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市社区垃圾分类情况调查

刘森　王舟　周亚琳　高小霞　马凯　索朗达杰

关键词：嘉兴;社区;垃圾分类;基层党建;党员网格化管理

本课题成果受嘉兴学院商学院浙江省创新团队“循环经济与浙江转型发展”科研经费资助（项目编号：84315001Z-2）

中图分类号：X799.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8年12月17日

一、引言

社区垃圾分类可以类似于一种较为封闭的交互系统，在此种交互关系中，及时的信息反馈可以很好地引导居民进行正确的垃圾分类行为，从而巩固正确操作，纠正错误行为。但目前嘉兴市垃圾分类的操作流程还停留在简单的宣传栏、垃圾桶、垃圾袋等传统的垃圾分类推广形式，与新时代的垃圾分类要求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降低了社区垃圾分类工作的成效。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诞生100周年庆，改善嘉兴市生态环境，提高社区居民幸福感，加强基层党建建设，寻求全新的垃圾分类新模式，本科研小组基于对嘉兴市各大社区调查所得的数据分析结果而得出以下结论：嘉兴市社区垃圾分类工作应当与基层党建相结合，探索一种与嘉兴市特色“红船精神”相结合的社区垃圾分类管理模式——基层党员网格化管理。

二、嘉兴市社区垃圾分类现状

（一）社区垃圾排放量分析。据嘉兴市政府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6月底，回收可回收物3，170吨，回收总金额412万元，已兑换109万元。有毒有害垃圾共收集3.7吨。而2017年，嘉兴市三大分拣集散中心月均回收各类废旧商品12，360吨（其中，废纸4，480吨、废金属6，838吨、废塑料793吨、其他废品249吨），加上4个废品回收站的回收量，约占市区废品产生总量的70%，其余30%流向周边乡镇。

在政府数据基础上，本科研小组又对嘉兴市区、海宁市、桐乡市随机抽取八大社区进行调查。数据显示，每个家庭不可回收垃圾平均产生量为7.57kg/天，占垃圾产生总量的90%;可回收垃圾平均产生量为0.86kg/天，占垃圾产生总量的10%。其中，不可回收垃圾种类（所有种类列举）以剩饭和果皮为主，分别占41%、24%;资源型可回收垃圾以废塑料瓶、易拉罐、纸箱为主，分别占30%、20%、27%。然而，嘉兴市垃圾处理系统却并不能满足如此大的垃圾排出量，常年超负荷运转导致嘉兴市环保局不得不向其他省市转移垃圾处理废弃物，如2018年10月23日嘉兴市环保局网站发布《关于嘉兴市绿色能源有限公司固体废物跨省移出情况的公示》，称嘉兴市绿色能源有限公司申请跨省转移垃圾焚烧飞灰固化物（772-002-18）10，000吨，至叙永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安全处置处理。

（二）责任主体分析。基于我们设计的垃圾分类管理模式，我们对样本社区居民的个人基本信息进行了统计。数据显示，被调查的社区居民年龄20～50岁之间，占总人数的79%。受访者中76%的居民政治面貌为群众，14%的居民为党员和预备党员，党员群众比为1∶5。由于社区居委会当中绝大多数工作人员并非党员，因此在社区垃圾分类的实际过程中，居委会干部与工作人员也可与党员干部一同参与监督实施。（图1）

（三）嘉兴市垃圾分类相关政策。2017年8月22日，嘉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印发嘉兴市区城镇生活垃圾分类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计划在2017年，南湖区、秀洲区和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商务区）城镇生活垃圾分类覆盖面不低于70%，其中居民小区不低于65%，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学校不低于90%;开展一批高质量垃圾分类示范试点;城镇生活垃圾增长率控制在6%以内;出台试行一套垃圾分类标准规范。

同时，嘉兴市在部分有条件社区试点实行《嘉兴市可回收物积分兑换管理办法》政策，如：中央花园的垃圾分类投放智能化体系，通过分类投放物品获取积分兑换日常生活用品实物，云洲苑、枫华园以及中山名等九个试点小区有“綠色存折”以及“可回收物积分卡”。

三、嘉兴市社区垃圾分类困境

（一）缺乏内生动力。垃圾分类工作做的较为成功的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以日本为代表，一类以欧美为代表，这两个地区国家的垃圾分类工作的顺利进行主要在于居民对于垃圾分类工作的认同感和长期养成的分类习惯。

而中国的垃圾分类由于推行时间较短，民众并未形成广泛心理认同。调查数据显示，仅有32%的居民有垃圾分类习惯，有分类习惯的居民当中，42%的社区居民了解嘉兴市社区垃圾分类方式，对于嘉兴市废旧商品回收体系有近80%的社区居民并不了解。由此可见，嘉兴市社区垃圾分类居民的主人翁意识与内生动力严重不足。（图2、图3、图4）

