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自我”：《倾城之恋》细读及重释(上)

袁 少 冲

(运城学院 中文系，山西 运城 044000)

对《倾城之恋》主题的把握，白流苏、范柳原人物形象的解读，长期以来受到张爱玲本人强大“意图谬误”的干扰。她伪装成叙述者，常常在文本中对范柳原、白流苏做出论断，并对二者的关系进行解释。这些论断和解释穿插在文本的细碎角落，或隐或显，却在不知不觉间拘牵着读者的心神。其实，张爱玲本人说过这样的话，“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的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1]95。《倾城之恋》原本应该是这样的作品，然而它的光芒却被作者的主观意图遮蔽了大半。本文尝试重新细读《倾城之恋》，并在细节性分析中进行主题重释。

一、恋爱中的隔膜、“围城”与自我追寻

白流苏与范柳原的相遇，似乎是个注定的偶然。范柳原的相亲对象本是七小姐宝络，但四奶奶出于私心生把其女儿安插进来，引起宝络的强烈不满，强拉流苏上车占座以挤掉金枝金蝉。换言之，与范柳原的谋面对流苏而言完全是被动的、计划外的。奇妙之处在于：一来宝络谋算着让流苏当帮手打击四奶奶，却没想到原本的陪衬成了主角；二来，偏偏是四奶奶的自私算计把流苏推到了范柳原面前，而她对待流苏原本最是刻薄。正应了那句老话：人算不如天算！

另外，从范柳原在小说前后的种种细节可以看出，流苏其人亦新亦旧，但恰恰这个亦新亦旧的女人才有可能吸引范柳原。比如在流苏与宝络中间，更旧式、更传统的应该是宝络，不料范柳原大概没有正眼看过她，因为太旧了就无法和新潮的柳原有言语行为上的沟通。而太新潮的女人柳原见得太多，这样的女人只是交际场合文雅游戏的对象。吸引柳原的恰恰是流苏身上的那种更传统、更中国化的气质，不过，二者最初的交往手段却是跳舞这种极西化、新潮的方式。可见，早在流苏与柳原故事的开端，就已经充斥着种种奇怪的新与旧、中与西的错位、纠葛。

当然，这其中亦有合理性在。首先，范柳原并不真的懂中国，他只能感受他相像中的中国；其次，囿于自己洋化、西化的背景，他对中国女人的相像有显然的局限。像宝络那样通过“珍珠耳坠子，翠玉手镯，绿玉戒指……花团锦簇”这种讲求以物显贵、门当户对的更传统、更中国的相亲方式，反倒令柳原无感。实际上这种方式恰恰是传统文化的僵化变质，不能代表中国文化更本质、更精髓的东西。[注]另一方面似乎也在暗示柳原所看重的并非物质，而更在意人的内在气质、心灵。所以，范柳原只能感受和接受其理解范围之内的“中国”，因为范柳原终究戴着一副颇为洋化、个人化的眼镜。流苏太新了不行，柳原对于新潮、洋气早已麻木无感[注]如萨黑夷妮口中的所谓上海人，柳原对之难有兴致。流苏则不像她眼中(洋气)的上海人，恰恰是这个“不像”，反倒吸引了范柳原。；太旧了也不行，太旧了就超出了柳原感知的界线，二者没有可供沟通的桥梁；不新不旧、亦新亦旧反倒刚合适。

和范柳原的初次会面，自然非常重要。柳原在众多相亲对象中，独独于流苏身上发现了他所欣赏的“中国味道”，初见之后竟不惜费心思、花大钱把流苏请到香港，制造单独相处的机会，很有些一见钟情的味道了。而在流苏心里，虽然对范柳原说不上有动情，但至少有了较深的印象和莫名的好感。三奶奶他们统共没听上范柳原三句话，他却拉着流苏跳了三支舞，还献上不少殷勤话。流苏在整个过程中虽说既无意又被动，但范柳原的青睐到底让她给了白公馆“一点颜色看看”，让平日里拿她当笑话看的人们也多少“刮目相看”一些。“他们以为她这辈子已经完了么？早哩，她微笑着”。可见，范柳原表露的那些爱慕之言(尽管流苏并不真信)，既能挽回一些她的尊严，也能让她对此生重拾信心。毕竟，在和徐太太的对话中，流苏早把自己描述成一无所有、一无所长的二婚大龄妇女了。故而，流苏若对柳原生出一些感激，也是人之常情。

