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休闲：国外文献述评与研究启示

刘松 楼嘉军

引用格式：刘    松，楼嘉军. 深度休閑：国外文献述评与研究启示[J]. 旅游学刊，2019，34（2）：137-146. [LIU Song， LOU Jiajun. Serious leisure：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ncepts for future research[J]. Tourism Tribune，2019，34（2）：137-146.]

[摘    要]休闲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生活方式，深度休闲受到人们的热衷追求。国外学者关注较早、成果较多，而国内研究相对滞后，对实践发展指导有限。文章基于对国外文献的系统梳理发现：（1） 从研究历程上来看，国外研究历经近半个世纪，大致经历了初步探索、理论框架形成和快速发展3个阶段。（2） 研究对象方面，主要涉及业余爱好、体育运动、志愿服务和文化艺术4种活动类型。（3） 研究方法运用上，既有质性研究，如分析归纳、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的混合使用，也有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大量运用。此外，还有人类学和民族志研究方式、数理统计检验方法以及扎根理论的应用等。（4） 研究内容方面，主要集中在深度休闲的概念及测量、动机与行为、成本与效益以及影响因素的考察等。国外文献为国内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导，然而单维视角考察难免存在一定局限，建议国内研究除了学术态度上积极关注、研究内容上坚持借鉴和拓展相结合外，还应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的理论审视和系统分析。

[关键词]深度休闲;随意休闲;休闲效益;休闲制约;游憩   专业化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9）02-0137-10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19.02.017

1 研究背景与文献概况

休闲是当今社会一种重要生活方式。休闲支付能力的增强和闲暇时间结构的优化，使得人们对活动选择和参与程度的要求明显提高。深度休闲（serious leisure）1是休闲活动的重要类型，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休闲涉入程度的更高水平。在国外，伴随休闲社会的到来，各种形式的深度休闲活动在欧美发达国家展见不鲜。而在我国，深度休闲参与也已然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摄影、观鸟、攀岩、露营、骑乘以及志愿服务等活动受到人们的热衷追求和极力追捧。顺应潮流、利用条件，加强有关深度休闲的探讨和研究，这在一方面能够为个体积极参与以满足更高层次的休闲需求做出指导，另一方面又能够为相关部门的经营和管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国外文献对于深度休闲的探讨相对较早、成果较多。笔者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以“serious leisure”和“serious* AND leisure”进行主题（包括标题、摘要、关键词）检索，共检索到相关研究文献482篇（截至2017年7月31日）。从发文情况（图1）来看，国外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既已开始关注深度休闲研究，近10年研究文献数量显著增长，说明深度休闲逐渐成为国外休闲或游憩领域研究的热门议题。

国外深度休闲研究文献的来源出版物、国家/地区、机构和作者分析如表1所示。从来源出版物分布来看，国外休闲和游憩研究的主流期刊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Leisure Sciences和Leisure Studies的发文数占到文献总数的20%以上，说明深度休闲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学术权威性。从国家/地区分布来看，美国发文数量具有绝对优势，占到32.16%，其次是加拿大和英国，均占11.83%。从发文机构分布来看，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发文数量最多，其次是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lgary）和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从发文作者来看，Heo、Scott和Stebbins的发文数量均达到10篇以上，说明深度休闲已得到国外学者持续和深入的研究。

上述可见，深度休闲是目前国外休闲研究领域的重点和热点议题，同时也积累了相对较多的研究成果，并且形成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力。本文即是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和总结，厘清国外深度休闲的研究历程、研究对象和方法，以及研究的主要内容，并在客观评价的基础上给出对国内研究的有关启示，以期为国内休闲研究的拓展和延伸提供指引和参考。

