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转型困境与“失去的十年”
——基于要素冲击分解的证据

朱尔茜，宋顺峰

（1.北京语言大学a.商学院；b.经济研究院，北京100083；2.美国内华达大学 商学院，美国 里诺 89557;3.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杭州 310058）

0 引言

中国经济新时代的特征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当前正处在转型攻坚的关键节点。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也同样经历过一场经济社会的深刻转型，然而最终却陷入“失去的十年”，其教训值得总结吸取。

对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很多学者尝试从不同视角给出解释。较有影响力的有三种观点：一是“模式论”，Krugman（1994）[1]认为日本（包括其东亚近邻）由要素投入增加而非生产率提高驱动的经济增长本身就不可持续，易于产生经济危机。Cowling和Tomlinson（2000）[2]认为20世纪90年代日本跨国公司过度投资海外，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和工业生产衰退，就是传统增长模式的失败。二是“动力论”，有的学者认为日本战后长期过度投资降低了资本回报率，也导致低储蓄率，制约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Ramaswamy和Rendu（2000）[3]运用VAR模型从支出角度进行探讨，认为居民和非居民投资经历了前期过热阶段后出现下滑，是造成日本经济停滞最重要的原因。三是“政策论”，Posen（1998）[4]从财政角度进行解读，认为造成日本经济停滞的原因主要是财政政策短视、实施对象不合理等。Krugman（1998）[5]则从货币角度进行解释，认为日本央行长期盯住低利率的货币政策目标，最终导致了通货紧缩和产出缺口。Bayoum（i1998）[6]通过实证分析认为银行体系失灵是加剧日本经济停滞的关键因素。此外，还有一些学者[7]将“失去的十年”归因于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同中国等新兴国家之间的价格竞争、政府不合理的规制政策、企业内部治理体系不健全、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的恶性循环等。

本文认为，现有研究虽然具备多元维度，但并未有机统筹模式、动力、政策三方面分析，也缺乏基于供给侧要素视角的量化研究，结论的广度和深度都有讨论空间。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现有文献：（1）通过对二战以后日本经济数据的分析，从生产要素角度进行增长因素核算，力求找到不同时期日本经济的主要动力。（2）以时间序列理论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分解生产要素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外生积累冲击，揭示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的内在原因；（3）结合日本经济转型“两阶段论”的宏大背景，认为“失去的十年”实质是第一阶段转型向第二阶段转型过渡的“转型陷阱”，进而提出推进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启示和建议。

1 二战后日本经济增长核算

1.1 模型设定

在研究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之前，有必要首先分析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背景和驱动机制。经济增长核算（Growth Accounting）方法是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分析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一种常用方法，与以往的日本经济增长核算相比，本文尝试引入人力资本这一关键变量，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对经济增长进行要素分解。假定一个最一般的C-D生产函数，同时假设教育的收益（人力资本）直接作用于劳动要素上，则该生产函数为：

其中，Yt、At、Kt、Ht、Lt分别表示t时间的总产出、技术水平、资本投入、教育收益、劳动投入。对式（1）求增长率，得：

其中，α为资本的产出弹性，β为劳动的产出弹性。式（2）为基本的新古典增长方程：

其中，GY、GA、GK、GH、GL分别为总产出增长率、技术进步的增长率、物质资本的增长率、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和劳动的增长率。因为技术进步增长率不易直接求得，先按照惯例将式（3）改写为式（4）求得全要素增长率TFP：

考虑到技术进步可能存在的内生性，本文遵循Romer（1986）[8]的做法，引入“干中学”模型中的技术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s），将TFP设定为如下形式：

