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去还行

唐伟

总体看来，二〇一七年的湖南小说波澜不惊，看上去还行。

我们看到，二〇一七年的湖南长篇小说，大多以权力叙事为轴心，从聚焦历史人物到直面当下现实，从权力的中枢神经到权力的毛细血管，钩沉世道人心，纵览生存百态。特别是代表性的两部长篇，圈点权力支配下的人物命运沉浮，展现数千年官本位传统的历久弥坚，让人慨叹唏嘘;而二〇一七年的湖南中短篇市井故事，既可见中产的无名焦虑，也不乏底层的世事艰难，普通百姓的生死爱欲，烟火人间的酸甜苦辣，有起伏，有回味，最终大多都归于平淡，正所谓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

长篇小说：权力的毛细血管和中枢神经

从所谓惯常的小说题材角度而言，马笑泉的《迷城》应该是二〇一七年湖南长篇小说最重要的收获。这部三十万字的长篇，从题材上讲，很容易让人想起“官场小说”之类似是而非的定论，但事实上，官场小说或政治小说此类的题材标签，无论之于《迷城》或其他相类似的小说，都无法穷尽小说本身的复杂性——重要的并不在于给此类小说贴上什么样的主题标签，而是如何尽可能在结构剖析和艺术特质的意义上，真实还原小说的特有样貌。

从湖南当代小说的精神谱系角度而言，马笑泉的《迷城》无疑是处在了王跃文的《国画》和阎真的《沧浪之水》的延长线上，或者换句话说，《迷城》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并融合了《国画》和《沧浪之水》的流风余韵。《迷城》的主人公，是从市委政研室副主任空降迷城担任县委宣传部长的杜华章，在杜华章身上，我们明显可以看到朱怀镜和池大为的双重影子：同样是置身官场，杜华章既有朱怀镜的那种文人情怀，也有池大为式的知识分子担当;同样是情场遇红颜知己，杜华章和静云轩茶馆主人梁静云的情感纠葛，则有着“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的点到为止，这跟《国画》以及《沧浪之水》小说主人公的情感历程基本如出一辙。即便是故事的结局，《迷城》跟《国画》《沧浪之水》也大致相似：主人公杜华章到最后实现了由县委宣传部长官至一县之长的仕途升迁，可谓是平步青云，功德圆满。

当然，如果单从故事涉及的官场级别来说，《迷城》较之《国画》和《沧浪之水》所涉的厅局级，可以说是下沉了一步，《迷城》揭露的是县一级地方权力的运作真相，但这丝毫不影响小说的精彩程度。在小说中，迷城之谜的第一个谜，就是常务副县长鲁乐山的非正常死亡，小说的叙事结构也由此做起了文章，即由鲁乐山的非正常死亡，牵扯出迷城官场的前尘旧事。小说以叙事主人公的回忆讲述了迷城官场的是非纠葛，而与此同时，围绕这起非典型性命案，如何处理善后则直接引出了故事的下文，我们从而看到，扑朔迷离的官商关系，错综复杂的帮派团伙。小说行文沉稳，既见解析的细腻绵密，又有叙述的错落有致，就此而言，马笑泉笔端所触及的，无疑是基层权力毛细血管的流通状况。

就权力的毛细血管机能而言，我们看到《迷城》的叙事其实也具有相当的现实操作性和纪实色彩，或者说，小说提供的艺术真实，让我们更加清楚现实生活的真实背后是怎样的一套因果逻辑。以清理护城河为例，迷城的护城河本来水流量就小，加之多年淤积以及沿河两岸居民随意倾倒垃圾，有些河段看上去跟臭水沟一般，但迷城作为古城，其精华又在这条河上，护城河托起的六座古桥是迷城的一大亮点。杜华章刚到迷城考察的时候就看出了这点，尽管清理河道是造福于民的好事，但是在GDP思维主导政绩观的现实背景下，花钱清淤并不能提升迷城的GDP，因而谁也不愿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