2 研究历程、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历程

Stebbins是深度休闲研究的发起人和主要贡献者，他的系列研究成果对于推动深度休闲的纵深研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纵观国外深度休闲研究历程，以Stebbins的研究为参照节点，可以将深度休闲研究大致划分为以下3个阶段：（1） 深度休闲研究的探索期（20世纪80—90年代）。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数量相对较少，总计52篇，占发文总数的10.78%。从文献被引频次分析来看，Stebbins的“深度休闲：一个概念性陈述”（Serious leisure：A conceptual statement）[1]一文共被引高达213次，作为该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该文将深度休闲界定为业余爱好、嗜好追求和志愿生涯（amateurism，hobbyist pursuits，career volunteering），并对上述3种类型的休闲活动进行了详细阐述和关联性分析。后续研究则主要围绕深度休闲的概念阐释、行为范畴以及测量维度展开尝试性思考和有益探索。（2） 深度休闲理论框架的形成期（2000—2010年）。在这一阶段，深度休闲研究的发文数量达到182篇，占发文总数的37.76%。图1显示，在2001年前后，深度休闲研究发文数呈现密集式增长，2010年则达到一个新的高峰。Stebbins重新审视了深度休闲与随意休闲（casual leisure）的关系，并指出信息时代背景下深度休闲所扮演的重要角色[2]，引发了学术界对深度休闲研究的新一轮讨论。在对项目型休闲（project-based leisure）考察[3]的基础上，Stebbins最终提出了深度休闲的概念框架[4]，这使得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学者们更多的基于这一理论框架，针对不同活动类型和群体对象，围绕深度休闲的成本、效益和影响以及与其他概念结构的关系等展开深入研究。（3） 深度休闲研究的快速发展期（2011年至今）。这一阶段发文数量为248篇，占到总发文量的半数以上。在这一阶段，尽管学术界对于深度休闲的理解仍存在某些争议，如Shen和Yarnal认为深度休闲和随意休闲仅仅是休闲参与连续谱的两端而已[5]，然而争议的声音恰恰是对深度休闲理论框架的进一步完善。事实上，此阶段深度休闲的研究议题、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更加趋向多元化，学者们更多地表现出对该理论框架的认可并加以广泛应用。更为重要的是，深度休闲研究已然在西方休闲研究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学术影响力得到迅速扩大。

2.2 研究对象

现代社会，休闲俨然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这其中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深度休闲的内容和形式。梳理国外文献中的深度休闲活动可以发现，主要涉及业余爱好、体育运动、志愿服务和文化艺术4种类型。具体活动项目及文献情况见表2。

从研究针对的群体对象来看，相关文献还包含了对于某些特定群体深度休闲状况的考察。在这些文献中，主要存在以下几类特定人群的研究：一是结合志愿服务活动针对老年人深度休闲的考究，这一部分文献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如Heo等、Misener等、Stevens-Ratchford的研究[6-10]。二是有关女性群体深度休闲的讨论，如Pacheco和Stigger、Dilley和Scraton、Stalp和Conti的研究[11-13]。三是对大学生群体深度休闲状况的考察，如Gallant等、Liu和Yu的研究[14-15]。此外，Lee等还研究了不同种族/民族人群深度休闲体验的差异[16]，Patterson和Pegg则考察了残疾人群深度休闲的效益和机会[17]。

2.3 研究方法

西方休闲研究大多关注休闲心理和行为层面的议题，更多的是从社会学、人类学以及管理学等学科视角切入展开讨论，因而研究方法大多使用这些学科的主流范式，深度休闲研究也不例外。通过对国外研究文献有关研究方法的整理和分析发现，主要体现为以下4类：一是质性研究方法，包括分析归纳、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的混合使用，如Thurnell-Read、Perry和Carnegie、Bendle和Patterson在研究中即是运用了此类方法[18-20]。二是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方法，这种量化研究方法出现在大量相关文献之中，如Bock、Lyu和Oh、Cheng和Tsaur的研究[21-23]。三是人类学和民族志研究方法，如Rosenbaum、Hultsman和Anderson的研究[24-26]。四是数理统计检验方法，如Barbieri和 Sotomayor、Kim等的研究[27-28]。此外，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应用也有出现，如Lamont等、Hartel的研究[29-30]。

3 研究内容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国外深度休闲研究历经40年左右时间，有着较为完整的学术脉络，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论框架，研究内容较为丰富，研究对象类型多样，研究方法趋于多元。尽管如此，我們也不难发现，国外学者仍偏重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视角，进行个体微观层面的调查及研究，并沿着这一学科逻辑主要集中于对深度休闲的概念及测量、动机与行为、成本与效益以及影响因素等问题展开讨论。

