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华文文学:全世界以汉字书写的具有跨境流动性的文学

2019-03-14 04:55:38 华文文学2019年1期

朱双一

摘 要:“世界华文文学”堪称本学科最妥适的名称。早期的“海外”一词带有中国本位,对中国之外的华文作家并不适用。鉴于中国“书同文”而“言殊方”的特点,采用“华文”比用“汉语”更符合于各地作家方音也许不同,但都采用汉字(即华文)书写这一共同点。史书美建构的“华语语系文学”概念带有将“中国”视为殖民者的意味,颇为荒谬;她所要对抗的所谓“中国中心主义”也纯属无稽之谈。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或“一环”等命题,都是台湾作家提出的,表达其归队于中国新文学脉络以求跟上其前进步伐的愿望。世界华文文学应将整个中国文学包含在内的说法并不现实,反而会消泯自己的特点和特殊价值。两者关系应有如两个互有重叠的交叉圆。中国文学中具有跨境流动性和能见度、进入境外读者视野的部分,具有学科属性上的双重身份:既属于世界华文文学,也属于中国文学的范畴;否则仍仅具有纯然的中国文学的单一身份。其他国家、地区的文学也可做如是观。因此“世界华文文学”的定义应是:全世界以汉字书写的具有跨境流动性的文学。

关键词:世界华文文学;中国文学;交叉圆;华语语系文学;跨境流动性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9)1-0005-08

以中国大陆之外——最早主要指台港澳地区,后来扩大到全世界各地——用汉字书写的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圈(当前这一学术圈以“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为核心)形成以来,有关学科名称争论不断,几经更改,至今仍有新名称的接续提出。学科名称并非无关紧要,因为它关系着学科的自我定位以及发展方向的抉择。其关键词汇,有“中文”“汉文”“华文”,“汉语”“华语”以及“海外”“世界”等不同用法。有的仅是一字之差,其背后却有重要意味乃至严重分歧。用词之外,就实质内容而言,争议最大的莫过于:世界华文文学是否应将中国大陆文学包括在内?由此可知,争论的焦点在于该名称的能指和所指、内涵和外延等相关问题上。按照索绪尔的说法,能指和所指及其间的关系具有任意性,亦即每个人都有为事物命名的权利,但作为一个成熟的学科,其命名至少要遵循索绪尔提出的另一个原则:约定俗成。任何名称由于其必要的简约性,也许无法与其实际内容完全对应,但只要在相关人群中得到普遍的认可,“约定”即是“俗成”。此外,名称的确定也要考虑其内涵和外延的适当与合理。如果说内涵乃事物与众不同的本质特性,外延则为事物的涵盖范围。根据逻辑学原理,广度的增加必然引起深度的减少,亦即外延的扩大必然要以泯灭事物的某些特殊性为代价。显然,对于一个概念而言,其外延须有一定的界限,不能过于膨胀。上述问题都是我们在确定学科名称时应该加以注意的。让我们对于学科名称的辨析,就从其词义开始吧。

一、学科名称的词义辨析

以“世界华文文学”为例,该名称包括前面的“世界”、中间的“华文”、后面的“文学”三个部分。“文学”毫无疑问,争议主要在于前、中两个词。前面一词主要有“世界”和“海外”两种用法。本学科较早时候的名称曾经是“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略显冗长,但更主要的问题是“海外”属中国本位的说法。对中国而言,新加坡是“海外”,但对新加坡来说,中国却是它的“海外”。其它所有国家也都有此问题,所以“海外华文文学”对于中国之外的华文作家而言,并不贴切。采用“世界”一词就可避免这一问题:它涵盖最广,世界上所有国家、地区都可包括在内,且相互之间并无内与外、主与次、中心与边缘的分别,所以是最妥适的用词。

相比之下,學科名称中间一词的选择最为关键,目前较为常见的有“中文”“华文”“汉文”“汉语”“华语”等五种说法。先说该词的前面一字。“中”一般为“中国”的简称,就本学科的研究对象而言,有不少并不在“中国”的范围之内,因此“中文”的说法可先排除。“华”和“汉”为民族的简称,代表着“华族”“中华民族”“汉族”等,二者含义相近,但“汉”本是朝代的名称,成为我们民族的族称,必然在汉朝之后,“汉文”“汉语”恐难涵盖汉朝之前的文学如先秦文学等;相较之下,“华”字更为久远,可以远溯至“华夏民族”,涵盖整个中华文明史。这是我在“华”和“汉”之间更倾向于“华”,以及在“华文”和“汉语”这两个最常见的用词之间,更愿选择“华文”的第一个理由。