“如果经济效益并不显著，但是能成为政绩工程，这事也早有人办了。你拓宽一条路，造座新桥，铺个广场，或者筑起一座宏大建筑，上面的领导来视察，不用解说一眼也能看到，印象分就上去了，对将来提拔有助力。老百姓也会说这个工程是某某某搞的，多少年后，功劳还是算在你头上。你把这条河淘洗干净，这河乃是自然产品，上级领导来视察，如不加以说明，他会以为本来就这么清澈。何况河水回清难，维护更难。你造个广场，无论在上面扔多少垃圾，广场本身不会消失。你让河水变清，如果是老百姓环保意识还是老样子，过两年又会回浊，他们也绝不会记得从某年到某年，河水变清，是某某某的功劳。”

我们看到，看似简简单单的生活现象，里面其实大有文章。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实际上取决于所造的这一方福是否有利于为官的升迁就任。在小说中，权力运作的款曲门道和现实逻辑，权力的毛细血管如何运行等，《迷城》为我们娓娓道来。置身官场的小说主人公杜华章，即使想有所作为，想造福一方，也不得不服膺于这种现实的权力逻辑：“如果上头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主要考核指标，这条河想不干净都难。”但问题是，人人要坐等那一天的到来，生态环境说不定已经被破坏到难以逆转的地步。也正是在这种故事背景下，小说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直接呼应了现实政治，换言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政绩观的现实折射，像一缕清风，沁入人心。我们看到，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下，空降的杜华章只能小心翼翼，步步为营。综观整部小说，我们看到，《迷城》的情节张弛有度，语言平实而醇熟，书法、诗词等传统文化元素在小说中的穿针引线，无疑增添了小说的可读性。

如果说，马笑泉的《迷城》是在现实层面对权力的毛细血管展开了精微的解析，那么，肖仁福的《平步青云》则是从历史的角度，试图深入到权力的中枢神经内部，一窥权力的奥秘。作为肖仁福写作计划“李鸿章人生三部曲”的开篇之作，肖仁福的《平步青云》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在有意无意效仿高阳的《胡雪岩全传》——高阳的《胡雪岩全传》勾勒的是晚清首富胡雪岩风云际会的传奇人生。而有意思的是，曾被清廷授以布政使虚衔的胡雪岩，跟晚清重臣李鸿章还真有交集——在李鸿章跟左宗棠的权斗过程中，商人出身的胡雪岩某种意义上是一颗举足轻重的棋子。同为“平步青云”（《胡雪岩全传》第一卷也名为《平步青云》），但是，两部传记小说各有千秋，难分伯仲。

与高阳本来就擅长历史小说相比较而言，肖仁福则更倾心于当下现实，在《平步青云》之前，肖仁福发表出版有长篇小说《官运》《位置》《心腹》《待遇》《意图》《仕途》《平台》等，均是现实题材的官场机关小说。而就传记小说本身而言，虽则小说允许有艺术的加工，可以有虚构的成分，不必完全拘泥于史实，但肖仁福的《平步青云》欲在已有的《李鸿章》（尹福庭著）、《李鴻章》（韦息予著）、《李鸿章》（高阳著）、《李鸿章传》（梁启超著）、《李鸿章传》（李守孔著）、《李鸿章传》（苑书义著）、《鬼才李鸿章》（诰明著）、《李鸿章与甲午战争》（刘功成著）、《困经：李鸿章一生的九大布局》（司马烈人著）、《李鸿章：人生畅吟》（王健、方英选编）等琳琅满目的李鸿章传记著作中脱颖而出，并非易事。

就小说本身而言，《平步青云》并没有像一般传记小说那样故事从头说起，以李氏呱呱坠地展开叙述，而是截取的李鸿章三十岁至四十岁期间的成长发迹史。众所周知，虽然后来贵为朝廷重臣，但是李鸿章的成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平步青云》这里，我们看到，李鸿章后来的平步青云，其实还是得益于他的“政治正确”，跟对了人。历数李鸿章仕途中遇到的几个人，我们便会发现，吕贤基没有雄心抱负，周天爵虽掌有实权手握重兵，却并不肯作为，李嘉端身处官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只想明哲保身，而再后来的福济，则又显得私心太甚、排挤同僚，直到遇见曾国藩，怀才不遇的李鸿章才真正开始有所作为。曾李二人师生相称，互为助益，一起携手几度大败太平军，挽救晚清危局，且最终在曾国藩的成全下，李鸿章得以独立组建名噪一时的淮军，成就巅峰人生。