也就是说，可以将TFP对资本的增长率回归得到的残差作为技术进步增长率的代理变量。

通过式（3），也可以得到每种生产要素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公式，即：

其中，EK、EH、EL、EA分别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

1.2 数据说明

本文以1946—2007年为时间序列数据的起止节点，1946年二战结束后日本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全球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但与本文研究的经济转型关联不大。为在相对稳态的数据条件下更为准确地研究日本经济增长规律，故而截取1946—2007年的数据点。来源主要是日本明治学院大学的日本经济史专家Godo（2001）[9]通过变量构造和数理方法得到1880—1995年日本劳动力人口中受过中等教育（即日本国民教育序列的九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平均年数，直接引用作为本文中1946—1995年日本的人力资本变量。1996—2007年的数据则来源于Barro和Lee（2013）[10]的研究成果，同样采用劳动力人口中受过中等教育的平均年数这一变量，并对照Godo在之前年份的估计结果进行了适当平减①由于数据时间跨度很长，一个指标前后两段的数据源不同，为了保持一致，采取的办法是，假定来源不同的同一指标，在相同年份数字不同的原因仅为基期选择的问题，因此选择上一段时间里最后一年的数字，作为下一段时间相应年份的基期数，再把下一段时间的余下的数字按比例调整。这是由于数据不全的问题而做出的粗略调整。。

1.3 核算结果

考虑到外生因素以及经济周期的影响，将各关键变量以五年分期计算增长率，旨在剔除短期波动的影响。采用通常的水平法计算产出及要素投入的年均增长率，而全要素生产率需要通过上文提到的方法间接求得，要素产出弹性直接使用Kim和Lau（1996）[11]的结论，即日本的资本产出弹性为0.325，劳动产出弹性为0.514。

将α=0.325,β=0.514代入式（4），可以得到：

利用式（7），即可求得全要素生产率。之后运用式（5）的回归模型，得到资本增长率前的系数高度显著（P值为0.0005），由此得到技术增长率GA的时间序列。再将计算得到的各增长率代入式（6），得到每种生产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经过如上步骤，得到增长核算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1946—2007年日本经济增长因素核算结果

从表1的核算结果看，战后日本经济增长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6—1975年，经历了战后恢复以及高增长时代，这一时期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增加，人力资本也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技术进步的影响相对不明显。第二个阶段是1976—1995年，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投资驱动，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几乎起到了“独当一面”的作用，当然技术进步也有一定贡献；第三个阶段是1995—2007年，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这一时期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大降低，相当有限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增长（技术要素平均增长率不到1%）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失去的十年”恰好是长期依赖投资增长模式终结，向技术进步拉动经济增长转型的关键节点。

2 “失去的十年”要素冲击分解实证模型

2.1 VAR模型对要素外生冲击的识别

在时间序列分析中，VAR模型可用于多变量且不需要明确理论假定的情况。由于要分离识别资本、劳动、技术进步等增长要素的外生冲击，需对VAR模型施加一定的结构性约束，此处运用Ramaswamy和 Rendu（2000）[3]、Blanchard（1993）[7]的方法。VAR模型中包括了基本生产要素的增长率信息，即资本的年增长率GK、劳动的年增长率GL、人力资本的年增长率GH和外生技术进步增长率GA。对这些变量进行ADF和PP检验可知，将这些变量以及经济增长率GY进行一阶差分即可得到平稳序列。此外，在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时，需要选择使系统得到白噪声残差的最小阶数，运用Ljung-Box Q统计量进行假设检验，得到2阶滞后可以满足要求。VAR模型形式如式（8）所示：

这里的Uit服从正态分布N=(0，)，通过VAR模型得到了 GK、GL、GH、GA 的残差序列UKt、ULt、UHt、UAt。在此基础上，引入带有经济增长变量GY的辅助方程，将GY一阶差分后得到的平稳序列对VAR模型右手变量集合回归，得到GY残差序列UYt。

根据Blanchard（1993）[7]中所考虑的模型设定过程，为了识别出对生产要素纯粹的外生冲击，需要施加两个约束条件：第一，假设一期中VAR系统得到的各要素残差项存在相关，但这种相关只体现为它们对于GDP的共同依赖，也就是说一种要素和另一种要素相关，只可能通过他们对于经济增长趋势的共同依赖产生，这个假设是为了去除各残差项可能存在的共同趋势。第二，假设劳动变量被视为外生变量，可用作GDP的工具变量，这主要考虑到在日本这一经济体中，劳动力数量相对非常有限，且根据前文的增长核算，劳动变量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很小，因此可以视同外生给定。