3.1 概念及测量

Stebbins最早将深度休闲界定为“休闲活动参与者有系统地从事业余、嗜好或志愿者活动，他们投入如事业一般的专注，并借此机会获得及展现特殊的技巧、知识及经验”[1]。这一概念提出后，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和认可（如Scott[31]）。深度休闲参与需要特定技能、知识以及经验的结合，通过对志愿活动特性的分析，Stebbins又进一步确认了对于深度休闲的理解，同时他认为深度休闲视角能够为志愿活动提供更为综合深入的理论陈述方式[32]。需要指出的是，国外对于深度休闲的阐释更多的是置于深度休闲视角的休闲类型划分的理论框架之中，Stebbins将其重申为深度休闲、随意休闲和项目型休闲，而深度休闲有别于另外两种形式的主要特征就在于，深度休闲参与者通过对活动的持续参与，在个人努力基础上不断提高知识、技能和经验，从而能够获得持久的效益，并具备了某种独特气质，进而得到此活动所属社会圈（social world）的认同[33]。

深度休闲视角为社会、心理、文化和历史情境中的休闲活动和体验提供了划分的依据和理论解释，后续学者在考察深度休闲行为时也大多沿用Stebbins的界定和理解。然而也有学者对深度休闲做出了批判性思考，Shen和Yarnal通过对一组从事非正式社交休闲体验女性的在线调查发现，休闲体验的复杂性反映出休闲是一个连续而非深度-随意截然二分的概念[5]。Veal指出，深度休闲仅与活动形式有关，对于社会圈、身份认同和最优生活方式的理论阐释站不住脚，并且由于大多数休闲活动的深度性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深度休闲的类型学解释的效度受到质疑[34]。Breeze则从3个层面对“深度性”（seriousness）进行了结构性批判：一是休闲的深度性根据常见的不平等交叉模式具有不同的理解，如深度性的性别差异;二是深度性常常被解释为休闲效益的“排序方式”（mode of ordering），然而它对于参与者组织和表征的实践并无太大益处;三是深度性不能主要依据承诺（commitment）来定义，因为承诺只是一种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已[35]。

在前期研究基础上，Stebbins完善了深度休闲的6个特质，包括坚持不懈（persevere）、休闲生涯（career）、个人努力（significant personal effort）、持久利益（durable benefits）、独特气质（unique ethos）和强烈认同（identify strongly）[36]。大多数研究主要基于上述特质设计问项，展开对深度休闲的测量和考察，Baldwin和Norris基于此量表研究了美国犬业俱乐部成员的生活方式，讨论了作为生活中心的深度休闲体验的意义[37]。Gibson等通过对佛罗里达大学足球球迷特质的考察，认为深度休闲提供了身份认同的资源，并增加了碎片化后现代社会的归属感[38]。Brown通过对摇跃舞社会圈的深度访谈和民族志分析，识别出随意和深度两种休闲类型和5个亚群体，并确认了深度休闲的6个特质，发现寻求友谊是参与摇跃舞的最重要原因，而参与者则依据生活方式改变的需要选择不同的涉入水平[39]。

然而Stebbins的深度休闲量表在某些特定群体深度休闲活动中仍存在一定局限。Yoder研究发现，Stebbins模型不足以解释低音捕鱼社会圈的休闲活动，他进而给出了商品化密集性深度休闲活动群体关系的完整理解[40]。因而，Gould等对深度休闲量表（serious leisure inventory and measure，简称SLIM）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发现54个题项的简短量表能够表征良好的模型拟合，同时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41]。Gould等则通过测量象棋深度休闲活动，确认了18个因素54个题项的测量量表[42]。此外，Heo等还研究了深度休闲6个特质之间的关系，发现坚持不懈和休闲生涯对独特气质以及个人努力和休闲生涯对强烈认同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7]。

