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川东北革命老区在实践乡村文化振兴战略过程中，应积极利用本地区红色文化资源富集、传统乡土文化保存较为完整的区位优势，通过传承与创新重新激发红色文化资源的活力，通过批判与重构实现传统乡村文化的现代转型，为乡村振兴提供内生动力和智力支持，实现乡村振兴的“形”与“魂”协调发展。

文化，特别是作为精神层面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累积而成的，是该民族的灵魂和历史记忆，并与该民族的历史命运共始终。文化兴、民族兴，文化亡、民族灭。几千年农耕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创造了世界最发达的农耕文化。中国的农耕文化与农耕经济是一对命运共同体，乡村振兴必然要求乡村文化振兴。

本文将立足于川东北地区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独特的农耕文化资源，分析中央关于乡村文化振兴的顶层设计在与川东北革命老区已有乡村文化资源相结合的过程中，怎样才能实现红色革命文化和传统农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引领川东北革命老区的乡村振兴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同时为之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关于乡村文化振兴的研究背景

随着乡村振兴在中国现代化大格局中地位的凸显，乡村文化振兴自然要被提上议事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把“三农”问题提到了一个更突出和重要的地位，“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1]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对有关“三农”问题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也在不断拓展和延伸。

2018年1月2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乡村振兴措施做出了详细规划，第五条提出了“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的要求，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的总体要求，并规定了从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开展移风易俗等四个方面为农村文化振兴指明了具体实施路向。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涉农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出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的要求，标志着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的思考开始由多年来的重在物质文化层面开始向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发展趋势。

2018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201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名发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通知，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规划》第七编为繁荣发展乡村文化。总共三章，用了2400个字符，分别从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乡村文化生活三个大方向对乡村文化振兴做出了中期规划，为未来五年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基本遵循。

从“一号文件”关于“繁荣兴盛”乡村文化到《规划》“繁榮发展”乡村文化的提法，虽然从“兴盛”到“繁荣”只有两个字之差，却清楚地勾勒出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振兴乡村文化战略的顶层设计逐渐规范和完善的轨迹，从一个侧面凸显了振兴乡村文化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地位的日趋重要性。

中国农村地域广阔，各地乡村情况差异极大，中央关于乡村文化振兴的顶层设计必须与各地基层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结合，才能取得实际的效果。201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同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各地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川东北革命老区位于四川盆地的东北部，这里既有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也是巴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同时受荆楚文化的影响，因山高地僻民风淳朴，这里传统农耕文化保持较为完整。在党和国家实施的乡村文化振兴战略大背景下，川东北革命老区应理性认识本地在乡村文化振兴战略中的区位优势和面临的深层挑战，变不利为有利、化阻力为动力，在中国璀璨的乡村文化舞台上亮出具有浓郁川东北地域特色的文化标识。

传承与创新：老区红色文化重

新焕发生机与活力的必然选择

在新一轮乡村文化振兴热潮中，川东北革命老区面临难得历史机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站起来的伟大革命斗争历程中，川东北人民在川东北这块热土上，创造了大量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和牺牲。1932年冬，红四军领导川东北人民和陕南人民开辟创建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闭塞的川陕苏区人民也由此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川陕革命老区人民在紧密配合红四军和川陕省委近三年的英勇斗争中，留下了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红色文化遗产，使该区域成为红色文化资源较为富集的地区。这些丰富的革命文化是川东北革命老区实施乡村文化振兴极其宝贵的资源。进入新时代，川东北人民继续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努力为摆脱落后贫困的生存状态努力奋斗，为实现“乡村振兴”奋发图强。当前，老区人民应积极继承探索和发掘该地区的优秀红色文化基因，并与时俱进地实现红色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川东北地区乡村振兴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两会”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红色基因就是要传承。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经历了多少坎坷，创造了多少奇迹，要让后代牢记，我们要不忘初心，永远不可迷失了方向和道路。”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指出了红色文化资源的当代价值和意义所在，也为新时代红色文化实现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指明了原则和方向。