另外，流苏凭着自己过往应付男人的经验，看得出范柳原在交际场上对女人说惯了谎，不敢确定他是否真心，反倒戒心连连，“她不能不当心——她是个六亲无靠的人。她只有她自己了”。流苏的孤苦无依、无以聊生，形成极为沉重的生存压力，她要追寻的“自我”中经济成分(生活保障)愈重，愈使她难以打开精神与情感的大门(正常的恋爱一般情形下，往往是不计利害、不管不顾的)。这样的心态，遇上了做感情游戏的人还能自我保护，若遇到认真的对象却反而设置了两心互通的障碍。流苏和柳原之间，大体上属于后者。

鉴于这些复杂的因素，柳原在流苏心里有深切印象，否则她不会在徐太太提出一同赴港时就想到，“难不成是范柳原的诡计？”即使这么重的戒心，流苏也至少没对柳原有厌恶、反感，这是二者关系发生良性转机的基础。因此，就算是范的诡计，流苏也准备拿她的前途来下注了。值得一赌的原因还有一个，若能在白家人“虎视眈眈”下俘获范柳原，则可以“出净她胸中这一口气”，既报复旧家又提升自己的尊严。

再次相聚虽距初见没隔几日，且流苏也早有了心理准备，但她再遇柳原的反应却大大出乎自己的意料，“一颗心已久不免跳得厉害……那范柳原虽然够不上称作美男子，粗枝大叶的，也有他的一种风神”[2]175。流苏的这些下意识表现，跳出了她接近柳原的经济目的，是较为感性、单纯的女性心动，说明她对柳原确实颇有好感。只是她的前途，她欲重建的“自我”，太沉重，仅凭这点好感还不够，她须得先确定柳原的真心，还有名分及物质保障。

总体而言，两人的恋爱形成了这样的怪圈与僵局：虽然郎有情、妾有意，但流苏因为生活的重压，情感被物质绑架，使她患得患失地掖藏着真心，希求先得到婚姻[注]在流苏“自我”里，经济的比例更重，但这不是说，流苏没有精神上的追求，只是常常被前者压倒、吞噬罢了。而在柳原一方，在看不到流苏的真心、得不到心灵共鸣之前，他不会谈婚论嫁。一个要先得到保障才敢去爱，一个要先得到爱才给名分，互相都在自己的立场上坚守着、僵持着，看谁先迈出妥协的那一步。他们不是相互用真心去体察对方，第一时间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着想，而总是下意识地从自己出发。尤其是范柳原，他不愿自己的婚姻是具漂亮的空壳，这样的婚姻在他看来形同肉体上的长期卖淫；同时他也不愿让婚姻成为自己的约束，因为“犯不着花了钱娶一个对我毫无感情的人来管束我”；并且还认为这样的婚姻“太不公平”，对流苏而言“也不公平”。[注]这样的看法，多少也透露出范柳原心里的讲求平等、尊重女性的现代意识。在范柳原的心中，他是固执地要将爱情与婚姻画上等号的。此外，柳原特有的做派，习惯了调情、说谎、油嘴滑舌，即便讲些真话也令人真假难辨。所以，两人的恋爱之路曲曲折折，充满了误会、错解与隔膜。除了以上双方的主观因素外，二者客观上知识背景、人生经历、生活阅历、情感体验的差异、错位，也不免造成障碍、隔阂。当范柳原说流苏“特长是低头”“善于低头”的时候，流苏还无法听懂。此时，她对柳原的身世经历、脾气性情还太过陌生，无法清晰感知柳原究竟在意什么。比如，她不知道在柳原眼中，“低头”代表的是一种以含蓄、柔顺、羞涩为特征的东方美感与行为方式。在香港饭店的舞池中，柳原说他“认为好女人还是老实一些的好”，其实是把流苏当作老实的好女人珍视的，但流苏却以为没这么简单。其一，依据她较为传统、旧式的认知尺度，标准的老实女人不会这么四处抛头露面、应酬交际，与陌生男子跳舞寒暄、肌肤相触，自己就不算是彻底的老实女人。其二，她也不相信柳原会真的喜欢老实的好女人，不然宝络那样旧式闺秀为何提不起柳原的兴致。所以，她才会说柳原“自私”，以其以往对那些风月老手的经验去理解柳原的话，把他想成“你最高明的理想是一个冰清玉洁而又富于挑逗性的女人。冰清玉洁，是对于他人。挑逗，是对于你自己。如果我是一个彻底的好女人，你根本就不会注意到我！”[2]177这样的对话里，双方都听不大懂。有时候想多了，有时候又想少了；有时候想简单了，有时候又想复杂了；有时候把真的当成假的，有时候亦可能把假的当成真的。