再说第二个字“文”和“语”。在一般中国人的语感中,“文”代表着文字、文章,“语”代表言语、说话。闽南话只有语音而没有单独的文字,因此有“闽南语”而不会有“闽南文”的说法。“粤语”“上海话”“吴侬软语”等也是相同的情况。文学作品一般是用文字来书写而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的,即使是民间口传文学,我们对其加以研究并撰写研究成果时,也必得转化成文字方可进行。在中国古代,文学一般包括有韵的诗和无韵的文,却很少用“语”来称呼文学的;五四之后的“白话文”和“文言文”之争,也还是“文”而不是“语”。所以用来指称文学时,我在“文”和“语”之间,更倾向于前者。

不过我更青睐于“文”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缘由,这就是中国统一的文字在数千年的中华文化、文明乃至统一国家的发展中起了特殊的重要作用。由于语言在能指和所指上的双重任意性,人类的语言必然是成千上万、难以计数。世界上的文字大多是表音的,不同的语音就用不同的文字来表记,所以各有各的语言文字,而它又是人们相互认同的最重要的粘合剂之一。缺乏统一的语言文字这一粘合剂,正是欧西社会分裂为小而密的众多国家的主要原因。而中国却很早就有了“书同文”的传统,尽管各地语音有所差别,但文字却是一样的,即使口头上无法沟通,也可通过文字交流。更重要的是,相同的文字使得中国整个语言系统是共同的且延续数千年不辍,各地的口头语只是共同语的方言乡音而已。这也使得中国不同朝代的古书得以用相同的文字流传下来,成为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士都能阅读的共同经典,从而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中国能保持两千多年大一统的局面,“书同文”其功厥伟。

即使到了近现代,情况也还是如此。1895年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后,限制汉语教学,要求台湾人学日语,台湾文人则通过写作汉诗汉文以传承、延续汉文化。尽管他们是用闽南或客家的方言来阅读和吟诵诗文的,但写出来的文字载体却是相同的,刊登于报上也人人读得懂。这也许是当时台湾统称之“汉文”(如有《汉文台湾日日新报》)而不叫“汉语”的原因。前往美国和东南亚的华人也有相似的“语”“文”分离的情况。如19世纪后期到美国的华工,说的多是粤语;到新加坡的华侨华人,说的多是闽南语,但他们阅读的都是用汉字印刷的华文报纸、书籍,自己也是用汉字来写文章——俗称“华文”。这也许是最早提出“华文文学”这一概念的正是东南亚华文作家的原因。他们之所以没有提“汉语文学”,可能就因他们说的是闽南语或粤语,与人们一般所说的汉语官话、普通话,在语音上是有差别的。所以我认为,考虑到在世界各地的华人说的是各自不同的汉语方言,使用的却是共同的汉字,写出来的是用汉字组成的文章即“华文”,所以采用“华文文学”是比“汉语文学”更能代表他们的共同点,因此也是更为合适的。

“汉语”“华文”之外,“汉文”仅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用过,并不普遍,可以排除;“华语”是近10多年来才有人提出的,后面跟着“语系”两字,对所谓“华语语系”的争议方兴未艾,且用“语”字的缺陷已如上述,所以也不适合当作本学科的名称。对此概念下文还将详加评析。

综合考虑、权衡上述情况,笔者以为:“世界华文文学”应是本学科最恰当的名称。

二、中国是殖民者吗?

