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林逋卸妆

柯平

雪夜访窦（下篇）

在北宋前期的高僧排名榜上，差不多有一半都是从雪窦里钻出来的奉化人，面目或清晰或模糊，仅就有资格进入正史的那些大师而言，自唐末大盗黄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起用新马甲常通禅师、成了这里的开山祖师以后，始建于晋代的阿育王塔终于重放光明，迎来了它精神生命的第二春。常通后有契比，俗称布袋和尚，名满天下，妇幼皆知。契比后有吴越国师德韶，“兴智者道场数十所。功成不宰，心地坦夷。术数尤精，利人为上，至今江浙间谓为大和尚焉”（赞宁《宋高僧传》）。德韶后有延寿，著《宗镜录》，筑六和塔，说法雪窦，《宋高僧传》谓“乃得韶禅师决择所见，迁遁于雪窦山。除诲人外，瀑布前坐讽禅默”是也。延寿后有重显，昙颖，生卒相近，功力相当，知名度亦在伯仲间，更关键的是均以上堂说偈的本事著称，口吐莲花，辩舌如电，其妙无比。弄不清到底是一人还是二人。而延寿又号智觉，重显又号明觉，雪窦寺因此又有二觉道场之名，实为有宋一代宗教圣地，赵家皇帝礼敬之所，仁宗、徽宗、理宗生前排着队梦游此山，怪不得陈本堂在《雪窦山资圣禅寺记》里要有那么多感慨了。

在以往的研究中，同行中那个神秘的第三者一直受到忽略，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人物，现在看来绝对是个很大的过失，应该检讨。这个人，梅尧臣称他为雪窦长老，林君复称他为虚白上人，实际上是一回事，雪窦是寺名，虚白是观名，而依官方称呼又该叫资圣禅寺才是。本来如果只是和尚们闲着没事，倾慕风雅，多起几个马甲玩玩，那倒也没什么。但梅到底年轻，不如林老成持重，竟暴露他的真名就是昙颖，亦即大名鼎鼎的达观禅师，于是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因现存各种佛学文献都说其时主持雪窦是重显——应好友曾会之请，这一点甚至已得到他本人的证实，《明觉禅师语录》卷第一所谓“承学士有言：辍翠峰之祖席，登雪窦之道场”是也。按南宋《宝庆四明志》卷一郡守：“曾会，朝奉大夫尚书刑部郎中充集贤殿修撰知军州兼市舶管内劝农事上护军赐紫金鱼袋，天圣二年到任，见葛周所撰《慈溪香山寺十方碑》。”又今人李之亮《宋两浙路郡守年表》明州条下：“天圣五年丁卯：曾会。”就是说从二年就任至六年离任，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确为此人。对号虽然是对上了，奇怪的是发生在天圣五年的梅、林之间这次历史性会见，充当陪同兼唯一见证人的居然不是他请来的重显，而是号称住润州金山龙游寺的昙颖（详《佛祖历代通载》《释氏稽古略》《五灯会元》等禅学文献），这就更让人怀疑两人有可能实为一人。考《宛陵集》卷十六有《送雪窦长老昙颖》诗称：“朝从雪窦请，暮卷云衲轻。莫问居士病，自从他方行。吴霜点髭根，海乌随众迎。安隐彼道场，万事都忘情。”现在看来更像是写给重显的。而《全宋诗昙颖卷》里那首《游上雪窦》：“下雪窦游上雪窦，过云峰后望云峰。如趋仙府经三岛，似入天门彻九重。无日不飞丹洞鹤，有时忽起隐潭龙。只应奉诏西归去，此境何由得再逢。”不妨亦可看作是同游赠答之作。