（二）设施配置与工作流程形式化（垃圾分类全流程存在脱节现象）。分类垃圾桶不统一，存在不同尺寸、不同类型垃圾桶混合放置现象。因全部更换为分类垃圾桶成本过高，非政府财力所及，目前有些小区原有垃圾桶与新置的分类垃圾桶混合使用，采用在垃圾桶上贴宣传画或文字标识的方式对垃圾桶的用途进行区分，影响美观的同时也给居民投放垃圾增添了麻烦。

垃圾桶配置数量存在随意性，尚不能做到“量身定制”。由于垃圾分类处于试点探索阶段，对于垃圾桶的数量配置没有经过科学测算，存在垃圾桶数量过多或不足现象，造成资金与资源的浪费，投入与成果不对等。

垃圾运输车辆不足造成部分在投放时已分类好的垃圾混合放置，中间环节不能起到应有的传输作用，使得居民分类环节的作用无法体现，降低居民自发进行垃圾分类积极性的同时加大了后续分类处理的难度及工作量。中间环节的不规范导致各个环节不能有效衔接，也就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行与实施。

（三）基层党员责任主体落实不到位。社区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行离不开基层党组织与党员的参与。在我们对社区的实地调查中发现，党员干部在当中未充分发挥作用，其自身垃圾分类做的可圈可点，但没有形成有效的影响范围，所以导致社区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行缺乏效率。目前，嘉兴市社区垃圾分类的参与主要以社区居民和居委会为主，党员干部往往不会被当作单独主体存在其中被纳入这两个主体当中，因此基层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始终无法充分发挥，红船精神无从体现。

四、对策建议

本科研小组立足嘉兴市实地情况，结合数据分析，探索出了一套以社区党员网格化管理为基础，将红船精神融入到嘉兴市社区垃圾分类新模式——基层党员网格化管理。（图5）

（一）住户承包制。每个社区应当根据本社区实际，按照1∶5的比例将社区居民承包给该社区内的党员干部（若该社区内党员人数不足，可将社区居委会主要人员列入实施主体），并将每个住户对应的垃圾桶与垃圾袋打印独立编码。党员干部有监督自己负责的住户正确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协助承包家庭解决存在的分类问题的义务，当承包家庭错误投放时，相对应的党员干部有权要求其进行重新分类。此模式可针對不同家庭的不同情况，对每个家庭中存在的垃圾分类问题提出差异化解决方案，并且加大了生活垃圾分类的执行监督力度，从而从源头上推动了垃圾的精准分类和投放。

（二）清运监督制。首先，通过我们的数据分析，我们建议社区应当增加不可回收垃圾箱的投放数量，使其与资源型可回收垃圾箱的数量比维持在2∶1。同时，物业垃圾清运车的清运时间可以增加或调整到清晨时分。基层党员有义务对社区垃圾清运人员进行监督，如果出现混放、乱放的现象应及时制止并向物业公司或社区居委会上报记录。增设不可回收垃圾箱投放量更符合社区生活垃圾实际产出情况，而调整垃圾清运时间能节约垃圾清运资源，提高效率。对清运工作进行监督，除了保证居民的分类成果不被破坏外，减少后期不必要的再处理成本，也会提高生活垃圾的回收处理效率。

（三）志愿宣讲。与在校大学生志愿者组织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利用大学生暑期实践活动契机，组成垃圾分类义务宣传队、志愿服务队，赴城市社区、农村文化礼堂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和劝导活动，引导广大群众强化垃圾分类意识，养成垃圾分类习惯。学校、团组织应每学期组织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在以上志愿宣讲的基础上，社区还可向住户发放垃圾分类宣传手册，把垃圾分类要求纳入社区居民公约。有条件的社区开设“垃圾分类积分超市”，对家庭垃圾分类进行积分考核和积分商品兑换，激发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兴趣。社区居委会根据社区类型组建垃圾分类宣传队，通过文艺进社区等形式，开展“垃圾分类”文艺演出，持续进行宣传引导，积极营造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浓厚氛围。社区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知晓率达100%。

在可行性方面，嘉兴市垃圾分类工作社会参与度比以往已有很大的提高，居民参与积极性也有了很大提升，基层党员干部的作用更倾向于对社区居民垃圾分类方式的正确引导，因此实际推行难度不大。由于引入青年志愿者的参与，对于青年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忠诚为民的红船精神的培养有巨大意义，对于建立具有嘉兴特色的社区垃圾分类体系有着借鉴作用。总体而言，该模式将原先垃圾分类的主体进行了拓展，引入了广大的基层党员干部，不仅为党员干部提供了一种为人民办实事、服务社会的途径，更让嘉兴市的“红船精神”得以充分体现。

主要参考文献：

[1]张祥泉，过山，周仕参.社区垃圾分类系统信息交互设计研究[J].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

[2]杨永健，袁晓明，孙旭东，张晶.中新天津生态城垃圾分类现状、困难与解决方案探索[J].环境卫生工程，2016（2）.

[3]邓如顺.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困境及其原因分析——基于政策网络的视角[J].广东开放大学学报，2015（6）.

[4]杨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困境与制度创新[J].唯实，2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