其实，柳原与流苏的交往之初，已经比较坦诚地讲了许多真心话，这于他确属难得。无论称赞流苏“特长是低头”，觉得好女人还是老实些好，还是认为流苏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并且“真正的中国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永远不会过了时”，均乃其心声之倾吐。但流苏却不甚明白所谓“中国女人”到底何意，因其没有柳原那样华侨的视角及经历。柳原对中国女人的认识、想象，建立在其常年异国漂泊、养成了西化倾向的心理图式上；但又在西方文明中幻灭孤独，对故国之“(自)我”有浓烈、敏感的期待与感应——这些都不是流苏能猜得透的。是故，双方对“中国女人”的理解大相径庭，产生困惑在所难免。

流苏虽不知道柳原口中的“中国女人”为何物，但举手投足便自然流露出和“低头”相类似的“中国女人”气质。如柳原借口“白小姐有点头痛”把她领出来的时候，流苏虽有不快却隐忍着顺从；当柳原提议“到那边去走走”的时候，流苏“不做声；他走，她就缓缓地跟了过去”；“柳原靠在墙上，流苏也就靠在墙上”。这些细节都显露了流苏较为柔顺、依从、乖巧的一面，在柳原眼里即是典型的“中国女人”特征[注]小说中的那个萨黑夷妮也很有意思，自己是印度人却处处体现了西方女性的现代特征，很能代表柳原司空见惯的女人类型。他在小说中主要作为比较对象而存在：和柳原相比，她是一个较为彻底的“无根”者且安于这“无根”，柳原则一直想找到自己在中国的“根”；和流苏相比，后者身上的中国特征愈发明显，在柳原看来便愈是珍贵。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流苏与柳原在墙下的那段对话，都是最重要的细节之一。此时二者远远地撇开了众人、撇开了城市的烦嚣，这沉静的两人世界，适合倾诉心声、表露真情。并且，经过初步熟悉，相互的了解也逐渐加多，彼此开始试着打开心门。但实际的对话中，依旧充斥着各种误会与错解。

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2]180

在这段话里有一个深与浅的错位。柳原的告白，包含着他在长年流浪英伦时对西方现代文化的那种幻灭感、危机感、边缘感；以及生意场上、交际圈中处处虚伪、装假、势利、算计的疲惫与厌倦；还有关于现代人心灵遥远、真心难觅的感慨。这些复杂而深层的感触是柳原坎坷生命体验的凝结。但在流苏那里，则完全不解其中真味，只给出一个浅层的回应，还带着指责柳原为自己开脱的意思，“你自己承认你爱装假，可别拉扯上我！你几时捉出我说谎来着？”回应的浅是因为理解的浅，她只能听懂部分的字面意思，客观上既没有柳原特殊的视角与体验，主观上也没有意愿站在柳原的立场上去体会、揣摩。