3.2 动机与行为

Zabriskie和McCormick提出了休闲活动的核心和平衡（core and balance）框架[43]，以此为参照可以根据参与场所离家距离的远近，将深度休闲大致分为室内、社区和户外3种类型。在有关室内深度休闲的研究文献中，Stalp考察了美国家庭女性绗缝休闲活动，发现传统固有观念下绗缝仍存在时间和空间的诸多限制，而美国女性则希望抵制这些限制和固有观念，追求深度休闲的体验[44]。Stalp和Conti进一步发现，尽管绗缝在金钱、荣誉的获取和国际认可度方面获得了成功，但是因参与者大多为女性仍未被充分重视，然而此类活动应给予必要的家庭空间支持[13]。Kraus则通过对美国肚皮舞者深度休闲生涯性别属性的研究发现，虽然男性与女性均被舞蹈的艺术和历史所吸引，但是女性却需要经历一些主要的生活转变，例如，减少家庭责任及工作、教育和社会关系的改变等[45]。

深度休闲活动的参与和开展对于社区发展和管理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国外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谈论和研究。Gallant等分析了大学生对于社会责任和参与志愿服务的态度，指出社区服务经验可能产生持续的公民参与，因而如何与高校合作开展社区服务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14]。Gallant等还探讨了基于志愿活动的个人和社区之间的关系，发现深度休闲是社区培育的重要渠道，他认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義的价值倾向以及对于社区与社会关系一致性的感知，在深度休闲活动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46]。Rosenbaum则通过4年人类学的考察工作，研究了越野驾驶爱好者集体行动的休闲消费潜力，并分析了深度休闲社区在拯救地方未来文化一致性中的努力，他建议集体行动应该把消费的显著增加作为当代社会个人和集体认同的基础[23]。

当然，有关深度休闲动机与行为的研究更多的还是体现在户外休闲活动的研究方面。Dilley和Scraton考察了女性攀岩者的社会关系、母亲身份和参与动机，以及深度休闲与生活领域的关系[12]。Fairer和Felicite直接探讨了科姆拉德马拉松参与者的动机和行为，验证了马斯洛需要层次论、穆雷需要列表以及米德和布鲁默符号互动论等理论，并分析了深度休闲活动在社会风气和社会认同中的亚文化影响[47]。Barbieri和Sotomayor则将深度休闲量表应用于冲浪旅游行为和目的地倾向的研究之中，发现冲浪旅游者显示出了高水平的深度休闲特性，并且他们的冲浪目的地倾向与目的地的冲浪诉求、波浪的变化以及自然环境质量有着密切的关联[26]。Shupe和Gagne通过对女性学习飞机驾驶动机的分析和归纳发现，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深度休闲活动中，女性对于时间、金钱和努力的投入有着明显的不同[48]。Pacheco和Stigger则基于阿雷格里港女排大师联赛女子排球队的民族志工作，考察了他们对于深度休闲的承诺以及时间和空间的深度性[11]。

3.3 成本与效益

深度休闲活动的参与对于个人和社会均能够带来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然而这也会涉及许多参与的成本。Thurnell-Read通过对真麦酒爱好者的访谈和调查，发现啤酒鉴赏的成本除了与金钱、时间义务和组织冲突有关外，真麦酒运动有时还被广义文化固有的强迫性和势利定位所边缘化，而文化杂食动物（cultural omnivore）理论作出了相对合理的解释，因为深度休闲的专业化倾向只是发生在单个而非多个领域[18]。Lamont等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揭示出，新西兰铁人三项业余运动员虽然面临明显的深度休闲成本，但是仍能坚持承诺并完成深度休闲生涯，他们凭借经验进行认知和行为战略的配置，从而理顺或减轻深度休闲的风险[28]。可以看出，Lamont等的研究在深度休闲成本、成本的维持以及对深度休闲生涯的影响等理论命题方面具有积极的贡献。在接下来的研究中，Lamont等通过对以往深度休闲成本研究成果的梳理（表3），建议用休闲制约（leisure constraints）来替代休闲成本的概念[49]。