中国国土广袤，各地情况千差万别，马克思主义在与各地实际情况结合过程中产生的红色文化资源的表现形态也各具特色。在川陕革命根据地人民的积极支持和参与下，红四军在川陕苏区这块热土上发展建立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时规模最大的一支武装部队;川东北女子巾帼不让须眉，发展和组建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下惟一的女子独立师，书写了女子革命的传奇;党和红四军在建立和治理川陕苏区的过程中，结合川陕地区的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特点，探索出一条颇具地域特色的群众路线实践之路。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支持和参与革命的奉献与牺牲精神，书写了极具地域特色的川陕苏区人民奋斗史，以至于几十年后那些曾经在这块土地上战斗过的革命老同志回忆起这段峥嵘岁月时，无不对川陕人民充满了敬佩和感恩之情。

川陕苏区人民身上体现出的紧跟党走、不怕牺牲、克服重重困难、立志改变命运的初心和精神，值得新时代继续发扬和传承。今天，川陕革命老区人民的生存境遇和历史命运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改变，党的工作重心也转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任务上来了，川陕革命老区人民的当前任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乡村振兴，与全国其他地区的人民一道走向现代化。在实现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川陕革命老区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必将为该地区乡村振兴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并直接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红色基因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旧制度的动因，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新时代的动力。红色精神是革命老区的永恒价值;红色基因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基因;红色文化是乡村振兴的力量源泉。”[2]

从川东北革命老区来看，在当前乡村文化振兴战略中，该区域应着力从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两个层面思考本区域红色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

首先从精神文化层面看，本区红色文化思想资源主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大局意识、听党的话、紧跟党走、彻底的奉献和牺牲精神、军民团结一条心等。当前，应进一步发掘和提炼本区红色文化资源的思想精髓，结合当下的时代背景和川东北革命老区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激发传统红色文化的活力和适应能力。克服、战胜各种不利因素，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把革命历史上川东北地区人民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改变党和国家命运及自身命运的决心和毅力引导到建设美好家园和实现乡村振兴的当前任务中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发扬先辈们矢志不渝为实现国家民族的解放而英勇奋斗的精神，确保乡村振兴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向前进。让红色文化的思想资源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为川东北革命老区人民彻底改变该地区的贫穷落后面貌、创造幸福美满的新生活，提供文化滋养。

其次从物质层面看，党领导人民在川东北地区的浴血奋斗中，留下了大量有形的红色文化物质遗产，它们是我们今天的宝贵财富。在实施乡村文化振兴战略时，应该重新理性规划和开发这些宝贵的资源。川东北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富集，开发利用价值比较高，非常适合集中开发和连片利用。这里既是川陕苏区的腹地，党和红军在该地近三年的战斗生活中留下了大量成片的红色文化历史遗迹，也是邓小平、朱德、罗瑞卿、张爱萍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故里，这些红色文化物质遗产既可以发挥资政育人、淳化民风的精神作用，也可以开发打造成红色旅游线路，直接带动和促进川东北革命老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川东北红色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可以学习借鉴胶东半岛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模式，突破地区行政局限，聘请国内外知名旅游文化设计公司和专家，把川东北区域内的红色物质文化资源集中在一条旅游线路上，合理规划路径设计，并运用网络技术进行深度开发，同时利用巴文化遗址，打造一条集爱国主义教育、党政干部培训和红色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精品红色旅游线路，造就“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的双赢局面。

批判与重构：川东北革命老区

农耕文化的“涅槃”之路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把传统中国称为“乡土中国”，意即小农经济及诞生于其上的农耕文明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根，也是中国现代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乡土文化”是当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生长在广大农村地区的人们记忆中浓郁的乡土情结自不待言，即便是现在的城市居民，往上逆推三代，他们的祖辈也是从农村中走出来的，乡村记忆也并未从他们的回忆中完全褪去。我们的祖先历经几千年创造出的高度发达的农耕文化给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文明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得到传承，传统农耕文明也应该在现代化大潮中抛弃自身沉重的历史负担，走上凤凰涅槃之路，让传统文化的精华在与现代文明的激荡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完成为乡村振兴“塑魂”的历史新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要求，“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川东北革命老区地处四川盆地的东部北边沿，山高地偏、地形结构复杂，受“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的交互影响，也是巴文化集中分布地区之一。这里地域文化特色浓厚，因受市场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少，传统农耕文化保持相对完整，在振兴乡村文化的战略中，既有明显的特色优势，也有面临严峻的现实挑战。