柳原意识到流苏的不懂，但并不死心，继续吐露他郁积许久的心里话，从自己的身世经历说起：

我知道你是不快乐的。我们四周的那些坏事、坏人，你一定是看够了。可是，如果你这是第一次看见他们，你一定更看不惯，更难受。我就是这样，我回中国来的时候，已经二十四了。关于我的家乡，我做了好些梦。你可以想像到我是多么的失望。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不由自主的就往下溜。你……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2]180

这段话固然有对自己玩世不恭的现状作解释的意思，但更希望流苏能了解他的过去，知悉他回国后精神备受打击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更加明白、体谅自己。流苏却没有顺着柳原的思路去尝试着同情、理解，而是从自己的经历中来领会，“试着想象她是第一次看见她四嫂”。于是，答出了这样的话：“还是那样的好，初次瞧见，再坏些，再脏些，是你外面的人。你外面的东西。你若是混在那里头长久了，你怎么分得清，哪一部份是他们，哪一部份是你自己？”[2]180流苏此次反应，在层次上倒是加深了，包含着她痛彻的人生体验，是真心话。

麻烦的是：两人不说真话自然难有心灵的碰撞，而即便都说了真话也不一定能心意相通！此处的流苏和柳原已经渐渐有了深层对话，倾吐了内心深处的感受，且主观上他对她有情、她对他有意，但二人仍站在自己的世界里，固守各自的立场。实际上，他们的“自我”都是残缺的，要让“自我”完整，都需要对方来成就自己。然而，又都不愿率先放下自己，到对方的世界里主动去拥抱、体谅、慰疗他者的灵魂。于是，愈守着自己便愈没有“自我”，愈警惕别人反而愈捆住自己！看起来多么怪诞、可悲，然而，人性——往往如此。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描述了传统社会的一个怪诞结构，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

去了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这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3]451

这是一种前现代的人与人关系的写照，一种人与人“互相牵掣”的死结，然而即便破除这“吃人—被吃”的结构之后，是不是现代人就真的自由了呢？也许只是陷入另一种互相的“牵掣结构”之中：没有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般天经地义的义务关系，每个人都依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处世；每个人都不愿为了别人而奉献自己，每个人都又渴望且需要别人来为自己奉献；先奉献了自己固然能赢得真爱、完成自我，但也很可能受骗、吃亏，但不奉献又大体注定了孤独；每个人都既不愿吃亏、不愿奉献又不愿孤独，但多数时候正是前者造成了后者；每个人都总想成为被别人、被上苍万千宠爱的那一个，期待着少之又少的小概率事件砸住自己；而自身则永远无须冒险、受伤，无须先行主动地迈出第一步！

范柳原和白流苏之间即是这种现代式“牵掣结构”的典型。即便是真话，也是各说自话！流苏其实只是说了自己的真实体会，没有评判、批驳柳原的意思。但站在柳原的角度上，他自然不知道流苏想起了四嫂，喟叹的是她自己的伤痛，却以为这是对自己的异议与反驳。真心告白反遭指责，失望之情溢于言表，他默然良久方道“也许你是对的。也许我这些话无非是借口，自己糊弄自己”。于是，先是流苏不理解他，接着他也误会流苏。进而，柳原想来想去又不服气，因为“其实我用不着什么借口呀！我爱玩──我有这个钱，有这个时间，还得去找别的理由？”[2]180但这种抗辩早就偏离了自己的初衷，所以仍旧是沮丧，风度再难维持，只能烦躁地说“我自己也不懂得我自己──可是我要你懂得我！我要你懂得我！”这才是柳原的本意——希望流苏能懂他。虽然流苏连他的话都还不懂，但在这么多年来谋面的女性之中，至少流苏激起了他倾吐心声的欲望，所以，尽管他“心里早已绝望了，然而他还是固执地，哀恳似的说着：‘我要你懂得我！’”其实，二者沟通的不畅，从流苏话后柳原的反应中就能看出，“嗤的一笑道……静了半晌，叹了口气……默然，隔了一会方道……突然笑了起来道……思索了一会，又烦躁起来……心里早已绝望……还是固执地，哀恳似的说着”[2]180-181。这一连串表现，说明在与流苏的对话中：其一，柳原处处受阻，几乎每句话在流苏那里都会有错解，出乎他的意料，令其讶异；其二，谈文明的毁掉、人与人的真心，谈自己对家乡的期待与打击，是真得希望她能理解、能懂得。柳原的态度，与其说主动，毋宁说是相当迫切的。