深度休闲的效益得到国外学者们的广泛讨论，总体来说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的考察上：一是深度休闲对生活质量的影响。Heo等研究发现，深度休闲活动能够给老年人带来较高的畅爽体验和主观幸福感，但其水平会因个体差异（如性别、退休状况等）而有所不同[6];Pi等以志愿服务活动为例，同样验证了深度休闲对主观幸福感的积极影响[50];Chen则考察了配偶支持对于深度休闲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调节作用[51];Kim认为，深度休闲能够改善自我形象和自我表达，进而改进社会关系，有助于个人的成长和幸福[52]。二是深度休闲与感知健康的关系。Kerr等研究发现，网球运动明显减少了爱好者的不愉快情绪和外部紧张压力，从而有利于健康状况的改善[53];Kim等认为，跆拳道参与能够带来高水平的感知健康[28];Heo等则根据涉入水平识别出不同的深度休闲组别，进而证实了深度休闲参与对身体和心理健康积极影响的显著群体差异[8]。

此外，也有学者对深度休闲成本和效益的联系进行了探究。Lyu和Oh认为，制约协商（constraints negotiation）能够有效解释深度休闲效益的实现过程，它在不同休闲效益的产出和独特休闲身份的发展中能够发挥关键作用[22]。Kennelly等建议采取一系列认知和行为层面的协商策略，如进行事前计划和时间管理，努力加强与其他人沟通和合作，以及制定相应工作纪律，以降低深度休闲的参与成本，适应或缓解休闲制约，从而达到良好的参与效果[54]。

3.4 影响因素：前置与后因

如前所述，休闲制约指的是限制休闲偏好形成或阻碍参与和享受休闲的诸多因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休闲活动的成本，是休闲参与重要的影响因素，如OConnor和Brown通过提供骑乘者特定群体及驾驶之路经验的洞察，分析了年龄、经验和环境对于深度休闲的影响。然而深度休闲的开展往往需要凭借特定的技巧、知识及经验，因此休闲设备的占有、使用和熟练程度对活动参与意义重大[55]。Littlefield和Siudzinski考察了徒步旅行的设备，尤其是使用的知识和经验对深度休闲的积极影响[56]。Bock发现，休闲设施显著影响滑雪旅游者的持续参与和制约协商努力[21]。McQuarrie和Jackson则分析了成人滑冰爱好者深度休闲的参与生涯，他认为深度休闲历经潜在参与、开始运动、发展、建立、减少或退出5个阶段，通过识别和详述每个阶段活动参与的影响因素并制定相应策略，能够更好地保证深度休闲参与的水平和质量[57]。此外，家庭和社会层面亦存在影响深度休闲参与的诸多因素。如Hultsman研究了斗狗深度休闲活动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并发现配偶的支持在人与狗的互动中发挥重要作用[25]。Wood则关注宏观社会环境对于深度休闲的影响，他认为由于理性社会的侵蚀和市场驱动力的捕捉，攀岩爱好者面临比以前更大的困难和  压力[58]。

有关深度休闲的后因变量的研究，国外学者着重考察了深度休闲与游憩专业化的关系。Tsaur和Liang最早研究发现，休闲生涯、个人努力和强烈认同对经济承诺产生影响，而除独特气质外的其他5个指标与过去经验和生活中心化具有一定关联[59]。Lee和Scott也将深度休闲的4个属性（认同、毅力、生涯和个人努力）与游憩专业化的两个层面（个人忠诚和行为忠诚）纳入深度性框架下，实证研究了两者的联系[60]。Cheng和Tsaur同样认为，高水平的深度休闲特质导致高水平的游憩涉入，深度休闲与游憩专业化维度的具体关系显示，坚持不懈正向影响吸引、自我表达和生活方式中心性，而在个人努力和对活动的强烈认同下，休闲生涯对吸引和生活方式中心性产生正向影响，而独特气质则积极影响吸引和自我表达[23]。然而Scott却持怀疑的态度，他认为深度休闲和游憩专业化的优势和差异有待进一步考察，相同休闲活动参与者的涉入程度是不一样的，并且游憩专业化连续过程中参与者个体之间存在较大差异[61]。此外，Yang验证了深度休闲与游憩专业化关系中成瘾倾向所起到的调节作用[62]。Goff等则研究了深度休闲对配偶感知休闲-家庭冲突的影响，发现配偶的支持在两者关系中发挥明显的调节效应[63]。