客观而言，肖仁福的《平步青云》虽则展现了封疆大吏权力跌宕起伏的一个截面，但小说的精彩之处，实际并不在于勾勒李鸿章平步青云的起步过程，而是将人心的玄妙，人性的幽微铺展得淋漓尽致。比如在面临宦海仕途的关键关口，李鸿章当时其实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正如日中天有钱有人有粮的和春和大人，另一个是刚刚兵败身体虚弱的曾国藩。当此之时，李鸿章的远见卓识和深刻洞察力，成就了他后来的平步青云：他并没有势利地选择和春站队，而是富有远见地选择了曾国藩作为自己的导师。

二〇一七年的湖南长篇小说除了惯常所热衷的权力叙事之外，远人的《预感》讲述的是小城职员小军一地鸡毛的现实生活。小军幻想拥有五百万，某天忽然在储蓄所偶遇小学同学马达，他平静庸常的生活被渐渐打破。小说通过一个底层职员的经历，道出了当代社会阶层流动日益固化的残酷现实。陈夏雨的《凤囚凰》讲述了两代人的爱情与创业故事。小说的丰富性在于，时代的变革与家庭的变化呈现的是相互印证的图谱，同一个家庭，不同的两代人，完全不同的两种命运。《凤囚凰》欲以家族史来折射时代变迁，以个人命运来反映社会转型。

中短篇小说：困于经验，流于世相

二〇一七年的湖南中短篇小说，大多仍流于世相。所谓“流于世相”，是指作家们虽然把握到了人情世相的某些症候和片段，也试图在人性的幽微处细嗅蔷薇，纳蓄芬芳，但无论是俯身品咂，还是近观远望，均失于对人情世相的深度开掘。换言之，二〇一七年的湖南中短篇小说，大多仍是在人的生存以及生活经验的层面展开临摹复制。这从《朋友圈·同学情》等中短篇小说的题目上即可得到某种程度的印证。

何立伟的《昔有少年》延续了作家一贯的写意化小说风格。小说通过典型的成长经验，以一种现在进行时的描写，复活一段少年时代美好而残酷的青春记忆，通篇洋溢着成长小说特有的浓郁荷尔蒙气息。三毛，猴子，胖子……儿时的玩伴;游泳，打架，看女人……少年时代的那种特有的冲动懵懂，对未知事物蠢蠢欲动的探险，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友谊;而所有这一切最后却只“听到空气里有清脆的声音……天空广大，到处都是回音”。时代的巨变（文革），让青春期少年的爱情想象戛然而止。小说诗意的笔调，考究的文字，烘托出一种雕刻般的画面感。

吴刘维的《有人落水》是一篇很有抱负的小说，这种抱负不仅体现在作家欲以亡灵叙事来架构一段“人狗情未了”的市民传奇，更体现在小说杂糅并置了男女情爱、心灵救赎、官场争斗等诸多异质性题材元素。这样一种野心勃勃的小说抱负，一方面使得小说的故事情节有了起伏和坡度，从而充满某种戏剧性意味，但与此同时，诸多故事要素要在一个中篇的篇幅里来完成，这种高难度的腾挪转合，多少显得有那么点狭促。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在不同故事题材来回的切换间，小说的叙事重心显得有点犹疑，很难拿捏。吴刘维一贯擅长写市井人物的命运传奇，我们看到，小说里的王胖子、三哥、瘦脖子等人，均是三教九流之辈，从人物命名上，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小说散发出的那种浓厚市井气。人与人之间因为利益的相互利用、背叛等，反倒不如人和狗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小说对人性的质问，正是通过“狗犹如此，人何以堪”的逻辑来反证实现的。

万宁的《朋友圈·同学情》展现了作者一贯长于市井叙事的拿手好戏。在这篇小说中，我们发现，跟《有人落水》如出一辙，中年危机、同学情谊、情感男女、职场风云等本来可以独立成篇的小说素材同样是一锅烩。小说在现实和回忆的两副笔调间穿插游走，叙述者则同样也是旁观者和在场者。就小说题材而言，在智能手机日渐普及的当下，社交沟通软件的运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某种意义上占据了支配性地位，就此而言，《朋友圈·同学情》所传达的现代人生存经验和生活世相，无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范性：