乡村振兴是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和灵魂;乡村振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外在表现，二者是“形”与“魂”的关系。无论是乡村振兴还是乡村文化振兴，归根到底都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毋庸置疑，川东北革命老区因为地势相对偏僻，社会经济文化依然相对落后，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和小生产者习惯势力在该地区还是一个普遍的存在，这些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文化障碍。该地区的乡村文化振兴必须坚持“破立”结合的原则，首先破除传统乡村文化中与现代文化相左的落后的、过时的文化因子，再灌输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彻底改造传统乡村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为乡村振兴提供内在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其一，传统乡村文化振兴必须辩证地對待“圈子文化”思想。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乡土中国因市民社会不发达，邻里和血亲关系是乡民们基本的社会关系。费孝通说传统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圈子”社会，各人都处在一个个以自我为圆心，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半径的圈子之中。“圈子里”大家不是亲戚就是邻居，导致大家在考虑问题时不是根据既有规定和普遍公正的原则，而是以对方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为出发点。这种“圈子文化”的盛行导致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当缺乏规则和法制意识，使得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的现代治理方式在乡村社会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同时，公私不分的“人情社会”导致各种不正之风和“微腐败”在乡村社会相当普遍。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有所松动，解放以来一度被消灭的宗法思想和宗族势力又死灰复燃，给农村基层社会的现代治理带来了不小的阻力。乡村文化振兴要首先破除村民头脑中浓厚的宗法血缘和人情意识，灌输以现代公民必备的民主法治意识和公平正义等理念。

其二，传统乡村文化振兴必须破除村民头脑中的“依附”意识和“等”“靠”“要”的观念，树立自尊、自信、自强的现代公民观。由于小生产的分散性，导致个体农民缺乏凝聚力和团结意识，他们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总是把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3]马克思对法国小农个性的评价，也同样适合描述中国传统小生产者的惰性和依附性。小生产者的天性，加之中国的家族文化对个性的抑制，导致产生于宗法社会与自然经济紧密结合基础上的中国小农思想中的人生依附色彩更浓厚。虽然新中国彻底摧毁了宗法小农意识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但是几千年形成的习惯势力甚至民族无意识的社会心理，很难在短时间清理干净。加之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党在农村基层的全面退出，导致农村社会秩序一定程度的失范，一些不正之风在乡村社会也开始蔓延，部分黑恶势力乘机抬头;再加之革命老区自然条件艰苦，极少部分群众的生活依然艰难。“朝里有人好做官”、“背靠大树好乘凉”等人身依附思想也依然有市场。极少数生活困难的群众，对于改变自己生活状态的积极性并不强，不愿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等”“靠”“要”思想严重，一味寄希望于政府的扶贫援助。导致一些地方的扶贫工作中出现了个别“皇帝不急，太监急”的不正常现象，产生了一些扶贫干部为了达到2020年全国整体全面脱贫的目标而呕心沥血，“贫困户”自己却无动于衷的咄咄怪事。乡村文化振兴必须破除农民思想中的依附性、落后性和保守性的成分，从外面灌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公民必备的自尊、自信、自强的独立人格意识。同时，还要努力消除市场经济的价值法则在所有公共领域的影响。