4 結论、评价与启示

当前，中国社会十分重视对深度休闲活动的引导和鼓励，同时高度关注深度休闲的体验和质量，然而国内学者对于深度休闲的讨论还只是近几年的事情，相关研究仍显滞后。王苏和龙江智最早引入深度休闲概念，从活动特征、参与者类型、活动效益、活动阻碍以及测量等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了述评[64]。尽管该文纳入分析的文献数量和范围有所局限，但是这为国内休闲领域的学术探讨补充了及时和重要的养料。此后国内研究更多的是借用国外量表，考察深度休闲与主观幸福感[65]、游憩专业化[66-68]和地方依恋[69-70]之间的结构关系。从中不难看出，这些成果采用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主要以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为主。不过值得欣喜的是，国内学者在研究对象和活动类型的选取上还是有着些许差异。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居民的休闲观念和休闲方式等具有一定独特性，这为国内深度休闲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土壤。因此，借鉴国外深度休闲研究的理论成果，进而指导国内相关研究的实践，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基于此，本文尝试对国外深度休闲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把握国外研究的发展脉络、研究主题和趋势特点，希望能够为国内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和指导。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 从研究历程上来看，国外深度休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的初步探索，历经理论框架的逐步形成，最终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并呈现出相对较多的实证研究成果。（2） 研究对象的选择上，相关文献涉及的深度休闲活动主要包含业余爱好、体育运动、志愿服务和文化艺术4种类型。（3） 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既有质性研究方法，如分析归纳、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的混合使用，也有被大量使用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此外，还有人类学和民族志研究方式、数理统计检验方法，以及扎根理论应用等。（4） 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于深度休闲概念的探讨、深度休闲量表的开发和完善、深度休闲动机与行为、深度休闲成本与效益，以及深度休闲的影响因素等方面。

总体而言，国外关于深度休闲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丰硕，学者们从概念界定、测量维度构建，以及与相关构念的结构关系检验等均进行了大量的探讨。然而不难发现，国外文献大多是基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视角，运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数据资料，并通过构造结构方程模型对深度休闲及相关构念进行测量和验证，尽管研究范式符合问题本身和研究逻辑，但在某种程度上仍存在一定局限。正如学者所关注的，就类型学角度而言，深度休闲首先是一种特定的活动形式。不可否认，针对这一形式展开瞬时性的调查研究，有着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理论贡献。不过不可忽视的是，深度休闲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具有连续性、阶段性和涉及面广的特点，这就需要进行跨学科、多角度和历时性的深入研究。比如广场舞休闲，事实上很难准确界定它属于何种休闲类型，这需要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也就是说，从生活方式的视角考察显得更具合理性和可行性。尽管如此，深度休闲仍然能够为类似研究提供很好的理论起点和学术视野。

从国内外研究对比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对于深度休闲的关注才刚刚起步，无论是在理论探讨还是实证考察方面，该领域的研究仍任重道远。基于我国的休闲文化传统、产业发展实际和学术研究现状，建议如下：

首先，在学术态度上，学界应积极关注该领域研究，并准确把握国外研究现状和趋势。从国外文献年谱分析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于深度休闲研究的关注度稳步上升，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迅速提高。然而在我国，深度休闲活动备受关注，相关研究却较为匮乏。

其次，在未来研究方向上，一是基于国外深度休闲的概念框架，考察对于中国特有休闲活动类型的适用性，进而修正和完善深度休闲的理论阐释;二是借鉴国外深度休闲量表，采集中国样本数据，实证检验并发展深度休闲的测量工具和手段;三是重点开展深度休闲影响机制的探索和研究;四是将深度休闲观点与生活方式视角相结合，展开休闲生活质量、主观幸福感等的研究;五是进行中国深度休闲发展的时空分异和群体差异的实证分析。

最后，研究方法的使用应体现多元化和混合型。如前所述，国外研究大多采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式，但是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深度休闲仍然被限定在活动或行为层面进行考量。然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休闲生活方式的变迁，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得深度休闲更具复杂性和综合性。因此，国内深度休闲研究可以尝试从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切入，向社会生活方式、产业经济发展等领域延伸，同时借助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全新的理论审视和系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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