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虹影《K》中反东方主义

杨燕翎 张亚杰

摘 要：虹影是近年来海外华文文坛中不可忽视的作家。1999年创作了长篇小说《K》，自《K》出版后关于文本中的东方主义色彩的批评便不绝如缕。围绕这些争论本文运用东方主义理论分析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及“他者”想象的解构，探讨了文本中的反东方主义元素。

关键词：虹影；《K》；萨义德；东方主义

作者简介：杨燕翎（1963-），女，汉族，吉林省人，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院院长，研究方向：中外文学比较研究；张亚杰（1991-），女，汉族，河南省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现就读于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5-0-02

虹影，近年来受人关注的华人女作家、诗人。1991年移居英国，先后发表作品《饥饿的女儿》、《K》、《阿难》等，译为各种语言文本，在国际书市中广受欢迎。作为一个大陆旅居英国的女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感受使她将这种关注置于中西之间更为广阔的视野进行考察。长篇小说《K》便在这样双重文化身份影响下写就的，虹影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中国女作家林和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第二代诗人朱利安·贝尔之间的跨国爱恋，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武汉大学，小说涵盖了她所擅长的题材，东西文化的认同与冲突、欲望与情感，同时因为书中大胆的情欲与性爱描写为一些人所诟病，而文本中有着中国特色的符号被人指责为“东方主义”之作。但细究文本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虹影恰恰表达的是与此相反的一种写作策略。虹影在此借《K》勾勒出了一幅中西交杂的文化图像，穿梭于东西之间，寄居国对自身文化认知上的偏差，自觉不自觉存在的“误读”，是任凭误读还是选择沉默，虹影选择了前者。本文从东方主义理论出发来探讨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与碰撞，从中对东方主义进行了解构。

一、东方主义与萨义德

爱德华·萨义德，当代受人关注的美国理论家、批评家，在解构主义的思想背景下，萨义德以东方学为研究对象，批判欧洲中心论为重点，展开了他的后殖民主义批判。《东方学》一经问世，便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依照萨义德的观点，欧洲的东方学是文化霸权的产物，其作用不断固化着欧洲比东方优越、先进的观念。西方社会中的东方学对东方的想象正是建立在这种高高在上的“西方意识”的前提上的，东方是缺席的，真实面貌被掩盖和遮蔽，欧洲文化通过东方学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学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创造东方，所以东方在东方学中，并不是一个思想写行动的自由主体，它是被西方话语创造出来的他者形象，是被虚构出来的谎言。

作为话语的东方学，依据这种理论，萨义德分析了大量体现这种东方学的西方话语文本，与此同时，东方学的影响之大，让无数华裔的创作受到更多的关注和审视。无一例外，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行走于东西文化之间的虹影在其小说《K》问世后，也是饱受争议的。有人指责《K》对中国生活的描绘有意无意地迎合了西方人，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成为“东方主义”的标本，然则结合虹影的创作初衷及相关访谈录，面对西方这样一种话语的塑造虚构，在歧视盛行的环境中她选择了发声，虹影并没有像一些华裔作家诡异化式的描述，而是一反传统的定型化形象，在其中给予一种客观的展示。在《K》的创作中，她探讨东西方之碰撞，力求以宽容的态度看待世界文化，批判西方之于东方文化的偏见，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东方主义。

二、以人物形象的塑造消解东方主义

萨义德指出，东方人在东方主义那里被作为一种整体被观看、被研究的失语客体，东方人的形象也多与愚昧、腐朽、野蛮等字眼联系在一起。虹影在小说中通过对林和朱利安中西两位主人公的描写和塑造，打破西方对东方的异己化想象，从而消解了高高在上的“西方意识”。

在西方的认知观念里，东方往往保守而封闭，东方传达的情感也是隐晦的，其中对于传统的中国女性也被打上了附庸、软弱、缺乏自我的烙印。在虹影的笔下，女主人公林（K）出自中国上流知识门第，成长于传统的中国大家庭，风起云涌的二、三十年代，西方的各种思潮和交流不断深入，在武汉大学林结识了来此教书的朱利安，后者小她八岁，在一段时间的接触后，无视国籍、身份、年纪差距的她疯狂陷入热恋。现实中的他们进行文学創作，实践《玉房经》；夜访鸦片烟窟，共试狎邪秘戏。在性与爱之间，她爱的热烈而大胆，但反而这个白人男子开始变得犹豫不安、优柔寡断，林在这段感情中表现出来的勇敢与果断让这个英国男子望而却步。在这里对于中国女性的想象被打破，K是个现代知识分子，K是个神秘的东方女子，K又是道家房中术的传人，哪个标签贴上适合呢？K怎是一个类型化的标签所能概括了的？这无疑带有东方主义想象力构造的因素，而对于这种定型化虹影借对林的刻画进行了发问。

