后来被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时所吸取，用幸福权代替财产权成了美国宪政的指导思想。［6］综观潘恩一生的奋斗历程和其论辩言论，他始终致力于宣扬西方启蒙思想的天赋人权主张。在他看来，天赋人权才是一个人生存的基本保障和应该毕生追求的，也只有天赋人权才能最终增进人们的福祉，提升人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潘恩的人权思想主张无疑是其政治伦理思想提体系的核心要义。

三、民主制与代议制的结合——潘恩政治伦理思想的政府论

要真正实现天赋人权，落实其人权论思想，潘恩认为必须要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作保障。而国家机器必须是在民主共和的基础上构建的，必须是民主制和代议制的完美结合。潘恩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用自己投枪一般的犀利笔触祛除中世纪以来基督教和君主制笼罩在欧陆的神秘面纱，而且致力于恢复和重建天赋人权的保障机制，创造性地提出了民主制与代议制相结合的政府建构方案和路径，从而使其政治伦理思想不仅在理论层面上形成一个完整自洽的闭环，而且为政府组织建构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现实设计和实践路径。

按照潘恩思想论述的一贯逻辑，其政府论也是从分析社会和政府入手，论述了政府的几种形式，进一步阐明了世袭制、君主制的愚昧和落后，肯定了代议制、民主制的先进和优越。在潘恩看来，社会和政府在起源和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潘恩认为：“社会是由我们的欲望所产生的，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所产生的。 ”［1］（P3）潘恩把社会和政府的起源归于人。“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 ”［1］（P3）因为社会起源于人们追求幸福的需要,其目的在于使人们同心协力，从而积极增进公众的幸福。［7］而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1］（P3）在潘恩看来，政府并非什么复杂之物，没有必要将之奉若神明，从而打碎了一直以来束缚人们思想观念的政治迷信枷锁。从潘恩对市民社会和政府的解释中不难看出，他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看作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矛盾体，以法律为界标将二者相区分，用幸福作准绳将二者相联系。［8］既然人是决定社会、政府产生的主要因素，人也就可以按自己的需要改进政府，因为“政府不过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其目的在于为全体国民——个人的和集体的——造福”。［1］（P264）在潘恩的政治伦理思想中，政府不是一个被动的“守夜人”角色，相反，是去不断地增进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的积极政府。［9］（P299）在潘恩看来，政府要同这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那样，随时可加以改进。只有这样，人在社会和政府中才能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而不为特权和君主所限制，因为政府的唯一目的是谋求普遍的幸福。反之，这样的政府就必须加以改革。于是潘恩总结说：“政府不是出自人民之中，就是凌驾于人民之上”。［1］（P145）而当时的法国政府恰恰是以其封建特权来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因此，为了恢复神圣的天赋人权的不受侵害，必须摧毁封建专制机器，代之以新形式的政府。这就必须开展革命，而“革命的目的在于改变政府的道德面貌”。［1］（P277）法国大革命正是顺应了欧洲革命的潮流，其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主张代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精神。

潘恩的整套政府、国家学说，是建立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上的，尽管其政府观带有启蒙学说的痕迹，但在本质上却有不同。启蒙学者们当中,洛克主张并非人人都有选举权，卢梭则认为大国需要君王政府来统治，民主政府只适宜于小国。而潘恩却倾向于主张普选制，他坚持认为政体应以一切人的幸福、自由和安全为目标，尤其强调 “建立广泛和平等的代表制”，并且不受财产资格限制。［10］潘恩还从政府起源上，把政府“归结为三大类：第一，迷信。第二，权力。第三，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人类的共同权利”。［1］（P144）在这里，第一种是受僧侣控制的政府，第二种是征服者的政府，第三种是理性的政府。显然，第三类政府是出自人民之中的理性政府，要远远优越于前两种用迷信和征服手段来侵凌人民权利的政府。他反对将政府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订立的契约，认为那是倒果为因。他的依据是人先于政府而存在，在根本上说并不存在可以与之订约的统治机构。潘恩的社会契约论是建立在平等民主的人权思想上的。在他看来，政府的产生在于许多个个人以自己的自主权利互相订立一种契约。这才是政府产生的唯一方式和政府赖以存在的唯一原则。潘恩的理想政府正是这样一种人人以平等的自主权利订立契约而集合起来以保护其天赋权利实施的组织形式。

潘恩在批判了君主制、世袭制等封建专制制度腐朽的同时，热情颂赞了代表当时革命倾向的民主制和代议制，提出了建立民主与代议结合的政体。潘恩奉理性主义为圭臬，把理性运用于道德和政治领域，让现存的制度接受理性的检验。［11］他首先批判了代表封建专制的贵族制、世袭制，认为这种落后的体制是“倾向于使人种退化”。［1］（P158）同样，君主政体也和世袭政体一样落后于时代。在潘恩看来，“所谓君主制……总归是可鄙而又愚不可及”，［1］（P248）甚至完全是一个骗局。 这种骗局是与世袭制紧密相连的。因此，“一切世袭制政府按其本质来说都是暴政”。［1］（P237）能让这种政体存在，简直是对人类理性的极大讽刺。在批判世袭君主制的同时，潘恩以英国政体为例，抨击了带有妥协性的君主立宪政体，指出这种貌似开明的政体，实质上并未达到共和。潘恩打了个精妙的譬喻，他指出，一方面革命者十分聪明地对专制君主政体关门下锁，但同时又十分愚蠢地让国王掌握了钥匙。这种掩耳盗铃、愚弄人民的做法一经潘恩点破，就引起了英国统治者的极度恐慌，曾以其言论多“诽谤之辞”对他提出公诉。

