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媛”来了

何吾

2018 年巴黎名媛舞会19 位受邀名媛合影

法国的“公关教母”奥菲莉·雷努阿女士，每年都在世界各国寻觅16岁到22岁的女孩，从中遴选出20位左右，到巴黎最古老的克利翁酒店参加感恩节周末的盛大舞会。

这就是巴黎名媛舞会。尽管还有纽约国际名媛舞会、伦敦夏洛特女王名媛舞会、维也纳歌剧院舞会等同类型的名媛舞会，但巴黎名媛舞会因融入了高级定制礼服、古典珠宝、完全邀请制以及参与嘉宾多元，而愈来愈引人关注。

2018年11月24日举办的巴黎名媛舞会尤为受华文媒体注意。这一届的受邀嘉宾中，共有三名中国女孩，为历届之最，分别是：华为掌门人任正非的二女儿Annabel Yao，著名建筑师贝聿铭的孙女Anna Pei，和香港盈科总裁的女儿Angel。

当中国女孩身着西式高级晚礼服，在埃菲尔铁塔的注视下，在华贵的欧洲宫廷酒店里跳起华尔兹，这充满异域反差的画面，古典与现代的融合，不只是向世界展示当今上流社会风采的重要仪式，也成为中国精英走向世界顶级社交舞会的一次宣言。

“金钱不是唯一的标准”

名媛，是个现代词汇。

据美国社会学家T.Veblen的研究，“名媛”一词的产生背景，源自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业革命。当时出现了一批没有贵族血统的新富阶级，因投资金融事业等一夜致富。为了获得与财富相匹配的社会认同，他们的家人往往身着华服，出入社交场合，跻身上流社会。由于没有伯爵夫人、公主等贵族封号，她们便拥有了一个新名字：名媛。

但创始人奥菲莉·雷努阿本人，却算不上“名媛”。她出生在越南河内，5岁到柬埔寨，10岁回法国。因为父亲是个石油生意人，她跟随家庭走南闯北中，去过许多国家。在巴黎索邦大学心理学专业毕业后，一位欣赏她公关社交天分的朋友，介绍她进入了公关界。

1992年，奥菲莉在克利翁酒店任职，专门负责策划和组织各项大型活动。最初，她想打造的是一个国际高级时装走秀晚会，到了1996年，时装走秀晚会转向高级定制礼服舞会。及至后来，舞会的目的变成慈善募捐。受邀者的身份因此重要起来。

奥菲莉对受邀者设定了三个标准：出身名门，具备优秀的言行举止和对未来事业的规划，并拥有适合高级定制礼服的苗条身材。

舞会的名媛挑选，也像高级定制服装一样是一种“纯手工”操作：由奥菲莉亲自确认每一位嘉宾的资格。

“金钱不是唯一的标准。”奥菲莉多次向媒体澄清，首先是女孩的举止、受到的教育以及价值观，“我们不接受那些被宠坏的孩子”，舞会需要的是“那种有勇气、做事认真的好学生，有理想、渴望获得成功，在最好的大学接受教育，也对慈善感兴趣，希望一生中做一点有意义事情的人”。

最被人津津乐道的例子，是美國希尔顿集团创始人康拉德·希尔顿的曾孙女希尔顿姐妹。据报道，帕丽斯·希尔顿在十三四岁时，曾通过中间人向奥菲莉推荐，奥菲莉咨询了解后，认为希尔顿女孩小小年纪着装过于性感成熟，与舞会气质不符，便婉拒了。

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16岁时，也曾有中间人向奥菲莉推荐。奥菲莉透露说，因为不喜欢她们的父亲，拒绝了。但事后她也有点遗憾，因为伊万卡本人完全有入围舞会的条件，“不应该由女孩承担父辈做的错事”。

确实，查阅参加舞会的女孩们的简历，会发现她们都是不折不扣的“三好”女儿。

一级方程式法国退休赛车手尚·阿莱西与日本女演员后藤久美子的女儿Helena Alesr也曾是舞会名媛。她在伦敦Met Film School学习电影，已准备回日本发展演艺事业。她说：“我们必须以行动改变现今世界上错误的事情，这些事情太多太多了。这是我们的责任。”