“朋友圈里的点赞点评，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的人情往来。你发送的图片，片刻的感受，或喜悦或悲催，以及所有的所闻所见，只要发送了，就有人会给你点赞，看似与你同喜同悲。悲催的事会安抚你，感觉总是有人关注你，当然，关注你的人，平常你也要关注他。如果，有一个人你总是给他点赞点评，而他从不搭理你，最最关键的，如果他对谁都一样，你会觉得正常，无所谓，他发的确实有趣好玩，你照样会去点赞，可是他又偏偏会去搭理别人，这个，人的记性是会记仇的。这个人，要么拉黑他，要么视而不见。这是交友的原则。巴结人，是伤面子的。”

我们看到，随着手机功能的日益强大，手机对日常生活的覆盖已然成为一种机能性的嵌入。朋友圈的人情往来，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社交政治，更是现实生活中人物地位实力的反映，通过现实中的同学会、网上的朋友圈等，小说道出了“社会的阶层与圈子，一直是隐形的”这一亘古不破的道理——只不过在新的社交工具的普及下，隐形的阶层与圈子愈发无处遁形。我们看到，同样是写市民阶层，吴刘维笔下的市井生活，更具活色生香的烟火气息，而万宁笔下的故事在延展平铺出儿女情长的褶皱同时，掺入了一定的理性思考，相比较而言似乎更具某种形而上意味。

于怀岸的《贺卡是条狗》跟吴刘维的《有人落水》有异曲同工之处，主角设置中都有一条狗，同样是“狗眼”看人，所不同的是，《贺卡是条狗》中的贺卡与仗势欺人的村长赵大成是死对头，而《有人落水》里的何东、何西则是相依为命。在《贺卡是条狗》中，村长赵大成仗势欺人，飞扬跋扈，唯一让他有所忌惮的死对头，是条名叫贺卡的凶猛黑狗。贺卡的主人是比赵大成还小一岁的贺老意，是猫庄最有名的老实人，一辈子都没得罪过谁，也没有跟谁争执过。而被贺卡一再吓唬过的赵大成，为了除掉心头的隐患，非要逼贺老意亲自打死贺卡不可，并且以此为条件称从此不再睡他的老婆向水花，对于这种公开羞辱，向来忍气吞声的贺老意，这次终于忍无可忍，怒从胆边生，抄起木棒暴击赵大成致其身亡。《贺卡是条狗》中的人狗大战，表面看是賀卡跟赵大成之间的矛盾，但实际上，所谓打狗也要看主人，赵大成之所以想一心除掉贺卡，是他压根没把狗的主人贺老意放在眼里。引人深思的是，我们看到在小说中，乡村传统的伦理道德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却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时行的乡村振兴，首先需要在地方基层治理上下功夫，重整基层权力的正当秩序，重塑具有道义感的伦理价值体系。

少鸿的《大雪》跟《贺卡是条狗》有点类似，都是写基层村干部仗势欺人，所不同的是，《贺卡是条狗》写出了绝境之下一个男人的暴击复仇，而《大雪》则将人性的隐忍写到了极致。小说写镇政府的民政助理唐尧前往竹山村查看残疾人马志军一家的家庭经济虚实，在探访过程中，唐尧了解到，马志军妻子不仅明摆着嫌弃自己残疾的丈夫，还喜欢打牌赌博，并且经常留宿村长家。在精准扶贫的时代大背景下，这篇小说的现实意义显得尤为突出：精准扶贫的切实落地，不仅有赖国家层面政策的扶持，其实也需要基层治理的有效配合。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雪》提供的则刚好是一个反例。如果说马志军是弱势群体的典型，那么，作为基层干部的唐尧实际上也是生存艰难，在走出马志军家门口的时候，唐尧接到了女朋友分手的信息，作为基层公务员的他，不得不接受和女友分手的事实。我们看到，无论是在马志军那里，还是在唐尧这儿，爱情和地位金钱休戚相关——如果说马志军是需要帮扶的贫困对象，身处基层、爱情失意的唐尧何尝又不是呢？综观《贺卡是条狗》和《大雪》，两篇小说都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当下的贫富差距，不仅存在于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行业，即使同一个村庄，同一个地方，我们看到不同的人经济状况也是千差万别。在《大雪》中，我们看到作为一村之长，竹山村村长家盖的是庭院别墅，而马志军家则是几间低矮的小屋。

