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间有深意　矛盾相与析

王苏萍

《金岳霖先生》是汪曾祺为金岳霖先生所写的一篇回忆性散文，语言平淡质朴，充分体现了汪氏散文风格：拆开来看，每一句都很平淡;放在一起，就很有味道。这个“味道”的品读过程，就是学生在真实的语言实践活动中积累与建构语文核心素养的过程，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语言知识与语言能力，促进思维提升和发展，培养良好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过程。

在现实的教学过程中，学生却往往因阅历、心智的不成熟，易浮于文本的表面，只看到金岳霖先生的有趣或怪异，却看不见其背后更丰富的人格魅力;只看到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却看不到作者笔端隐藏着的复杂情感。

孙绍振先生在《文本分析的七个层次》一文中，对文本分析提出自己的解读办法：“文本分析的无效之所以成为顽疾，就是因为文本内在的矛盾成为盲点。”他认为，文本内容的矛盾可从情感逻辑、文本价值、历史背景、写作风格等七个方面去比较还原。如果我们能正视文本的“矛盾”，把它还原到客观事物的原生状态，并与作品中的形象差异作比较，揭示矛盾，再把它作为研究文本的起点，进行联想和想象，会不会有新的发现呢？实际上，《金岳霖先生》就存在不少矛盾之处。本文选择情感逻辑、人物活动和时代背景（历史的还原和比较）以及写作风格的矛盾这三个角度进行分析，以期能对这篇文章有更深刻的理解。

矛盾一：“治好了”——“好一些”——“还是不大好”

笔者发现，在描写金岳霖先生的外貌时，作者对他的眼疾情况三次说法不一。第一次说金先生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又马上改口说“好一些”，最后提到他的眼睛“即使是到了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为什么同一件事，作者的表述前后矛盾？还原到事实的真相，我们知道金先生的眼疾并没有好，只不过好了一点点，但为什么作者以为他“治好了”呢？这就是真实状态与文本形象不一致的地方。再联系金先生之前深受的眼疾之苦，“常年戴着一顶呢帽”，夏天也不能脱下;“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以致走路看不清，“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的过程中不知要撞到多少人，摔过多少跤。这个眼疾给他的生活带来多大的不便和痛苦！换了眼镜之后，“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说明他受眼疾之苦时间很久，久到躯体都已习惯这种“不正常”的生理反应了，而他还是一个要用眼睛看书做学问的大学教授。试联想一下，金先生一只眼睛是怕光的，但是看书的时候总要用到灯，他如何用一只眼睛看书又得保持另一只眼睛不受光的侵袭？他是多么希望摆脱这种疾病的困扰啊！哪怕是这么一点点的改善，对这位真性情的先生来说，也足够让他欣喜若狂了。也许正是他发自内心的喜悦，感染了汪曾祺，让汪以为他的眼睛“治好了”。在外人眼里只是好了的那么“一点点”，在金先生自己却是放大了成千上万倍的喜悦。许多教师在对此文的教学中，多限于对金岳霖先生怪异有趣的性格泛泛而谈，却忽视了汪曾祺上述看似不经意的笔误。通过上文对情感逻辑的还原，在品味语言艺术的过程中，我们能更具体地感受金岳霖先生热爱生活的真性情，他对工作的热爱和对学问的痴迷程度，以及用超常的毅力专注学问的孤往精神;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汪曾祺对他执着坚毅的治学精神的赞叹和敬意。

矛盾二：其他教授入文——宣威火腿入画

《金岳霖先生》从题目上看似为金岳霖作传，但它的开头却和题目有矛盾。如果是为金岳霖先生作传，为突出传主的地位，开头可用“……者……也”的判断句句式，写成“金岳霖先生，是西南联大一位有趣的教授”。为什么要写成“西南联大有许多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呢？联系文章的末尾“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地寫一写”，再联系文中处处可见的“闲笔”，原来作者并不是为了写金岳霖而写金岳霖，而是要通过写金岳霖来反映西南联大灿若群星的教授们，是对西南联大整体风貌的回忆，更是对“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之堡垒”的西南联大这一精神圣地的赞美与怀念。

而且细究这些“闲笔”的细节，也不乏矛盾之处。作者在讲到王浩回国讲学时说，他“托一个同学要我给他画一张画，我给他画了几个青头菌、牛肝菌、一根大葱，两头蒜，还有一块很大的宣威火腿——火腿是很少入画的。”这里又出现了一处矛盾：火腿很少入画，为什么还要画火腿呢？虽然他在后文作了解释：“以慰王浩异国乡情”，可王浩是山东人，火腿是宣威的，是云南的特产，“乡情”从何说起？通过人物活动背景还原的方法，我们不妨回到王浩的生活中去，联系他的生活环境，正本清源。