而林逋当年隐居的地点，应该就在虚白观里，有关这一点，他自己从不隐瞒，诗文里所谓虚堂虚斋者皆是，以居所附于观，因有此别称。如在《赠张绘秘教九题之七诗牌》里他说：“矗方标胜概，读处叩忘归。静壁悬虚白，危楼钉翠微。”又《闵上人以鹭鸶二轴为寄固成二韵》：“闲扬粉丝荷苇外，数声惟欠叫秋阴。虚堂隐几时悬看，增得沧洲趣更深。”此外我手里还有他一通笔札，是写给一个和尚朋友的，内称“独坐虚斋，颇觉岑寂。然不饮酒茹荤，亦复罕睡。庻时接清谈，啜佳茗，以为慰慕也。”而梅圣俞此行留下的另一重要作品《和昙颖师四明十题》，其第七首宴坐岩亦云：“心危身亦危，衽席尚顚坠。如何岩石上，来坐自安意。能谕死生间，无论寤与寐。”诗题下有自注云：“智觉禅师（即重显前任延寿）于此不睡。”一个号称“亦复罕睡”，一个号称“于此不睡”。《归田录》又记“华原郡王（允良），燕王子也，性好昼睡，每自旦酣寝，至暮始兴，盥濯栉漱，衣冠而出，燃灯烛，治家事，饮食宴乐，达旦而罢。”至于这些人为什么晚上都不睡觉，当然不可能是上夜班，更不可能是行窃，理由很简单，因为要从事诡秘的精神工作，坚守自己的宗教信仰，或用《景德传灯录》里延寿本人的话来说叫“夜施鬼神食”，而相关秘密应该都藏在这个雪窦里。古代的内祭一直是个被遮蔽的宗教话题，直到十年前清华简《楚居》面世，才知道此为楚人特有的祭祀方式，“夜而内尸，至今曰祭必夜。”这个尸字的本义，相信熟悉《左传》的读者已在鲁庄公四年楚武王伐随篇里领教过了，竹简作（上尸下示），与祭同义，俗称荆尸。而林逋为楚人后裔，亦无可疑，楚字古文为“椘”，从林从之。上面这个林，本义是两根梅梁，下面这个之，是芝的省文，芝为芋头古称，而种芝之清水古名之江，俗称九曲溪，雪窦即为其源头，榆门即为雪窦之栅。这些都是明州历史涵蕴最重的部分，至少至蒙元初期地理态势依然如此，宋元六志俱在，陈本堂戴剡源文集尚存，无须再多饶舌。

他不仅写到虚白观，甚至还写了溪口，即使不算集中那首《闻溪口舟行》，称“环回几合似江干，刺眼诗幽尽状难。沙觜半平春晚湿，水痕无底照秋宽。老霜蒲苇交千刃，怕雨凫鸥着一攒。拟就孤峰寄蓑笠，旧乡渔业久凋残”（今作《耿济口舟行》，非伪即讹），至少还有《寄闻义阇梨时在溪口》诗云：“平昔常闻溪口路，重山复水去无穷。禅余试问舟人看：几宿还能到剡中？”大意是向舟人打听，自剡口至剡中，如逆水行舟的话，需要几天时间？说这个闻义阇梨就是梅尧臣，亦未尝不可，今存《林逋集》里有好几首诗都是写给他的。既然另外起个和尚名字为彼时文人所爱追逐之风气，连赵抃苏轼辈尚且不免，他为什么就不可以？因剡中即天台也，剡口即溪口也，这条溪因行于山間，弯曲盘迂，奉化当地又叫做九曲溪，逋诗所谓“环回几合”者即此，后来宋亡时陈著戴表元赵孟頫等都隐居在那里（详拙作《大里黄公的户籍问题》）。而梅此行留下的另一首诗同样写到了溪口，其《和昙颖师四明十题之六石笋峰》云：“巨石如龙孙，耸耸烟雾里。明明落溪口，纳纳喧滩齿。何当助斋盂，菌蕃徒为美。”尽管文义晦涩，但所涉景物自上而下，层次分明，即从剡中至剡口，清晰可辨。又石笋为当地名山，溪口为当地名水，都是证明此次拜访结交的地点是在奉化的有力证据。