在第一个约束条件下，可以考虑用某一种要素的VAR残差对UYt回归分离外生冲击，但这种方法会导致联立偏误。这时，第二个约束提供的工具变量是必要的，运用2SLS方法可以最终分离出各生产要素的外生冲击：

第一阶段，用UYt对外生变量ULt回归：

其中e0～N(0,），由此得到UYt的拟合值。

第二阶段，用VAR系统中要素的残差项对回归，得到新的残差即为外生冲击，回归方程组如下：

其中，三个外生冲击εit服从正态分布N(0,）。考虑到不同要素的波动程度不同，根据外生冲击序列εit的标准误，将三个序列标准化得到三个新的序列：、、，以便对不同要素冲击进行横向比较。

在此基础上，还希望找到外生冲击对于经济的持续影响，因此采用Blanchard（1993）[7]的办法，计算出不同要素的积累冲击。选择与Ramaswamy和Rendu（2000）[3]分析日本经济萧条时相同的时间起点1990年，通过计算从这一年开始各要素积累的外生冲击，可以分解出各生产要素在“失去的十年”中所起作用。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积累冲击指标数值的大小反映了自始点起外生因素对某种要素冲击的持续影响，因此其数值需要和之前、之后进行比较才有意义，单期冲击可以通过相邻两期积累冲击的差值得到。图1是通过上述方法得到的各生产要素积累外生冲击。

图1 1990—2007年日本的人力资本、技术要素的积累外生冲击

从模型识别结果看，1990—2007年的资本积累对于日本经济增长的累计冲击大多为负值，且积累冲击呈波动起伏状态，这和当时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等大事件相对应；人力资本的累计冲击大多为正值，说明这一时期的人力资本因素对经济有持续的正向作用，这和日本历史上重视教育、以人为本的传统有关；技术冲击则全部为负值，说明技术因素持续拖累日本经济增长。如果拿2007年和1990年两个时点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技术的负向冲击程度加深，资本累积的负向冲击程度略减，人力资本的正向冲击更加明显。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直接导致日本经济衰退，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平抑萧条的作用。

2.2 对资本积累冲击的解读

1990—2007年特别是“失去的十年”中，除1992年、1993年等极少数年份外，资本积累对于日本经济增长的累计冲击大多为负值，说明资本积累在这一时期拖累经济增长，尤以20世纪末的1996—2000年为重，Ramaswamy和Rendu（2000）[3]也曾有过相近结论。原因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储蓄率下降和股票市场不景气，严重限制了投资的资金来源。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历年数据计算，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国民储蓄率出现显著下降，1991年达到34.3%的峰值后连续下台阶，1998年降至29.2%，到2009年已降至22.9%，在近20年间大幅下降了11.4个百分点，这一时期的家庭储蓄率下降幅度更大。第二，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失灵，进一步加大了资本积累的难度。在泡沫经济时代，日本银行以土地担保进行大量融资，地价上升又进一步推高了担保价值和融资额的扩大，当泡沫崩溃地价下跌时，金融机构随即形成大量不良债权。为了避免不良债权的进一步增加，金融机构普遍采取抑制贷款（惜贷）和从中小企业回收贷款（逼债）措施，减少资本积累。第三，技术创新滞后，市场主体缺乏新的投资机会。按照经济学一般理论，技术创新的程度决定着投资机会的多少，进而决定着资本回报水平和资本积累数量。在本文的模型识别结果中，日本的技术创新累计冲击长期为负，意味着好的市场投资机会并不多，而在企业纷纷将目光转向海外后，又进一步导致了国内的“产业空心化”问题。

2.3 对技术进步冲击的解读

1990—2007年的技术进步对于日本经济增长累计冲击均为负值，说明这一时期日本在技术创新领域没有实质性突破，特别是在1990—1995年间技术累计冲击深度下跌，体现得尤为突出。但1995年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负向积累逐步有减弱趋势，这一过程值得深入探讨。