王浩1938年进入西南联大数学系学习，师从金岳霖先生，1943年毕业。他在西南联大待了5年，对云南这块红土地，自有一种别样的深情。而且“火腿”和西南联大还有另一层渊源。由于办学条件艰苦，“教室里没有课桌，为了节省木料，学校在每个人的课椅扶手上钉一块木板写字、记笔记用，云南的宣威火腿很好吃，而椅子上的那块木板又像一条火腿，所以同学们都称它为火腿椅。”“火腿椅”见证了王浩的青春时代，也是他学术生涯的起点，让他一见火腿想联大，这样便能慰他的“异国乡情”！它也是更多联大人的集体回忆，是专属联大人的情感密码。因为“火腿椅”的名字，本身就暗含着这批在战乱中颠沛流离、在警报声里仓皇逃命、在物质极端困苦中苦读钻研的中国学子天性的乐观和不屈服命运的坚韧！“火腿椅”里暗藏的，是作者对西南联大“刚毅艰卓”校风的赞叹和自豪。正是这样的西南联大，才能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培养出了最杰出的人才。“当时世界办得最好的大学不是牛津不是哈佛不是剑桥，而是中国的西南联大”，汪曾祺的这句评价，是联大学子对母校最深沉的感激和骄傲。

汪曾祺的“西南联大情结”，深刻影响了他的创作。每每忆起母校，他坚持认为，母校留下的最宝贵财富是“精神方面的东西，是抽象的，是一种气质，一种格调，难于确指，但是这种影响确实存在”。通过对“闲笔”的矛盾分析，可知汪曾祺营造出的不仅是金岳霖先生在联大校园生活的真实感，更是对那个自由宽松、傲骨铮铮、痴迷学问、顽强不屈的大学精神的缅怀。

矛盾三：接触社会——东张西望——非常有趣

在文章的末尾，作者提到了晚年的金岳霖深居简出，毛主席建议他“你要接触接触社会”，于是，八十岁的老人每天带个小马扎，坐在“平板三轮车”上去王府井大街看“人挤人”。这又是一处矛盾。毛主席说“接触社会”的本意是建议金岳霖到生活中去，和工人、农民接触沟通，了解社会发展的现状和人们的思想状态，而不是呆在象牙塔里做学问。可是金岳霖却把它简单地理解为坐在三轮车上看世界！这是由于为人天真、童心未泯，还是故意为之？

诚然，金岳霖先生的性格里有孩子气的一面。他从后脖颈捏出了跳蚤还甚为得意地捏着看，他养的斗鸡和他同桌吃饭，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但是，当我们还原到时代背景和人物的性格特征，再去看他的这种行为，却能读出一种不得已的悲哀。他的学生殷海光回忆：“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在一个静寂的黄昏，同我的老师金岳霖先生一起散步。那时种种宣传正闹得很响。我就问金先生，哪一派是真理。他并没有特定地答复这个问题。沉思了一会儿，他说：‘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的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持久。我接着又问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他说：‘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然而，在自由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大师，却在时代的浮沉中一点点地丧失了自我的独立性。

汪曾祺说金岳霖“治学精深，而著作不多”，事实上，他最著名的专著《逻辑》《论道》《知识论》和绝大部分文章都完成于1948年底以前。新中国成立后，他表示：“在政治上我追随毛主席接受了革命的哲學，实际上是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所以我放弃了以前所作的学院哲学，转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于是，从1951年起，他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自我批评，甚至否定了自己的学术成就。“反右”运动前后，他先后参与了对杜威、胡适、罗素、梁漱溟、费孝通、章伯钧的批判。这个被弟子殷海光评价“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的人变了。

然而，这种选择里，有他的盲目“诚服”，更多的是他的不得已。金岳霖先生晚年思省：“在新中国成立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新中国成立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话虽委婉，但也可看出他对自己的后半生是不甚满意的，因此也完全有可能故意用这种坐三轮车看世界的方式来完成“任务”。如此苦味杂陈的后半生，不管他是出于真性情还是故意为之，都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无法左右自己命运的悲哀。

可是，汪曾祺对这件事的评价却是“一定非常有趣”，这是一处不能忽略的矛盾。按理说，同样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被批斗下放的汪曾祺，对于这种时代的悲哀有更深于他人的感触，为什么他还觉得“一定很有趣”呢？还原到汪曾祺的写作风格，他的许多作品具有相当浓厚的幽默意味，有时正话反说，有时亦庄亦谐，借超然幽默之笔写出“有趣”背后的悲悯。

再联系一下他的其他作品，我们发现幽默处处可见。甚至于在描写抗战时期血肉横飞的“跑警报”，他都能写得悠闲自在，好玩有趣：“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所以，汪曾祺在文章中说金岳霖坐三轮车看世界“一定非常有趣”的背后，隐藏着他对金岳霖先生以及一代独立知识分子集体沉沦的无奈叹息。

汪曾祺曾说：“我觉得散文的感情要适当克制，感情过于洋溢，就像老年人写情书一样，自然有点不好意思。”正是在这样的写作观影响下，他的散文呈现出清淡冲和、淡而有味的美学特征。那些浓烈的、激动的、过于悲伤的东西都在他的娓娓叙述中变得淡而又淡，但若能抓住文本的矛盾之处，慢慢咀嚼，就会发现无穷的韵味。

作者通联：浙江义乌市第六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