故在二者的对峙之中：柳原是更主动、更敞开、更坦率的那个，带着无法把握自己的迷惘；他的率真也因为他有恃无恐，即经济地位的优势；他需要的主要是精神性的，然而，其精神需求程度很高，若达不到他便不会有婚姻的承诺。相比之下，流苏是更封闭、更具戒心的那个，封闭和戒心只因她一无所有，一无所有故需要找寻依靠；不能说他对柳原无意，亦非无情感欲求，但必须先求得生活(物质保障)；她的凭借只剩下这点青春，由于太过珍贵，便愈是敝帚自珍。所以，流苏的追求中，物质的比重更高，经济的不安全致使她神经紧绷，紧紧攥着其唯一的砝码——真心与青春。从这个角度看，那个相互对峙中的“牵掣结构”又似乎含着某种“围城”：想要(围)城外之物，蜷伏自我(围城)之中。

流苏在自己的“围城”中是无法体贴入微地想柳原之所想、感柳原之所感的，虽然她面对柳原“我要你懂的我”的哀恳，愿意试一试，安慰道“我懂得，我懂得”。然而，恍惚中“她不由得想到了她自己的月光中的脸，那娇脆的轮廓，眉与眼，美得不近情理，美得渺茫”。这个细节非常典型地描画出流苏的立场与心态：嘴上安慰柳原“我懂得”，心中也分明愿意试一试，但心思偏偏无法真正留在他身上，而是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的面庞、轮廓和眉眼，带着显明的自怜自珍，暗示着流苏对其立场的偏执与固守。这言与心的矛盾其实她自己也有所察觉，甚至也觉得不好意思，故“她缓缓地垂下头去”。范柳原当然也看得分明，难以再较真下去，恢复了他惯有的轻薄调笑。

晚上回到旅馆，流苏有一番仔细的思量：

原来范柳原是讲究精神恋爱的。她倒也赞成，因为精神恋爱的结果永远是结婚，而肉体之爱往往就停顿在某一阶段，很少结婚的希望，精神恋爱只有一个毛病：在恋爱过程中，女人往往听不懂男人的话。然而那倒也没有多大关系。后来总还是结婚、找房子、置家具、雇佣人──那些事上，女人可比男人在行得多。她这么一想，今天这点小误会，也就不放在心上。[2]181

相处多天之后，流苏终于改变了原初对柳原的判断。正如此前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定的那样：范柳原在流苏那里想要的只是她的肉体，且一旦得手按照他浪荡公子的作风基本上就是始乱终弃了；所以流苏才千万要守身如玉，不能让柳原得逞，吊着他才有机会；两人的恋爱就是在此基础上的博弈算计、斗智斗勇。可能流苏此前对柳原的认识亦大体如是，所以处处提防他的侵犯，但预想中的不轨之举却始终未至，甚至连她自己都纳罕，好似一脚踏空。与柳原有深入接触之后，流苏却发现“原来范柳原是讲究精神恋爱的”，这个“原来”，开始修正了她的看法，在其内心，终于认识到柳原要的不是肉体那么简单——他是讲求精神恋爱的。

只是，她对柳原的防备还没那么容易顷刻消散，结果次日当柳原问她想去海滩或是进城的时候，她觉得海滩虽然热闹但未免“行动太自由一点”，才提议进城。在大中华的那番对话，又同样处处充满误解。