既然说到了梅的《和昙颖师四明十题》，想要回避已经很难。这十首诗虽然都是写奉化的，高屋建瓴的全景式描述，才情横溢，内涵更深，是真正的文化大餐，但同时又非常奇怪地被收入《全宋诗》的昙颖卷，原诗与和诗竟为同一作品，不知是否如佛家说的本相与表相，只弄不清哪个是真身，哪个是替身，真正让人大开了眼界。更诡奇的是《宛陵集》里又另有一组应和诗，同样是十首，同样五言六句的形式，同样的三字副标题，即形式字数完全相同，所咏景物亦大致仿佛。只不过《和昙颖师四明十题》变成了《和端式上人十咏》而已。诗题既已有异，十景自也难保，于是从原来的“雪窦山、龙隐潭、含珠林、偃盖亭、云外庵、石笋峰、宴坐岩、三层瀑、丹山洞、狮子岩”，俨然而为“幽谷泉、古木阴、寒溪石、孤汀苹、云际钟、垂崖鞭、天外峰、秋原菊、渔舟火、春溪冰”，但既称十咏，必系地望，这对写作者来说是常识。好比你称赞苏州女人漂亮，宁波海鲜好吃，一定会提到具体地名，不会没头没脑来一句那里美女真多或海边海鲜好吃。因此，像《和端式上人十咏》这样的玩法，天下只此一家，堪为古今奇观。当然这个所谓的端式上人同样也是莫须有的人物，造假所需的一次性产品而已，不但历代僧志找不到这个人，就算作者梅尧臣千年之下复活过来，恐怕连他本人也会被吓一跳，不肯承认是自己的作品。

行文至此，不难看出梅的诗集序文给正史造成的冲击，譬之发生在历史地理领域的一次地震亦未尝不可，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于是一连串的古怪随之出现。比如作为知名度最大的古代人物之一，林的身世资料却少到可怜，且相互矛盾。又以梅本人而言，以他的杰出诗才，王公大臣争相举荐，而一生依然困顿坎坷，原因显然也与此事有关。作为有关方面事后的补救，一是让林君复在两人见面次年好端端地就死掉了，二是梅圣俞的诗集由他人代编，前为谢景初，后为欧阳修，且不准有天圣九年以前的作品存在，当然必须有一个美好的借口，说是姓梅的自己壮悔少作，对三十岁以前的作品不满意，因此都删掉了。三是对宁海西湖概念的急救式处理，虽然难度很大，最后想出来的办法不可谓不妙——即给已经颇觉怪异的“杭州余杭郡”又加了个“宁海军节度使”的头衔，并隆重写入相关历史文献。

然而没想到的是，只手虽可遮天，众口毕竟难掩，到后来依然还是弄巧成拙，有本叫《宋朝事实》的书，因所记事实太刺眼，本来就被修理得差不多，作者李伋也被四库馆臣改名李攸，在《咸淳临安志》里又被改成李及，在明州地方志里又成了杨伋，谁让他跟林逋不仅相识而且还是精神偶像啊。而留下来的残篇断简里，偏偏又有杭州宁海军的真实纪录漏网，可谓功亏一篑，其文云：“淳化五年（太宗994）改宁海军节度。六年（即太宗至道元年995）升杭州，为府。”如此兴师动众，煞费心机，存世时间原来不过短短一年，与葛澧《钱塘赋》叙杭州南宋以前历史称“景福间刱镇海军之节度，圣宋淳化制宁海军而改易”完全相符，目的性很明确，就为补上宁海西湖之漏洞。让不明真相的人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既然杭州又别称宁海军，这个宁海西湖，大约就是宁海军西湖之简称，相当于就是杭州西湖吧。至于这样有关地方行政沿革的大事，为什么不依古例出现在新君登基之时，如太宗即位或真宗即位，而偏偏要选择淳化五年这么个年头，原来史臣们自有苦衷，还有一个漏洞也得指望它才能补上，即《宋史全文》（宋末无名氏纂，今惟见于四库全书，必亦经篡改，与今《宋史》稍有不同而已）所记“真宗壬子大中祥符五年（1012）六月癸丑，钱塘人林逋，性恬淡好古，不趋荣利。家贫衣食不足，晏如也。归杭州，结庐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上溯二十年为太宗淳化四年993）。转运使陈尧叟以其名闻（陈尧舜之兄，今林逋诗集首篇即赠此人）。庚申，诏赐粟帛，长吏岁时劳问。”明确记载林隐居西湖始于太宗淳化四年，终于真宗大中祥符五年，按年谱为二十五岁到四十四岁。至于为何这么年轻就厌世，喜欢打光棍，要跑到杭州去隐居，虽有专家告诉我们是品性清高的缘故，总让人将信将疑，但也无可奈何。后来梅序突然弄出个宁海西湖来，而且说林死前一年即六十岁时还在那里，给史官们添了乱，于是只好选择次年淳化五年下手，在宁海西湖与宁海军西湖之间设置模糊概念。这样，从淳化三年太宗赐雪窦寺御制赋咏，建成藏阁;到淳化四年林逋开始隐居宁海西湖之上;到淳化五年余杭郡改宁海军;到淳化六年（即至道元年）升杭州为府。形成一条虽然复杂但主体脉络基本清晰的证据链，但令人扫兴的是，这只是展示古代史官造假水平高超的证据链而已。