二战以后，日本被认为是采用“引进—吸收—改良”模式进行创新的典型国家，这种模式使日本在经济赶超的过程中迅速掌握了世界先进技术，既可以直接获得大量投资机会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适当改进价值链上游的技术来获益，其前提是明治维新后日本积累的丰富人力资本存量。但也必须看到，日本的基础研究在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并不突出，“功利性”的技术创新思维更多着眼于如何能在短期内直接给本国带来经济价值，而忽略了打基础、利长远的基础性研究，从根本上难以形成自主完整的创新价值链[12-14]。

综上所述，VAR模型分解表明，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经济泡沫破灭导致资本积累机制出现问题，同时技术创新又由于基础研究掣肘而难以独自引领经济增长，两方面因素交织叠加产生“失去的十年”。随着后期政府对于基础研究的日益重视，从20世纪末开始，技术创新逐步对日本经济增长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创新模式转型远未完成，影响了技术进步累积冲击的显著性，从而在根本上制约着日本经济增长。

3 日本经济的转型历程

3.1 转型第一阶段

二战以后，日本实行投资驱动式经济增长，生产技术则基本奉行“拿来主义”。前文的增长核算结果表明，自1976年起技术进步对日本经济增长逐渐产生较显著的贡献。以此为始点，日本经济开始了由投资驱动向技术驱动、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的转型，一直持续到1995年技术进步的贡献最终超过资本积累，标志着这一阶段的转型基本完成。在近20年的时间里，日本推行技术立国战略。这一时期的政府主导作用加强，财政研发投入大幅增加，并主导建设企业、大学和政府三位一体的研发组织体系，推进实施大型研究开发项目，加强国际技术交流。但在这一阶段，日本的基础研究在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作用总体有限，与R&D支出比例相比明显偏低。

3.2 转型第二阶段

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快速下滑，日本政府愈加意识到改革技术创新体系、持续推动技术进步是抵御风险的唯一出路，随即推出了力度更大且更为集中、系统的创新政策体系。1995年被普遍认为是日本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节点，从这一年起，政府每五年都会出台科技基本计划，对科技创新的发展目标和路径进行规划。也正是从1996年开始，日本进入转型第二阶段，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基础研究对技术创新的引领作用也越来越强，但这一转型迄今为止还未完成，虽艰难走出“失去的十年”，但基础研究能力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制约。

3.3 两阶段转型过渡期

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恰好处于经济转型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关键时期，是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本积累转向技术创新的重要节点。但回顾经济发展史，日本政府在当时并未能很好地把握转型时机、力度、节奏。由于日本是个地缘小国，经济容量小、韧性差、回旋余地有限，这些基本特质决定了在经济进入重大转型阶段后，必须由政府以适当的宏观调控手段弥补市场自发调节的不足，对转型可能出现的经济失速风险发挥“托底”作用，同时加快制度变革，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接续。而反观日本“失去的十年”，1990—1995年资本积累冲击波动加剧，1995—2000年大幅下滑，而技术积累冲击在1990—1995年间也基本处于自主下滑态势，即便在1996年出现短暂回升，随后又回落并在低位徘徊，进入21世纪后才基本确立回升趋势。正是由于日本政府对第一阶段转型向第二阶段转型过渡的把握出现较大失误，造成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两大动力同时失灵，才最终落入“转型陷阱”。

4 结论和建议

日本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0—1995年间忽视了经济稳定增长，对经济运行调控不足，使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两方面的负向冲击交织叠加，导致经济出现长期停滞，经验教训值得深思。

第一，转型的关键是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世界经济进入长周期调整阶段，目前仍处在深度调整中，后续影响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我国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需求结构、人口结构、生产条件、资源环境、社会心理都不一样了，经济增长的供需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必须通过经济增长动力重塑，推动发展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

第二，培育新动能要靠改革。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完善技术创新的激励保护制度和非制度性安排，加快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继续深化科研院所改革，推进政府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激发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目等创新要素活力。

第三，高度重视稳增长与促转型的平衡。在促进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过程中，当技术进步尚难对经济增长发挥“独挡一面”的作用时，绝不能轻易忽视资本积累，单纯为了转型而转型。必须把握和平衡好转型的时机、力度、节奏，同时注重扩大内需，保持一定的国民储蓄率、打通金融向实体经济融资传导渠道，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更多投资领域，为经济稳健转型创造良好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