潘恩比较了民主制、贵族制和代议制等政治体制，他认为其中民主制和代议制相对更优良。“共和政体体现自然状态，而君主政体则体现不平等的权力。 ”［1］（P85）“所有统治一国人民的世袭政府乃是对人民的奴役，而代议制政府则是自由。 ”［1］（P267）某种程度上，潘恩的政府论是在民主制指导下的代议制。换句话说，民主制是政府建构的起点和基础，而代议制则是政府建构的具体形式。潘恩极度颂扬代议制的优点。在他看来，“代议制集中了社会各部分和整体的利益所必需的知识。它使政府始终处于成熟的状态。 ”［1］（P246）并且“把大量关于政府问题的知识普及全国，从而扫除了愚昧，杜绝了欺骗”。［1］（P249）这就大大优越于君主制。“代议制以社会和文明作为基础；以自然、理性和经验作为指导。 ”［1］（P241）这就是大大优越于世袭制。不仅如此，代议制彻底体现天赋人权，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潘恩关于代议制是最好政府的理论，在近代具有开创的意义。他把人民主权原则和代表议事方式结合起来,从而将代议制民主理论向着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方面推进了重要的一步。［12］

事实上，潘恩思想中擘画的理想政体是共和制，是一种将代议制和民主制结合在一起的集合体。“所谓共和国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政府体制。它完全体现了政府应当据以建立与行使的宗旨、理由和目标。”［1］（P243）并且宣称“任何一个政府，如果不按共和国的原则办事，或者换句话说，不以公众的利益作为其独一无二的目的，都不是好政府。……代议制最适合于达到国民要付出代价来支持的目标”。［1］（P244）尽管潘恩极度颂扬代议制，但他也敏锐地看到代议制的缺陷，认识到代议制毕竟是一种议会制，不能实现完全的民主，也就是说在民众参与政治方面存在不彻底的地方。因此，潘恩主张最理想的政治体制是民主制与代议制的结合体。潘恩正是在极力颂赞代议制与民主制结合的共和国的同时抨击了世袭制和君主制，反对特权专制。他认为政府权力源于人民，它不是授予的，就是僭越的。只有授予的权力才是合法的。

潘恩把美国作为理想政府来描述，说“他们抵制一切世袭的东西，把政府仅仅建立在代议制基础上”。［1］（P244）同时，美国政体又结合了民主制，是代议制同民主制的结合。在他看来，“全部建立在代议制基础上的美国政府才是在性质上和实践上现存的唯一共和国”。［1］（P244）这就是潘恩的所谓代议制和民主制。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作为早期资产阶级所追求的政体，在法国大革命方兴未艾之际提出来，是有其深远意义的。今天看来，潘恩以代议制为核心的政府论无疑有着其历史局限性，但客观地讲，在十八、十九世纪，潘恩高扬民主自由下的代议制政府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对当时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启蒙和推动作用。正是由于潘恩的影响，美国式的民主和政府体制才得以更加迅速而深入地在欧洲大陆传播。尽管潘恩没能成功说服大革命时期的法国走美国式民主政体道路，但不可否认，潘恩的民主制和代议制相结合的政府论还是深深地影响了欧洲激进民主主义者，不同程度地推动了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潘恩的代议制与民主制结合的立国思想不仅影响了欧美革命，甚至孙中山在领导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也部分地借鉴了这种立国方针。譬如，孙中山先生在领导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将美国政体看作是理想的政体。在政府组织建构方面，孙中山也曾幻想建立完全意义上的民主制政府，通过直接民主，实现“全民政治”和“主权在民”。但面对中国的庞大疆域和人口众多的现实，孙中山也提出通过“国民大会”和分权等形式，通过间接民主，建立代议制政府。事实上，孙中山的政府论是深受美国共和国政体影响的。孙中山将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相结合的政府建构蓝图，这里面不乏潘恩将民主制与代议制相结合的政府论的影子。由于孙中山的政府论与本文论题关系不大，兹不展开论述。但从中可见潘恩的政府论对欧洲大陆以及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潘恩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中，以自然神论为主、同时闪烁着无神论的光芒的本体论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建立在天赋人权、平等自由基础上的人权论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要义；主张代议制和民主制相结合的共和政体之政府论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制度保障。本体论、人权论、政府论共同构成了潘恩政治伦理思想体系的“三驾马车”，支撑起其政治伦理思想的体系架构。客观地讲，潘恩的政治伦理思想不仅对美国独立和政权建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推动和影响了整个法国大革命，对我们今天加快全球政治的民主化、现代化进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