结果居然连存世不过一年的推论，也被证明过于浪漫，尽往好里想了。宋代的所谓军，实际上徒有虚名，相当于领导退休后在政协当顾问，文化名人老了在文史馆挂闲职，可以领一份工资。有个好事之徒叫刘埙，前半生为宋人，后半生为元人。国家灭亡了没事干，把这奇葩玩意的来龙去脉考证得清清楚楚：“宋时雄藩大镇，又自别有军号，如杭州曰宁海军，绍兴曰镇东军，温州曰应道军，婺州曰宁远军，严州曰遂安军，平江曰平江军，建康曰建康军，扬州曰淮南军，龙兴曰镇南军，贑曰昭信军，建宁府曰建宁军，泉州曰平海军，如此者不尽记。每军皆设节度使官一员，其地则谓之节镇。节度使止遥授，请厚俸，而不亲临。其郡非若唐代淄青、卢龙、宣武等处节度，则真有其地，统其军，跋扈难制，至于簒逆也。宋（唐）制节度使官仪甚盛，其家建巍楼，植纛其中，有黄幡豹尾之属，名之曰节楼;义祀神，名之曰节神。其节度使每出，则千兵拥卫，捧节前驱，见者避路，有令曰冲节者斩。然（宋）所统军，军卒则咸无焉。（隐居通议卷二十九）”此书成于元代可以无疑，不然不敢如此大胆，毫不留情地将这个纸老虎戮出几个大窟窿。尽管如此，按惯例，收录进《四库全书》的书，大多也会被做手脚，不可能保持原貌。好在本文篡改的那两处，即改唐为宋，改宋为唐，手段低劣，识破容易，不影响主体部分文义的完整，有一定古文基础的人都能看懂。

读书多年，有件事一直不明，印象中，号称以一條军棍打下天下四百座军州的赵家王朝，在军事方面却最泛善可陈，基本没打过一次像样的胜仗。无论北宋南宋，几乎都是靠割地献款，在敌国羞辱下苟活下来。欧阳修《归田录》记仁宗年号来历，让人看了触目惊心：“仁宗即位，改元天圣，时章献明肃太后临朝称制（垂帘听政），议者谓撰号者取天字，于文为‘二人，以为二人圣者，悦太后尔。至九年，改元明道，又以为明字，于文‘日月并也，与“二人”旨同。无何（没多久的意思），以犯契丹讳，明年遽改曰景佑。”古所谓避讳者，避君讳，避父讳也，以我堂堂大宋天子，年号偶与契丹国同即自行改去，则时契丹为君国，大宋为臣国，契丹为父国，大宋为子国，真相昭然若揭。而如此虚弱的政权，偏偏又有那么庞大的军队编制，每个州府都要设个空头军分区（即上举那些什么军什么军），全国加起来有好几百个，如果你不懂什么叫纸上谈兵，看了这奇葩玩意肯定就明白了。在国亡后被人提穿老底以前，亦不乏有识之士为此恶习之盛行感到担忧，如洪适《容斋三笔》卷四有“旧官衔冗赘”条，内称“国朝官制，沿晩唐五代余习，故阶衔失之冗赘，予固已数书之。”为了言之有据，他举了皇佑中李端愿题写雪窦山的例子，下署自己官衔全称为：“镇潼军节度观察留后、金紫光禄大夫捡校、刑部尚书、使持节华州诸军事、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凡四十一字。”这还不是最厉害的，他接着又说：“会稽禹庙有唐天复年越王钱镠所立碑，其全衔九十五字，尤为冗也。”（钱镠全衔今存《吴越备史》卷一，为：启圣匡运同德功臣、淮南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浙江东西等道管内观察处置、充淮司四面都统营田安抚、兼两浙盐铁制置发运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杭越等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吴越王，食邑一万五千户实封一千户钱镠。衔九十五字，加姓名九十七字）最后说：“自元丰以后更使名（指废除节度虚衔如宁海军节度使之类），罢文散阶、检校官、持节、宪衔、勋官，只云：‘镇潼军承宣使六字，比旧省去三十五，可谓简要。”