虹影在作品中也通过对男主人公朱利安的刻画，解构了欧洲中心主义和至高无上的言论。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位文艺世家之子，来自学术界布鲁姆斯伯里集团，他彬彬有礼，是个英国绅士。一九三五年，他带着革命的浪漫梦想来到中国，但随后陷入了与林的异国情恋，然而当林决定抛弃现有婚姻，提出与他私奔时。朱利安想到他来中国的目的本是为了革命，于是不告而别，到四川找红军参加革命去了。但是，革命是与暴力和流血分不开的，这个时候他又想到了林爱情的宝贵，跑回武汉。但随后的东窗事发，朱利安退却了，爱情也已无路可走。他提出辞职，马上溜回了英国。最后奔赴西班牙战场，不幸身亡。在此，他的懦弱和退缩也使得这段感情画上了悲情的色调。在作者对他形象的刻画中，我们看到的不是西方人引以为傲的文明与理性，而是一个颇为怯懦和自傲的家伙。虹影以此瓦解了西方所谓的文明、高大的形象，一定程度上拆解了主流人物的话语霸权。

三、以中西文化的碰撞解构“他者”想象

在对《K》的评论声里，很多评论家把它归类为爱情小说，但林和朱利安背后代表着中西文化的内涵恰恰是不能忽略的，而虹影显然有着更深意义上背后的考量，在关于《K》的访谈中，虹影表示到，我的出发点在于当时中国和西方在文化上是怎么样的关系？中西爱情观怎样不同？基于此，虹影并不是以“东方”来作为哗众取宠的方式，而是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再现还原真实，以此对文化霸权进行了解构。

在西方中心主义那里，东方的故事充满着苦难和落后。东方与西方、先进与落后、丰富与贫瘠，面对如此的二元论，为打破作为“他者”的想象和塑造，《K》是虹影多年思考下的产物。旅德作家陈玉慧评论到，她活在东方，她也活在西方。中国作家并非只能写苦难，苦难也并非中国文化的本质，所以她写《K》。以朱利安为代表的西方人来到中国，但满眼所见的却是被西方文化深深隔阂的中国意象。在漫游了中国之后，瓷器、字画，茶楼、女人旗袍、二胡琵琶，每看一处景观，朱利安的认识也在现实和历史无意识中拉扯，在朱利安寄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他不是不知道，在记者的相关报导中，从中国回来人的书中，都仔细描绘过中国的贫穷和苦难。中国的故事似乎永远是悲惨的，然而他来中国后，西方人写个不休的苦难，他看得不多。相反，他看到老百姓有自己喜庆的祥和，一旦从苦力劳动脱身，他们的生活也自由风趣”。华裔文学作品所书写的故事往往以西方作为背景，主人公多为移民而来的中国人。面对本土文化在异国他乡的断裂，势必要与西方文化产生碰撞，而为了的带西方读者的接受和认可，西方视角在此先行进入到作者在行文中，文本中不乏对中国传统文化妖魔化的渲染，满足了西方对于东方故事的期待视野，然而这样则更进一步固化了东方文化的“他者”的刻板印象，巩固了西方的文化霸权。而虹影则直视20世纪初期的中国，不是靠东方学家的书，亦不是大洋彼岸的想象。而是以一个在中国的英国人的口吻，以此达到对传统东方主义的解构。

此外，朱利安在剑桥的温室里培育出来的自由主义精神不断和中国发生冲突。他不明白，为什么以布鲁姆斯伯里的标准衡量起来如此滥情的诗人徐志摩，是个“三等雪莱的货色”，为什么在中国如此受欢迎？在与林的狂热爱情里，他更糊涂了，“他这个剑桥学生中有名的‘登徒子，面对猎物，从不犹豫发出一箭，怎么让这个中国女人抢了个主动？”在林面前的被动，让朱利安那西方中心的男性尊严不断受到挑战。他的确是个十足的英国人，在这里有关中国女人、中国革命，中国的一切，对他来说，永远难以理解。他既不能承受中国式的激烈的革命，也不能承受中国式的狂热爱情。在他们的偷情被发现后，朱选择逃离林、逃离中国，她的眼光就把他看穿：“他实际上摆脱不了种族主义，不过比其他西方人更不了解自己而已。他的灵魂深处藏着对中国人的轻视，哪怕对方是他最心爱的女人，在林和程面前，他的决断绝情，说到底，还是西方人的傲慢。”异国的情爱多半是失落的，一桩有夫之妇与人私通的爱，两个不同肤色男女之间的爱，在朱利安和林之间的故事实际上是一场文化邂逅，也是中西文化观念交汇后的必然遭际。虹影无疑是熟谙英伦文化的，明白一个洋人被中国氛围拥抱的感觉，但同时在这一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朱利安代表的西方外来视角必须明白：东方不是征服的對象，而是理解的对象。在这段东西方关系的寓言中，任何单方面的文化优越感，某一单维度上的民族主义都会使爱情陷入悲剧。

四、结语

面对东方主义对于东方的臆想和歪曲，虹影突破传统的东方主义思想。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心与边缘，此岸与彼岸的距离正在逐步打破，任何一种以所谓的狭隘的民族观，没有生存的空间。虹影旨在通过《K》传达给读者，无论在一段感情、还是在中西方文化的关系上，中西文化的碰撞在所难免，任何带着某种偏见和傲慢态度的姿态，势必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中淹没。偏见的打破不是一朝一夕，需要东西方之间多元对话，在沟通和交流中打破藩篱与界限，而不是管中窥豹的反东方或反西方，亦不是以偏概全的脸谱化、类型化。这也是《K》这篇小说所赋予我们的意义，也是虹影辗转于中西文化间传达给我们的思考。

参考文献：

[1]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 三联书店出版社，1999.

[2]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

[3]虹影.K [M].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