“华语语系文学”商榷之一

确定了“世界华文文学”为最佳学科名称,只解决了能指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有所指,即其具体的内涵和外延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出现并延续至今的有关学科名称的争论,重点更在所指上。其中一个重要焦点,就在于它与中国文学或者中国大陆文学的关系问题上。对此有必要回顾一下“华文文学”乃至“世界华文文学”概念的形成过程。早在1996年,许翼心、陈实的《作为一门新学科的世界华文文学》一文就指出,“华文文学”的概念,最早出现在东南亚:二战后,在新马两地,就有周容、苗秀、赵戎、方修、方北方等人积极倡导了“马华文学”,1948年并有“马华文学独特性”的讨论。当然,其中的“华”字代表的是“华文”或“华语”,并不明确。1979年5月曾敏之的堪称本学科发端之作的《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①,采用的是“汉语”一词。许文对此的解释是:当时“华文文学”概念对国内学界来说仍十分陌生,所以文章“谨慎地”使用了“汉语文学”这一概念,乃是本学科研究发端之初的“探索心理”的反映。许翼心等还认为,从1983年起,“华文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逐渐为学界所广泛使用;1986年2月秦牧以《打开世界华文文学之窗》一文,正式提出了“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②同年12月在深圳召开的第3届全国研讨会上,其论文综述中继续重申了这一概念。此后被广为采用,至1991年7月香港“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和在中山市召开的第5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世界华文文学”已成为人们的共识。③距许文20年后,2016年刘俊发表的《“世界华文文学”/“华语语系文学”视野下的“新华文学”》一文,则梳理了作为“能指”的“世界华文文学”出现之后,对其“所指”的理解所出现的分歧,其中问题之一仍是世界华文文学包不包括中国文学?据刘俊的统计,持应包括之看法者占了大多数。④

刘俊写作此文有其针对性,即所谓“华语语系文学”概念。来自台湾的美籍华裔学者史书美仿照法语语系(Francophone)、葡语语系(Lusophone)、西语语系(Hispanophone)、英语语系(Anglophone)等建构了“华语语系”概念(Sinophone)⑤;并由此扩展而成Sinophone Literature,被译为“华语语系文学”。然而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的所谓“语系”“语系文学”,其实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也可说是一种后殖民现象,主要指殖民地采用了殖民宗主国的语言,但又有所变异和区别,比如印度被英国所殖民,所以英语成为其通行语言,但印度的英语与英国本土的英语并不完全一样。所以“英语语系文学”指的是英国殖民地(包括前殖民地)以具有本地特色的英语创作的文学,英国本土固有的“英国文学”并不包括在内。史书美的“华语语系”也完全按照这一思路加以建构,明确指出:这一概念“包含了在中国之外使用各种不同汉语语言的各个区域”。她特别强调各地汉语与“标准中文”的“不同”,引用了西方学者梅维恒的看法:“我们所知道的标准中文是属于汉语语族,而被误认为是‘方言的并不是标准中文的变化,而实际上是不同的语言。闽南语与广东话因此和台湾的国语及中国的普通话是不同的语言。”⑥这样就割断了本为汉语方言之一种的所谓“台语”(即闽南语)与作为民族共同语的“标准中文”的关系,实际上毫无学理依据,也违背了语言实践。试想现在用汉语普通话吟诵唐诗是基本押韵的,用闽南话来吟诵唐诗更是完全押韵的。不经过翻译而用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来读同一首诗却都能押韵,是不可思议的。这只能说明闽南话与汉语普通话其实属于同一种语言,前者只不过是后者的一种方言而已。尽管史书美也承认“当代身在海外的华语语系族群,除了少数例子之外,很难说与中国有殖民或后殖民的关系。这是华语语系与其他以语言为划分标准的后殖民社群,如西语语系、法语语系等等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⑦,但对于台湾而言,她还是特别强调它与世界历史上的一些殖民地的相似之处,如与“殖民时期的美国一样,想要正式独立、摆脱移民所来之国,是一个典型的定居殖民地”;又如与加拿大魁北克也很相似:在魁北克,自认为是法裔加拿大人的认同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本土化的、现代的魁北克人身份认同,而“同样地,在台湾原本由国民党政权强加在人民身上的大一统中国的认同,逐渐被本土化的新台湾人认同取代”;此外,作为移民社会的台湾亦可以和葡语语系的维德角相对照:葡萄牙移民与当地非洲人形成了种族交混的社群。⑧可见史书美努力地想要证明台湾乃是中国的殖民地,大陆人移民台湾乃是对台湾的“殖民”。这种观点甚至扩大到中国少数民族身上。她写道:“部分在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文学也可以视为华语语系文学之一,因为这些作家不是经历了外部殖民(如果他们希望独立自主)就是遭到内部殖民(如果他们感到受压迫)。他们也许用汉语写作,但是他们的感觉结构与‘政治文化的中国相对,也与汉族中心、汉族主流的大一统的中国性建构相对。”⑨