李端愿的官衔虽经改革只剩六字，逊色不少，但他题写的“雪窦山”三大字却是古代雪窦寺的文化品牌，尽管现在已被地方政治人物蒋某所书“四明第一山”所替代，至少元初宋遗民的杰出代表邓牧还有幸见到。在《雪窦游志》里他说：“越二岭，首有亭当道，髹书‘雪竇山字。……次大亭，直路所入，路析为两，先朝御书‘应梦名山，其上刻石，其下盖昭陵（仁宗）梦游絶境，诏图天下名山以进，兹山是也。左折松径，径过雪窦。”而题字的这位书法家兼仁宗女婿，跟陪梅圣俞访林逋的达观昙颖关系又非同寻常，却是不久前读北宋惠洪的《林间录》才知道的。“李留后端愿问达观禅师曰：人死识当何所归？答曰：未知生，焉知死？对曰：生则端愿已知。曰：生从何来？李留后拟议，达观揸其胸曰：只在这里思量个甚么？”《禅林僧宝传》又记昙颖曾“过京师，寓止驸马都尉李端愿之园。日夕问道，一时公卿多就见，闻其议论，随机开悟。”可见此人名望之高，亦见两人交情不浅。文中所提官衔“留后”，即上记四十一字署名中最前面的那个“镇潼军节度观察留后”，这样洪适说题字的发生时间为皇祐中，也不算是孤证了。皇祐为宋仁宗年号，共五年，则称中当为三年（1051）。再过两年（1053），应该是个特殊的年头，至少对本文来说如此，因梅圣俞为林逋诗集写的惹出那么多麻烦来的序，就是在当年六月十三日完成的。年谱说他时居京师，但昙颖还在雪窦，有梅诗《送才上人还雪窦寄达观禅师》诗为证，作于至和二年（1055），诗末称“报言岩下客，斋钵笋应肥”，岩即岩头，岩下为下雪窦，岩上为上雪窦，详前引昙颖（即达观）诗。而才上人名梵才，号称天台名僧，不料竟也是雪窦中人。再过五年为仁宗嘉祐五年（1060），梅圣俞死了，昙颖也死了，一个死于四月癸未，活了五十九岁，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形容他死后在京城引起的轰动称“市者废，行者不得往来，咸惊顾，相语曰：兹坊所居大人谁耶？何致客之多也？”一个死于正月一日，活了七十二岁，惠洪《林间录》说他当日还在说法：“登堂，叙出世始末，大众悲恋。下座入方丈跌坐。众复拥至，以手挥曰：各就壁立勿哗。少顷寂然而逝”，而他们的共同朋友林逋，按官方说法此时死了应该已有三十二年了。虽然肉身葬处各异，或本乡，或他乡，或不明，但精神归宿必然一致，那就是生前曾有一夕之聚的雪窦。在伍子胥当年深情的追忆中，夏后相的老婆在丈夫被人杀掉后，就是从一窦口逃出来的，“奔有仍，生少康焉。”其子长大后报仇，“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左传》哀公元年）。希望这个窦不是那个窦，夏后相非大禹，天水亦非窦水，宋太祖赵匡胤当然更不会是越国先祖少康后裔，而他出生的洛阳应天禅院与会稽应天寺只是偶然同名，跟黄巢出家西京龙门寺而居奉化雪窦寺的误会一样，不然历史学领域还会弄出更大的地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