柳原说自己和流苏在一起爱干各种傻事，很有些恋爱中人甘心放下自己、情愿迁就对方的意味；流苏却说“你被我传染上了傻气，是不是？”想陪柳苏到马来亚的森林以回到自然，以便看到一个更真实的、更自然的流苏；流苏却以为他在占自己便宜，回道“少胡说”。柳原说她不适合穿偏暴露或洋气的西装，而满洲的旗装或许更合适，仍然是在赞美流苏身上的那种古典的东方韵味，和之前屡次提及的“中国女人”相呼应，并且强调这是正经话；流苏却说是不是人丑怎么穿都不合适。柳原分明意识到其中的误会，解释说流苏身上的很多下意识的小动作有着古典的浪漫气氛，不像是他熟悉的那些所谓现代人，倒像是唱京戏。若联想到流苏在与三哥四嫂吵翻后的某个细节——孤身于镜前打量自己，并随着四哥的胡琴“微微飞了个眼风，做了个手势……走一步路都仿佛是合着失了传的古代音乐的节拍”——这种感觉准确而传神，分明是赞美。不料流苏的错解更是离谱，她听话的重心全落在“唱戏”二字，以为柳原暗讽她作假。如此“驴口不对马嘴”的谈话，怪不得范柳原“黯然”起来。并且，通览其对话，流苏似乎每句话都误会柳原，柳原反倒是处处迁就流苏，谈话节奏始终被她的误解带着走偏了。

不过，柳原的话虽然流苏还不大懂，可种种行为、举动、态度已令她对柳原的先期判断从心底有了改观。

他每天伴着她到处跑，什么都玩到了，电影、广东戏、赌场、格罗士打饭店、思豪酒店、青鸟咖啡馆、印度绸缎庄、九龙的四川菜……晚上他们常常出去散步，直到深夜，她自己都不能够相信，他连她的手都难得碰一碰。她总是提心吊胆，怕他突然摘下假面具，对她做冷不防的袭击，然而一天又一天的过去了，他维持着他的君子风度，她如临大敌，结果毫无动静。她起初倒觉得不安，仿佛下楼梯的时候踏空了一级似的，心里异常怔忡，后来也就惯了。[2]184

所谓“日久见人心”，在长久的相处中，柳原的表现让流苏对他“多了一层认识”，逐渐放下戒心。于是，此前因为行动太自由而让她警惕的“海滩”，流苏也开始觉得“去去也无妨”，且一去就“消磨了一上午”。

当沙滩上有沙蝇叮咬，柳原提议“我来替你打，你来替我打”的时候，是流苏首先“果然留心着，照准他臂上打去”，并且还叫着“哎呀，让它跑了”。这种肌肤相触原本是流苏一直敏感提防的行为，此时反倒是她率先做出这明显亲昵的举动，从其叫喊中不难看出此举是下意识的。这个重要的细节，一来说明，柳原在流苏心中的形象已经转变，并且也已经逐渐赢得了她的信任，两人的关系进入一个更近的阶段；二来表明流苏也不由自主地打开了此前一直紧闭着的心门，哪怕只开了一条缝。这才会有“两人噼噼啪啪打着，笑成一片”。此时的两人处于自然、放松的状态，故作的矜持、生活的重压、僵持的泥潭、自筑的围城都统统被忘掉、被放到一边。张爱玲说过，“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1]94，这种像亲密恋人那般笑打一团之状，或许正是二人共同“放恣”之时。