Annabel Yao 与比利时王子压轴出场

印度宝莱坞演员Chunky Panday的女儿Nanya Panday，也是一位雄心壮志的女演员。还在高中时，她就制作了关于赋予妇女权力、批判性侵犯和反映印度社会禁忌等主题的短片和研讨会。她说，“我喜欢名媛舞会的两个原因是：它给我最棒的机会认识其他优秀的名媛们，以及我可以在此代表我的国家，这感觉无与伦比。”

嘉宾中还出现过灰姑娘的“现代版”代言。2013年的受邀嘉宾Lauren，父亲只是伦敦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但Lauren拥有超过爱因斯坦的131的智商成绩;2015年，美国一个名叫Olivia的16岁女孩，因发明了一项检测埃博拉病毒的系统获得谷歌科学大奖，而受邀参加舞会;2016年，奥菲莉偶然间得知，当年瑞士洛桑国际芭蕾舞大赛的冠军是一个名叫于航的中国姑娘，便立即向正在伦敦芭蕾舞学院上学的于航发出了邀请。

因此，她说：“每一个女孩的挑选受邀过程都是独特的。”

但这场舞会最难的部分，是身材——高级定制礼服面向的都是有魔鬼身材的名模。

奥菲莉的母亲是高级定制服装的热爱者。奥菲莉坦言从小就受到母亲的熏陶。她曾描述那个过程是“充满期待”的：从提出自己的服装要求，到等待华服的诞生，都非常激动人心。她因此认为，每一件高级定制，不只是一件衣服，更能影响到人的一生，“它能流传百世，也能激发我们对爱美之心的无限遐想”。

在她看来，参加这样的舞会，“这样的化妆，这样的高级礼服，这些女孩子结婚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了。”她因此认同这样的价值判断——通过这场舞会，女孩子第一次进入高级定制品牌这个封闭的时尚世界，也第一次独自面对媒体的采访和闪光灯，这的确可以成为一场有纪念意义的“成人礼”。

中国名嫒的舞会征途

巴黎名媛舞会的发展历程，几乎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步。

据瑞士信贷于2018年10月发布的《2018年全球财富报告》，中国百万富翁人数迅猛增长。2000年时，中国有4.1万名高净值人群，而目前已达350万人，居全球第二，增幅逾80倍。而同一时期全球百万富翁的人数仅增长了3倍。而据2018年公布的《胡润全球富豪榜》，大中华地区已拥有810位超十亿美金的富翁。

奥菲莉一直很希望邀请中国女孩参加。她坦言，她对中国的感情，从出生后就产生了——是一位中国保姆，将她一直照顾到5岁，她10岁前的生活，都是在亚洲度过的。“所以在我心里一直有着中国情结。中国就像是我另一个家。”

后来，奥菲莉结识了著名中国建筑设计师贝聿铭的妹妹，正是通过这个途径，她开始进入中国的精英圈。

2003年，舞会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姑娘：全国人大前委员长万里的孙女万宝宝，以及著名美籍华人设计师贝聿铭的侄女PenelopePei Tang。如今，万宝宝已是珠宝领域的著名设计师。

之后，几乎每年的巴黎克利翁酒店，都有华人面孔：国家开发银行前董事长陈元的女儿陈晓丹、霍英东的外孙女刘泽仪、香港富商利氏家族的孙女雷正殷、香港寰亚老板林建岳的女儿林心儿……

近两年，中国大陆企业家的女儿也开始现身这场欧美高级社交盛会——2017年出席的三胞集团董事长袁亚非的女儿袁九儿，和2018年出席的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二女儿Annabel Yao。

奥菲莉往往对中国女孩格外关注。由于中国没有舞会传统，奥菲莉一般会花更多时间向女孩们介绍舞会的流程和细节。

她还发现，欧美等国的女孩们，都会在父母陪伴下出席这次成人礼，而多数中国女孩多是独自出席。比如，直到舞会开幕的前一天，袁亚非才最终确定赶到巴黎;任正非则没能参加女儿的这场“成人礼”。因此，奥菲莉认为自己需要“更加保护关心”中国姑娘们。