其三，要辩证看待传统乡土文化的勤俭节约因子，使其实现现代性转化。

“勤俭节约”本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农耕文明创造的优秀文化基因之一，这种美德不但在传统农耕时代是必须的，就是在现代工业和商业社会也是必要的，但是要把这种优秀文化基因放到现代物质文明环境中进行考量。自古代以来，中国农民的生存条件就比较艰苦，生存资源相对匮乏，可以说几千年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是外界所迫，并非农民的主观意识，这种情况可能导致一旦外在环境的压迫消失，一些人的传统美德也会消失不见。西部地区一些农村流行的“小富即安”思想和赌博成风的现象，正是因为外在的谋生压力消失了导致一些农民精神空虚、无所适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拆二代”，一些农民获得巨额征地赔偿补助之后，由原来贫穷状态瞬间变为暴富，其心态迅速膨胀，一些人沉迷于花天酒地和豪赌之中，很快将补偿款挥霍一空，生活无着落，又不愿意从事辛苦的工作，由富裕者变为社会的负担和累赘。可以肯定，随着乡村振兴和国家整体现代化的逐步实现，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也必将会大大改善。在传承乡土文化中忠厚、质朴、勤俭节约、崇尚自然的优良传统时，有必要提前预防物质文明现代化可能给村民带来的心理冲击，引导他们逐渐养成为与现代物质文化相适应的价值观念，让优秀传统乡土文化在新时代继续得到弘扬，实现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成功转型。

总之，川陕地区地处偏僻，受市场经济的破坏比较小，至今仍然保存有比较纯正的农耕文化，但是这些毕竟是经济社会不发达的产物。在新一轮的“乡村振兴”和“乡村文化振兴”的双重驱动下，必须对川东北地区的农耕文化进行理性批判与重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走上与新时代相适应、与国家现代化相合拍的“凤凰涅槃”的重生之路，为乡村振兴注入“灵魂”，使广大农村地区成为“守得住寂寞，留得住乡愁”的人人向往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农村。

结 语

乡村文化振兴是新时代国家乡村振兴大棋局中的核心部分，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中央关于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为基层实践提供了理论原则和方向指导。任何中央的大战略最终都要落到基层实践上去，乡村文化振兴必须根据各地乡村文化资源的现实基础和条件，整合已有的资源，利用有利的条件，既坚持对本地传统乡土文化的自信，也要理性认识期中落后和过时的成分，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提升本地传统乡村文化的层次和境界，为乡村振兴提供发展方向、内生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实现乡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乡村振兴也好，乡村文化振兴也好，其实说到底都是作为乡村主体的人的现代性转型。乡村主体既包括广大村民，也包括广大的基层干部。奋战在一线的广大基层干部是带领村民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带头人。“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4]党中央关于乡村文化振兴的顶层设计既已出台，这项政策的实施效果很大程度上就由广大基层干部的综合素质决定。“空心化”“老龄化”是广大农村的普遍现象，这种情况自然会影响到乡土社会基层干部的选拔，从外界为乡村基层干部输血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要把川东北革命老区丰富红色文化资源和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川东北乡土文化资源振兴更好地利用起来，精力充沛、熟悉乡情、热爱乡村、有文化、懂政策、有实干精神的乡村基层干部是必不可少的。达州市政府深知高素质的基层干部在实践乡村振兴和乡村文化振兴中的重要性，他们在设计安排本区的乡村振兴实践计划时，就把基层干部的培养工作作为重中之重。201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通知下发后，达州市委于2018年11月1日出台了《关于加强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的五条意见》，把对原有乡村基层干部的培训提升和输送新鲜血液结合起来，启动实施“乡村振兴骨干队伍递进培养计划”的“三个千名”战略。即将“千名学子定向培养计划”与“千名书记专业提能计划”、“千名干部学历提升计划”一同作为递进培养乡村基层干部计划的重要内容。“千名学子定向培养计划”就是市委托达州市职业技术学院为达州市培养乡村基层干部的后备力量，计划在五年内选拔培养1000名达州籍学子，他们完成本專业课程学习的同时，还要参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乡村振兴”课程班学习，毕业后定向到乡村基层工作。这是达州市委市政府为破解实施乡村振兴和乡村文化振兴战略中的“人才难”瓶颈问题作的探索，如果这项计划能够收到预期效果，将会推动川东革命老区的乡村振兴和乡村文化振兴实现跨越式发展，为其他类似地区提供经验借鉴。

注释

[1]习近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32.

[2]李文峰，姜佳将：老区与新乡：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文化传承与反哺——以浙江余姚梁弄镇革命老区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18.9.

[3]中共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677-678.

[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546.

作者简介

文茂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任职于四川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