由此可知,史书美的所谓“华语语系文学”,并不包括中國大陆的文学,而是指像台湾文学这样大陆之外的“华语”文学,甚至包括大陆境内的少数民族文学。这样,她等于将台湾以及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地区视为中国的殖民地,将汉语普通话之于台湾,视同有如英语之于印度,她想要说的是:殖民地台湾等采用了殖民宗主国中国的语言,却又与后者有所不同,所以形成了“华语语系文学”。这种说法显然是荒谬的,它将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这样的关系,扭曲为中国是殖民者,台湾是被殖民者的关系。史书美的这一观点是她的“原创”,或是受到史明“台独史观”——宣称台湾自古就是一独立主体,却不断受到包括荷兰、西班牙、明郑、清朝、日本、中国等在内的外来势力的殖民和统治——的影响而产生,我们不得而知,但“台独史观”在台湾流行既久,自觉不自觉地为众多台湾人士(包括学者、各界“菁英”)所接受并贯入其研究著述中,却是不争的事实,值得我们加以警惕和揭露。

值得欣慰的是,在此一概念尚未出现、至少是尚未被汉译而在华文文学界广为流传的1996年,大陆就有学者在其论文中,近乎未卜先知、打预防针似地涉及此问题,将华文文学与英语语系文学等的本质区别加以揭示:

华文文学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學不同。英、法、德、西等语种文学是伴随着这些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以殖民文化甚至暴力征服的方式强行向世界各地推行而发展起来的。而华文文学与世界性的东方文学——比如阿拉伯文学——一样,是以一种内在生命力,和平地向世界各地蔓延的。当然,这中间又有区别,像阿拉伯文化,主要是依靠宗教和民族(或种族)的力量来完成传播的过程,华文文学却是以一种民主文化的力量,首先自发地产生在华人移民内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生存手段,在历程的演变(时间)和关系的更替(空间)中,以一种平康正直、从容以和的精神,道并行而不悖的态度,与当地各民族文化和文学平等交融。“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从而超越国家和种族的界线,使自己能百物皆化,达于四海。⑩

三、“中国中心主义”存在吗?

“华语语系文学”商榷之二

除了“语系”问题外,“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的要害更在于其抵抗所谓“中国中心主义”的目标。史书美在其《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等书中,一再明言其挑战“中国中心主义”的初衷{11},并极力宣扬“华语语系表述”中“反殖民、反中国霸权的意义”{12}和内容,贬责那些满怀乡愁地“回望中国”、从而表现出她所谓“中国中心主义”的作品{13}。固然后来史书美有一个关于“华语语系”研究并非只是挑战“中国中心主义”的表白{14},但她将中国与美国“帝国”、将“华语语系”与作为殖民主义产物的“英语语系”等相提并论是否合适是一个问题(前已述及,兹不赘述);所谓“中国中心主义”是否存在,它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也许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如果所谓“中国中心主义”本身并不存在,或者它乃中国(大陆)之外的人所建构出来的,那对它的挑战和对抗,就有如堂吉诃德对着风车挥舞长矛了。