但中国女孩给奥菲莉留下的印象却是极为突出的。“她们都比较独立。”她说。这些中国的新新一代，多在十几岁时就远离故土，到英美接受教育，她们与全世界的同龄人在一起时，完全没有文化差异，而且，还都具有极强的独立精神。

袁九儿在高中时代就远赴美国，后来被波士顿韦尔斯利女子大学录取。到巴黎的第一天，她就自己坐地铁去卢浮宫玩了一圈。当奥菲莉提出，希望为于航找一位会说中文的舞伴时，袁九儿立刻热心帮忙联系了法国驻中国上海前大使的儿子。

林心儿则从12岁起就在伦敦的一家私立学校上学。许多女孩的试衣环节都由母亲陪同，但林心儿是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独自从美国飞到巴黎来试衣的。

Annabel Yao

正在哈佛攻读计算机科学的Annabel Yao，则从小在香港和剑桥长大。学习之余，她还在哈佛芭蕾舞团执行委员会中担任秘书，并在哈佛中国论坛担任财政部负责人。据论坛官网介绍，这是北美地区运营时间最长的学生组织论坛，主要关注中国面临的挑战、趋势和周边影响，每年邀请数位商业、学界和政界领袖，发表见解与新思。她多次在采访中提到，她的口头禅是：如果你努力工作，你就会变得更好。

但也有人因太过“独立”而被拒绝。奥菲莉曾向媒体透露，她曾想邀请香港歌手王菲的女儿窦靖童，“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孩，唱歌好，人也很好”。但窦靖童提出，穿上燕尾服，以舞伴的身份出现。无法接受这个与名媛舞会传统相悖的提议，奥菲莉只好遗憾地拒绝了。

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这也是一次难得的向世界证明实力的机会。

2017年袁九儿参加巴黎名媛舞会时，三胞集团董事长袁亚非在《2016年胡润百富榜》上以400亿身家排名第32位。袁九儿的克利翁舞会之旅后，三胞集团知名度大涨，三胞集团也正疯狂开展海外并购，有媒体统计，三胞集团近年来海内外各种收购超过300亿。遗憾的是，一年之隔，三胞集团便陷入流动性危机，有消息称，因资金链紧张，袁亚非已将私人飞机出售。

Annabel Yao出席舞会之前，一向低调的任正非，携妻女为法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巴黎竞赛画报》拍摄了一张全家福。就在不久前，市场研究公司Counterpoint Research发布调查报告，华为手机的出货量已连续两个季度超过苹果，排名世界第二，其华为海外出货量占总出货量接近50%，并在欧洲、中东市场处于第一梯队。分析人士认为，任正非借女儿参加巴黎名媛舞会的罕见亮相，或意在打造中国企业家对海外市场的友好姿态。

舞会变迁中最重要的一环：慈善

26年间，巴黎名媛舞会也发生了很大改变。

法国珠宝品牌宝诗龙创始人第四代阿兰·宝诗龙的女儿Alienor Massenet是第一届巴黎名媛舞会的嘉宾。她回忆，那时候规模小得多，只是一个周末晚上的模特走秀，没有晚宴，也没有媒体关注。

2014年，她陪同母親和侄女再次出席，场面已不可同日而语。她们先是在高级定制品牌夏帕瑞丽总店试衣，隔壁房间里，舞会的珠宝赞助商宝齐莱的公关和保安在等候，摄影师则在一旁不断选择角度，灯光闪烁。

早期的巴黎名媛舞会也不限定与会人数。1995年时，受邀女孩子多达29人，从2004年才开始将人数限定在25人以内。最早的“名媛”也多是法国人，“外宾”仅是点缀。1995年的舞会上，29名女孩子中，有16位是法国人，但到了2000年，法国姑娘只有10位，2001年减少到6位，近些年一直维持在4位左右。

最初的晚礼服赞助商全部是法国本土品牌，如今全世界的顶级品牌都有参与。2014年，一位巴西女孩儿选择中国设计师郭培的一款礼服作为开场礼服，自那以后，郭培的作品已在这场高级时装定制晚会上亮相了三次。