如果说《贺卡是条狗》中的恶棍村长赵大成一再践踏人性底线遭当头棒杀是咎由自取，那么于怀岸的另一篇小说《雪线之下，或难以启齿的夜晚》则讲述的是徘徊在道德底线边缘的人，如何良心发现的悔罪故事。小说中的“我”接到一个出车陪同的任务，而在行车途中，“我”才慢慢知道其实这趟陪同送人，包含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我就开始想要不要蹚这趟浑水，我不是傻子，当然知道谋杀这种事的严重性，更何况是谋杀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电视台制片人。一旦败露，不殺头也得把牢底坐穿。李应全已经把我逼上墙角，无处可退了，不答应，他的秘密我已经知晓了，他不会放过我，答应呢，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小孩子过家家游戏。我又转念一想，我现在正缺钱，十万块钱对我不只是一个很大的诱惑，更能让我解燃眉之急：我可以用这笔钱给妻子买块墓地，体体面面地让她入土为安，再用结余的钱上街摆个夜市地摊，开始新的生活。我左思右想，犹豫不决。”

在利益诱惑和良心拷问面前，“我”最终选择了后者。就此而言，《雪线之下，或难以启齿的夜晚》也可以说是一篇惊心不动魄的小说：在利益生死之间，人性的善良终究战胜了邪恶。但小说的叙事走向其实又不是那么简单的邪不压正套路。我们看到，实际上“我”是答应了李应全做掉胡导，但是胡导后来的失足坠崖，却并不是“我”精心设计所为。小说一波三折，充满悬疑色彩，情节既逸出常规，而结局又归于常态，随处可见那种人性在善恶边缘的挣扎。

潘绍东的《我们都不是坏人》讲述的是一个有关信义的温暖故事，这篇小说让我们看到，同样是利益的驱动，而在乡村依然还有保持那份质朴忠厚人性的可能。但有意思的是，小说一开篇所展示的，却是现如今农村习以为常的尴尬一幕：年届古稀的盲人月满老汉，因为买码的（地下六合彩）债务找到村干部德顺，想讨个说法。古稀老人参与作为“政府打击对象”的地下六合彩行为，本身即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社会现象，这一方面从某种程度上暗示农村古老道德秩序的失范。而后小说的展开也很有意思，通过此前当过高中语文老师的姚先生的“解码”，一波三折。而小说的结局，大伙以众筹的方式，帮助月满老汉圆了住新房的梦，这一处理方式，充满了乡土式的温情，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乡土伦理重建的某种可能性。

陶少鸿的《陀螺》因一段暮年黄昏恋而起，其间在带出空巢老人的社会问题的同时，又翻出一段拆迁纠纷的陈年旧事，题材的杂糅并没有影响作者的发挥，小说的起承转合张弛有度，全篇处理得相当有节制。我们看到，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被唤作小李的李英姿，其实年纪不小，是个提前离岗的中学老师，跟小说主人公郑元泰一样，也是个单身独居者。因为一次主动帮小李修灯泡，郑元泰认识了小李，两人发展出一段黄昏恋来。郑元泰的尴尬在于，小李想让他帮她打一个人，而要打的这个老陈头又是郑元泰的玩友，并且老陈还送给郑元泰过一套健身牌陀螺和鞭绳，面对这个进退两难的境地，郑元泰束手无策。而小说后来急转直下，原本是冤家的小李和老陈头，不但化解了干戈矛盾，而且还走到了一起，如此以来，三个人的关系变得就愈发有意思了。在《陀螺》中，我们看到作者如何在老年视野下为我们展现情爱复仇、悔罪救赎的曲折纠葛，小说耐看且又有回味。