然而，孤苦无依重压之下的长久矜持与淑女身份，在流苏心中毕竟既是自我保护也是和柳原相持的砝码。当她意识到自己是不是过了头、突破了底线的时候，便会本能地意识到(因放开自己而使她处于二者关系中被动境地的)危险，故而重启自我保护的心理机制。她在笑打中无缘无故地“被得罪了，站起身来往旅馆里走”，其实就是意识复苏后的(本能性的)自我保护行为。流苏回到旅馆，发觉柳原并未跟来，就拿望远镜往海滩上看，当发现一个女人躺在柳原身边时——“就把那萨黑夷妮烧了灰，流苏也认识她”。拿望远镜看，说明她紧张柳原；把萨黑夷妮烧成灰她也识得，说明流苏心里有了强烈的嫉妒；这些细节昭示着流苏其实已对柳原暗生真情，不再驻留于当初的“好感”阶段。不过，即便已有真情，但毕竟还有那么多经济、生活上的考虑，流苏依旧放不下自己。

此事过后的两天里，范柳原不是像往常那样向流苏赔不是，而是偏偏和萨黑夷妮厮混，故意把流苏晾在一边。细心的读者可能还记得，当初柳原以流苏头痛为由把她从香港饭店拉出来的时候，流苏乖乖随他离去的理由是“不愿得罪了他，因为交情还不够深，没有到吵嘴的程度”。而如今两人故意冷落对方的情形，分明带有互相赌气的味道，反而说明二者不像之前那么见外了，如同恋爱中正常的男男女女那样。所以，当柳原试探出流苏有为自己吃醋的意思时，立即言归于好。

至此，两人的关系有了推进，但那敞开心扉的刹那，远不能扫除其长久的隔膜，也不能填补经济落差带给二人的情感上主动、被动的沟壑。当流苏重又退到其心理保护伞之后，她仍旧难以真正理解柳原。流苏有她的小心思：表面上和柳原热了些，心里却有着别的盘算。流苏如何看待柳原乐见她吃醋呢？

他使她吃醋，无非是用的激将法，逼着她自动的投到他的怀里去。她早不同他好，晚不同他好，偏拣这个当口和他好了，白牺牲了她自己，他一定不承情，只道她中了他的计。她做梦也休想他娶她。……很明显的，他要她，可是他不愿意娶她。然而她家里穷虽穷，也还是个望族，大家都是场面上的人，他担当不起这诱奸的罪名。因此他采取了那种光明正大的态度。她现在知道了，那完全是假撇清。他处处地方希图脱卸责任。以后她若是被抛弃了，她绝对没有谁可抱怨。[2]186

流苏已经承认柳原对她有情感上的需要，但还是坚持地认为柳原“不愿意娶她”。并且，在夜话“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次日清晨，当柳原说她别枉担了“范太太”的虚名之时：

流苏吃惊地朝他望望，蓦地里悟到他这人多么恶毒。他有意的当着人做出亲狎的神气，使她没法可证明他们没有发生关系。她势成骑虎，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爷娘，除了做他的情妇之外没有第二条路。然而她如果迁就了他，不但前功尽弃，以后更是万劫不复了。她偏不！就算她枉担了虚名，他不过口头上占了她一个便宜。归根究底，他还是没得到她。既然他没有得到她，或许他有一天还会回到她这里来，带了较优的议和条件。[2]188-189

流苏的这两次心理活动，诱导了许多读者对二者恋爱性质的看法，及对范柳原的观感。比如所谓范柳原不愿结婚只是想包养她做情妇，以及二者之间的谋算、较量关系等等。然而，这些看法合理的前提是：流苏足够了解柳原，没有对他以及二者的关系产生误解。可通过前面大量的细节分析：流苏还没有真的走进柳原的内心，她连范柳原的话还听不明白，言谈之间误会百出，心与心的熟悉默契完全未建立起来，此情此境中流苏怎么可能不误解柳原(对柳原的误解将直接导致对二者关系的误解)。

站在流苏的立场上，她的所想所思不无道理。比如，在激将的当口投怀送抱，对于一般的浮浪公子也很可能确乎“不承情，只道她中了他的计”；若流苏当真要逼她做情妇，自己的迁就还真有可能便宜了柳原，所以不让他如此轻易得逞，才可能为自己增添砝码等等。从中亦能看出，流苏对人情世故还是有一套自己的认识，有一套应付人的经验。但若站在范柳原的立场上，何尝没有他自己的道理：为什么要给一个连自己的话都听不懂的女人以承诺、以婚姻呢？