从舞会创办时就参与合作的高级化妆机构M.A.CCosmetics也感受到了女孩儿的变化。他们曾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坦言，“以前的女孩子们比较听从化妆师的安排，年轻一代更有主见。她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风格，我们就是倾听她们，为她们的梦想服务。”

真正好笑的是，不会跳华尔兹的女孩子越来越多。2017年参加舞会的西班牙贵族Amina Martinezde Irujoy Casanova在接受采访时就说：“一般生活中，我不大能穿高跟鞋，也不会跳华尔兹，但为了舞会，我一直在练习和观看YouTube。”

那些有十二三厘米、细细高跟的鞋子，也成为年轻女孩的极大障碍。舞会常见到的可爱一幕，就是女孩子们在准备期间、正式亮相并跳完舞后，两手提着高跟鞋，光着脚在地上悠然行走……

舞会变迁中最重要的一环，是慈善。

从2009年起，在寄给贵宾的请柬里，都夹着一张纸，接受邀请的人可以按个人意愿，为舞会的合作慈善机构“enfant d'Asie亚洲儿童”捐款。这是一个专门救助老挝、越南、柬埔寨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贫困儿童的慈善组织，救助贫困家庭，帮助他们的孩子们求学，并一直跟踪儿童的成长。许多孩子在接受过高等教育后，也会到慈善机构工作。

据报道，每年舞会筹得的善款，将不通过组织者直接打到慈善机构，通常可以救助900到1000名儿童一年的救助费用。此外，协会还为舞会名媛提供到东南亚做义工的机会。

2015年，舞会与第二家慈善机构Seleni Institute建立了联系。这家位于美国的机构致力于帮助未成年的单亲妈妈。

Angel与骑士Edouard Lanvin跳舞

两家慈善机构的加入，使得巴黎名媛舞会拥有了最能打动人的使命。法国媒体也曾讥讽地评论说：一边是奢华的舞会，一边是贫困的孩子和陷入绝境的单亲妈妈，这种强烈的反差，正凸显舞会的道德危机。但亚洲儿童的负责人罗朗斯回答说：“无论什么形式的慈善，只要能够帮助贫困儿童，都是好的。”

若说有什么没有改变，就是舞会的工作团队。

多年来，操持这场世界级大型社交舞会的团队，常设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半”。那个“一”，就是奥菲莉;半个，则是奥菲莉多年的忠实合作伙伴贝雷蒂特。剩下的，是几位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实习者。

奥菲莉个子不高，消瘦，精干的金色短发，翡翠色的眼睛温和清澈。她说话时慢声细语，很难看出太多的情感变化。悖论的是，这个和高端品牌打交道几十年的女人，自言对高端时尚品牌并不热衷，也很难理解花费几千欧元买名牌包包的人。除了正式场合，她也很少穿裙装。“太麻烦了，穿裙子就必须穿丝袜配各种物件，工作起来不方便，”奥菲莉自嘲说，“只有睡觉的时候，我才穿裙子。”

多年与世界各地名流贵族接触，她见识到了许多真实的人性。比如，曾有被拒绝参加舞会的家庭，散布攻击舞会的谎言，还游说高定品牌和赞助商不要与舞会合作;有人为了能够入选，给她寄来了l公斤鱼子酱作为贿赂;曾有一位母亲极为挑剔，一会儿嫌弃晚礼服不好看，一会儿指责照片拍得太少，骑士也不够好……

不过，奥菲莉认为，这正是组织活动的魅力所在——见识形形色色的人，体验到生活的本质。她总结说，真正高貴的人，都是简单的人;那些境界没有达到、却想方设法要“装”得高贵的人，最复杂。她接触过不少皇室成员，在晚礼服试穿过程中发生问题，都友善地多次往返巴黎给予配合。

作为舞会创始人，也是舞会所有决策的绝对制定者，某种意义上，奥菲莉与巴黎名媛舞会已合为一体。然而她从没上台发表过演讲或致辞。“大家都知道我的工作，我已经很开心了，没有必要再去露面。”她解释说，“这就是我的性格。而且这个晚上，应该是留给女孩子们的夜晚。”

（周倩荐自《博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