从文学史上看,“中心/边缘”的论述框架并不适用于文学领域。一个作家文学地位的高低,端赖其作品的质量,而非其职位的高低或所处地理位置的远近,如遭贬谪、被放逐的屈原,出身于西域的李白,都以其优秀作品而成为世所公认的文学大家;而写诗颇多的乾隆皇帝,却未必在文学史上留名……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即使有所谓的文学文化上的“中国中心主义”,其实也绝非是“中国”自身有意而为,而是自然形成的,甚至是中国大陆这一天造地设的“中心”之外的人们所建构出来的。以史书美所谓“华语语系文学”的主要生产地台湾为例。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中,人们常用“本土化”来描述早期华文文学的中国影响与在地创作之关系的演变,尚属温和理性,并未越出学术范畴;但1980年以来的台湾,两岸文学关系往往被政治化且对抗意味愈演愈烈。1990年前后出现的多部大陆学者的台湾文学史类著作,往往根据无法回避的史实引用了1925年张我军提出的“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一支流”的重要命题,却遭到了诸如具有“收编”“统战”目的和“霸权意识”“中原沙文主义的毛病”等等指责。{15}然而所谓“收编”纯属无稽之谈。因为无论是大陆官方或是广大作家,都不会有“收编”的需要和心理动力——当时官方并不会主动、积极地引进像台湾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学作品,至多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放任”其进入;大陆人口众多,广大作家关心的是自己的创作如何在众多作家作品中脱颖而出,显然也未必想要“收编”台湾文学作品来与自己争夺发表、出版、得奖等机会。最多就是一般读者希望多引进一些言情、武侠作品以供消遣娱乐,而这与“收编”毫无关联。实际上,反倒是中国大陆之外的华文作家希望被“收编”——包括其作品能够在大陆出版和发表,以及在文学史著作中占有较多的篇幅。

当然,这只是粗浅层次的观察,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分析。除了张我军的“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命题外,差不多同时还有蔡孝乾提出的台湾和大陆的文学是“同云落来的雨”{16}。1948年杨逵的说法则是台湾新文学乃“中国新文学运动之一环”{17}。可见类似的说法成为当时台湾作家的共识。蔡孝乾、杨逵的说法基本上没有主和次、中心和边缘的意味,特别是“一环”说十分形象和妥帖:台湾文学正如浙江文学、四川文学、东北文学、藏族文学、蒙古族文学一样,是一个个单独的“环”,但可用一条线将其串联起来,这条线就是华文/汉字和中国文化。笔者认为,对于“一支流”说、“同云落雨”说或“一环”说,如果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来解释,尚属肤浅。这些命题的提出,还有着更深刻的原因和目标,这就是追求台湾社会、文化、文学的进步和现代化。目前在台湾,所谓日本殖民统治带给台湾现代化已成流行论调,然而事实正好相反,辛亥革命、“五四”以后中国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文学,开始走向革新和现代化,在当时台湾作家眼中,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反而是一个较为封闭、落后的地方,台湾文学文化也远远落后于祖国。如1922年暑假时,黄呈聪曾到中国大陆考察,发现“我们(指台湾——引者)的社会上没有一种普遍的文,使民众容易看书、看报、写信、著书,所以世界的事情不晓得,社会的里面暗黑,民众变成愚昧,故社会不能活动,这就是不进步的原因了。”{18}台湾的黑暗和落后,还可在赖和的弟弟赖贤颖的《女鬼》{19}等小说中再次得到确认。可以说,正是张我军等深感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大陆的文学比台湾文学更为先进和优秀,因此希望台湾文学能够纳入整个中国文学的范畴中,使之能够跟上祖国文学进步的步伐。“一支流”说等的提出,乃台湾作家主动归队于中国现代新文学脉络中的体现。因此可以说,早期的台湾新文学并无针对中国的“边缘/中心”的对抗意识,反而是出于追求进步的心理而向往祖国,更在必须于祖国和殖民宗主国之间做出抉择时,他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更能给他们带来新天地、新气象的祖国。

台湾文坛还曾因为“边疆文学”的说法而引发涟漪或波澜。1947年范泉主编的上海《文艺春秋》曾在“边疆文学”专辑中与贵州、新疆题材作品一起,刊出了福州青年欧坦生以台湾二二八事件为背景的小说《沉醉》。这篇小说稍后被台湾作家杨逵称为“‘台湾文学的一篇好样本。”{20}可见杨逵并不认为被称为“边疆文学”对台湾文学有什么不好,甚且还认为地处“边疆”能够增加台湾文学的特色和价值。过了30多年,“边疆文学”一词再次出现。文化评论家詹宏志在《书评书目》1981年元月号发表《两种文学心灵》一文。文中出于对台湾当代文学的期许,表示了台湾文学如不自奋勉,有沦为中国“边疆文学”之虞的“杞忧”——“如果三百年后有人在中国文学史的末章,要以一百来字来描写这三十年的我们”,而这一百字又是远离中国的,像马戏团一般充满异国情调的历史评价,那“我们三十年来的文学努力会不会成为一种徒然的浪费”?{21}应该说,詹宏志这一说法本来并不全面,因为任何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端赖其创作成就而非所处地理位置的边远或中心。然而他以整个中国为视野,将台湾文学归入中国文学范畴中的出发点,仍引发了一些本土派作家、评论家的不满和围攻,彭瑞金、高天生和李乔等人,纷纷撰文强调台湾文学自有“独特的历史性格”,抨击詹宏志以中国为中心去观察台湾文学。