赵燕飞的《等待阿尔法》跟《陀螺》有着大致相似的主题，都是以当下社会日渐突出的老龄化问题为处理对象，不同的是，前者侧重的是老年人的医疗健康问题，后者聚焦的是老年人的情感问题。在《等待阿尔法》中，主人公叶子正值人到中年，小说从叶子在医院照顾先后住院的父母写起，把一对中年夫妻的生活窘迫展露得纤毫毕现。而也正是在这种烦琐难缠的现实问题面前，所谓的“等待阿尔法”实际上写出了一种生存的无力和无助感，即在优质医疗资源紧缺的现实面前，人们不得不将健康生活的希望，交付于人工智能的机器人。而在医院这一故事场景中，我们看到的还不仅是家庭人物关系在特殊的公共环境中如何呈现，同时，因为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不同的经济实力，即使是同一种病情，不同的家庭也要面对不同的结果和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被询唤的“阿尔法”所承担的，就不仅是医疗健康护理的职能，也有了某种全能“救世主”的隐喻。

廖静仁的《阿拉菜馆》讲述的是一个历久弥新的知青爱情故事。小说中的阿拉菜馆取了个上海名，地点却不在上海。阿拉菜馆的老板，也即小说的女主人公白秀秀，是在资水小镇唐家观被视为女神一般的人物。而阿拉菜馆的经营模式也很特别，菜馆老板白秀秀始终把生意做得相当节制，不请厨师，连帮工也不请，里里外外都必须她亲自到堂，她是把每一道菜都当成艺术品在做，始终当成是做给当年的阿拉吃的，且只做中晚餐，全都是提前预约好的。白秀秀几十年前喜欢上了来资水小镇下放的上海知青阿拉，在短暂的一段情缘之后，阿拉离开了资水小镇从此再无消息，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阿拉只是作为一个符号始终养在白秀秀的心里。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一个女人如何几十年如一日来守护爱情的忠贞，这份痴情和执着，让人为之动容。

廖静仁的另一篇小说《传灯》，讲述的是一个现代乡绅重返初心办教育的故事。小说主人公传灯先生曾担任过文联主席和县报社长总编，后来经营文化公司致力于对湖湘文化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并担任过省文史馆馆员。作为文化人的传灯，年事已高回到故乡白驹村定居，想做一个孤独的拾荒者，欲通过重振乡村学堂来找寻乡土文化的根脉：“乡下的空气纯净依然，田地却多有荒芜，人心也早已经生了乱象。”白驹村与全国各地的农村一样，青壮年往城市聚居，不可避免地逐渐空心化。在小说中，我们看到，本想脱离尘嚣放弃世俗干扰的传灯，仍免不了各种事情的滋扰，这也不由得让人担心，这样一个现代乡绅的教育实验，真的会得偿所愿吗？

如果说廖静仁的《阿拉菜馆》让人们看到的是爱情的忠贞和美好，那么沈念的《殊途》则刚好相反，《殊途》呈现的则是现代人婚姻感情的极其不堪和脆弱。《殊途》以一个老来丧子的老者为叙事人，老者的儿子在一次车祸中丧生，而让死者亲人难堪的是，同车遇难的还有一个女人，随着老者的深入调查，他才发现跟自己儿子一同遇难的女人，竟是多年前自己情人的女儿。“那些存在过或子虚的秘密，都必然有它们的归宿”，两代人“殊途”的婚外情，是“同归”的一个结果。小说浓厚的命运感里，透露着一种无法摆脱的虚无。如果存在因果报应，那么人生究竟有没有是非对错呢？