所以，在这种隔膜情境中，同一恋爱，双方各自固守其立场，并有着不同的“自我”追寻之需要(一个偏物质，另一个几乎纯然是精神的)，还秉持两种相互错位的爱情婚姻观念。范柳原在较为现代的英伦长大，不免耳濡目染地接受某种讲求情感基础的现代婚姻观念，再加上自身要追寻一个中国式“自我”的内在需要，更提高了对情感上相互理解、契合的程度。而白流苏生长在传统的旧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惯例，以及女性依附地位的社会文化，都造成对纯粹情感的欲求度不高，容易被婚姻所赋予的“自我”归属、安稳特征所覆盖，两者之间确乎有算计，但流苏与柳原所算计的，并非同一个东西，流苏只能依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去揣测柳原的算计，然而很可能是错的。比如，流苏认为柳原算计的是一个情妇，其实柳原想要的绝非一个情妇那么简单(仅仅找一个情妇无须如此费力劳神)，他要的是一个能刺入自己灵魂的“真正的中国女人”。这种误解也是两人中西新旧标尺上的错位造成的：二人之中，流苏是更旧更中国的那个，她在自己的情感中屡屡想到家乡、望族、爷娘，说明她的爱情婚姻观还带有极大的传统烙印，在她的眼里一个男人把女人带往异地，独处这么多时日，出入肩并肩，深夜不避嫌地到海滩散步，连别人都觉得流苏应该是“范太太”了，到这种程度完全应该确定他们之间的名分或婚姻了；但柳原是那个更新潮更西化更现代的那个，在他的理解中(别忘了他在英国生活了24年)婚姻不是父母之命、门当户对，自由恋爱精神伴侣的现代观念在其头脑中有程度更浓的存在；他们之间的情感关系，在流苏看似乎已经完全够了，可在他看来还太过稀薄，离谈婚论嫁的程度尚早。这些错位，也会造成流苏因达不到自己的预期而对柳原的过度揣测，而她却尚未真正了解柳原，所以，连这些揣测也无可避免地成为曲解。比如，她还听不懂柳原口中的“真正的中国女人”是什么，所以便不能理解，这其中柳原是寄托了他怎样强烈的情感需要、精神依赖和自我确证，于是，只能往她常常见到的浪荡公子与情妇红颜的方面去想。

因此，流苏的这些误解在《倾城之恋》的故事链条中既必然又合理，但读者和研究者把这些误解当正解看则实属不该。

流苏对柳原的这种“误读”，其根本原因是，他的形象一开始就被固化为“浮荡油滑、玩世不恭”，似乎把他当成一个生来就衣食无忧的富家公子，忘记了范柳原24年的异国流浪、颠沛穷苦。而这既与小说某些细节对柳原的描述有关，与流苏对柳原的误解有关，也与张爱玲自己的暗示、判断有关。然而，在文本内外，无论是作者本人还是他人[注]张爱玲认为流苏到最后也没有真的了解范柳原，并坦承自己也不了解他，“我从她(白流苏)的观点写这故事，而她始终没有彻底懂得柳原的为人，因此我也用不着十分懂得他”，所以文本中徐太太、白流苏对柳原的看法并不可靠。见张爱玲《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张玲爱全集5》第192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又何尝真的了解范柳原。在对文本细微处仔细爬梳之后，没有确切的信息表明柳原真的排斥家庭与婚姻。徐太太那句“独独无意于家庭幸福”，只是她自己眼里的范柳原，二人并无深交只做泛泛的介绍之谈，又有多大可信度呢？但流苏的揣测很可能受了徐太太的影响，同样不可靠。其实，范柳原不是没有考虑过婚姻，且很可能恰恰相反：他渴望婚姻，渴望借助婚姻找寻到那个属于中国的“自我”，只是在这样的婚姻中，他对女方的精神需求层次太高，高到了理想化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