作为一名新起之秀，八〇后作家秦羽墨的《鼓王》《向日葵》两个短篇展现出作者的身手不凡。秦羽墨的小说流露出一种明显的“复古”意味，这种“复古”并不是说小说在技法上取法古意，而是说在整体意象的意义上，秦羽墨的小说不刻意在技术上追求标新立异，而是在故事性上做足文章，笔法含蓄而节制。《鼓王》跟肖江虹的小说《百鸟朝凤》有点类似，讲述的也是一个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故事。小说选择一个艺三代的小孩罗小民作为叙述者，罗小民的爷爷罗一木出身鼓書世家，父亲曾是澧水河上的一代鼓王。罗一木带着儿子活跃于各茶楼酒肆之间，谁家有什么红白喜事，均以请到他们为荣。因为一次家庭变故，罗一木收起了自己多年的打鼓技艺，小说则从罗小民获悉要举办鼓王大赛的消息开始，罗一木虽然最终受阻没有参赛，但是却因政府的一次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而重拾鼓棍。小说试图探讨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小镇上也有了卡拉OK，有了美容院，甚至还有一些操外地口音、穿黑丝袜，将大腿和肚脐眼露在外面的妖娆女子”的现代化今天，如何传承弘扬。小说温暖的叙述基调中，掺杂有几分失落的伤感，但同时在描写忘我的大鼓表演形式过程中也传递出些许亮色和希望来。《向日葵》的人物关系很简单，全篇就三个人：石匠白天光和白明月师徒，再加上一个白天光的老婆，也即白明月的师娘。白天光在一次采石爆破中受伤丧失了生育能力，但这并不妨碍他后来娶了年轻娇小的漂亮老婆。残疾的师傅，年轻的师娘和徒弟，小说的叙事走向，其实并不让人意外，引人入胜的，是全篇充满张力的节奏掌控和极具渲染色彩的氛围营造。究竟是师傅有意安排妻子跟徒弟借种，还是徒弟禁不住诱惑无意间勾引了年轻貌美的师娘？答案其实是在似有还无的两可之间，而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小说的想象空间得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小说的结尾写年轻的师娘欲与徒弟私奔，但徒弟却选择了独自离开不知去向，而事情败露被师傅发现之后，师傅又非常聪明地假装没发生过一样，师娘几个月之后生下一个胖小子。尽管三个人均心知肚明，但是三个人又都选择留有余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也正好印证了“善因结善果、好人有好报”的朴素道理。

结语：那又怎样？

我们通常会以文学式微为由，来为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成就辩护，但事实则一再证明，文学在任何时代都有一席之地，文学从来都不用担心没有作者而消亡，更不用忧虑没有读者而被边缘化：但凡人类不灭，人心不死，文学便会永远存在。就此而言，我们没必要夸大当今时代的特殊性，无论是数码转型，还是所谓影像读图时代——好看的小说，永远都有相应的“市场”：大众追捧也好，专家热议也罢，读者的眼睛永远是雪亮的。

人类需要故事，文学也离不开故事，而文学中好的故事，则离不开那种基于人性维度的创造性想象。当然，传统意义的故事和现代意义的小说又有区别，小说的故事，应该是为小说而故事，而不是为故事而故事。当小说为故事而故事，并受故事情节的牵制，小说成了故事的臣仆时，小说的自主性难免会有所降解。“一部书的统一无须由情节来保证，而能够由主题来提供。”我们看到，二〇一七年的湖南小说，特别是中短篇小说，为了求得情节的戏剧性，或者说为了故事逻辑的圆满自洽，往往是过多依赖现实经验，即差不多都想在一个篇幅并不太大的容量中，塞进过多的异质性主题元素，这样一来，当整篇小说的枝蔓显得过于繁多时，主干就有意无意地被遮蔽了，换言之，小说的主题反而不鲜明，主旨色彩无形间就被冲淡了。就此而言，湖南小说家的结构意识和布局剪裁功夫，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二〇一七年的湖南小说，看上去还行——所谓“看上去还行”，“还行”的底线是及格线，上线是还不错，再使点劲，勉强也能够到优秀的边。但话又说回来，二〇一七年的湖南小说独自花开，也并非是坏事，毕竟，文学不是锦标赛，写小说也不全是为博个满堂彩。

自然，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问世，不可避免会遭遇好坏优劣的评判，而对文学作品的评判——无论是政治标准还是文学标准，是专业眼光还是大众口碑，其实都无损于作品本身一毫一厘。在绝对自主的意义上说，作家的文学创作完全是作家自己的自由精神操练。而长期以来，在一种竞争性的文学观支配下，文学写作似乎演变成了较劲的掰手腕，所谓“影响的焦虑”或“伟大的传统”，也由此而来。更进一步的，在社会比较学的意义上，文学跟电视、电影、网络等一比较，文学的文字载体似乎就成了先天的劣势，于是乎，哗众取宠的“文学死了”的噱头便甚嚣尘上。不管人类的科学技术进步到哪个阶段，事实已经无数次证明，此类噱头不过是自欺欺人的笑话而已。

从上述意义来说，盘点二〇一七年以来的湖南小说创作，并不仅仅是要把取得的成绩展示给人看——无论是看上去还行，还是看上去很好，重要的是，我们写过，我们努力过。二〇一七年湖南小说中的人和事，湖南人现实生活中的苦和乐，这些长长短短的文字至少可以证明，我们真的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