由此可知,关于台湾文学与祖国大陆文学关系的论说——包括“一支流”说、“一环”说、“同云落雨”说甚至“边疆文学”说等等——均是在两岸因某种原因而处于分隔、准分隔状态下,作为一个问题受到台湾作家的关注而由他们提出的,对其进行围攻的是另一部分台湾作家,所有这一切都并非中国大陆方面的主观作为,很难成为大陆方面具有“中国中心主义”的证据。也许正因为证据难找,从史书美的书中,似乎也难以了解她所谓“中国中心主义”具体指的是什么,有哪些具体的表现。笔者翻找了《视觉与认同》一书,看到一处稍有具体所指,写道:“华语语系也可以表述出‘中国中心主义,假设它永远满怀乡愁地回望中国,视中国为文化祖国或价值根源”。{22}这样看来,“乡愁”书写,甚至有些作品表现了儒家价值观念,即是史书美口中的“中国中心主义”的具体内容和证据了。然而,“乡愁”是一种人之常情、普遍人性,只是中国人或许表现得特别强烈一些罢了。台籍作家特别是乡土文学作家同样也有乡愁描写,难道他们写自己的故乡就是政治正确的“爱台湾”,而大陆籍作家写对其故乡的乡愁,就是政治不正确的“中国中心主义”?何况外省来台的作家,“乡愁”也仅是其题材的一小部分,更多人写的是某一地域的乡土文学,如司马中原书写淮上“乡野传闻”,朱西宁描述基督教在山东的中国化过程,小时候并未到过其故乡蒙古大草原的席慕蓉,展现了被史书美归入其“华语语系”之内的作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蒙古民族文化……构成他们创作的这些主要内容,与台籍作家以台湾情事为题材的乡土文学,从理论上说并没有多大区别,应该都是被允许的,否则骂别人是“中原沙文主义”“中国中心主义”,自己何尝不也是“台湾沙文主义”“台湾中心主义”?可以说,“中国中心主义”只不过某些人出于某种特殊目的而特意建构起来的虚幻的东西。“华语语系文学”以“中国中心主义”这么一个本不存在的虚构东西作为打击对象,难道不会一拳打空,反而使自己脚底踉跄?

“华文文学”指的是用汉字书写的文学。史书美的研究对象包括电影,电影中的对话是口头语言,因此采用“华语”这一概念并无不可,但电影已经超出文学范畴,不在严格意义的“华文文学”的研究范围之内。由于中国语言的“言殊方”而“书同文”的特点,各地人们在读写作品时有时采用方言的语音,部分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语言,但只要采用汉字将其写出来,就属于“华文文学”的范畴,这一点殆无疑义。因此“世界华文文学”概念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自己与中国文学文化的关系。中国文学文化对于世界华文文学而言,具有源头的意义,因其使用的语言文字,乃来自中国;但中国大陆文学与各国、各地区的华文文学的关系,绝非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而是对等互渗、相互影响的关系。它们有如一个个圆环,每个圆环自成一格,而将它们串在一起的那条线,就是共同的语言文字及其所含蕴的共同的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

四、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两圆交叉

消除了对于“中国中心主义”虚幻概念的不必要的焦虑、对抗情绪,我们或许能够在学术层面上给予“世界华文文学”下一个较为明确、妥适的定义,或者说,为“世界华文文学”这一“能指”描述出相对准确的“所指”。

就字面来看,中国是世界上的一个国家,以汉字书写的中国文学自然属于世界华文文学的范畴。{23}但笔者以为,每一概念都应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如果无限制地扩大其外延,反过来有可能影响其内涵,使其失去原有的特殊含义。所以笔者并不以为应该把中国文学笼统地、全部地归入世界华文文学之中。其理由包括:

其一,就现行学科设置而言,“中国文学”属于一级学科,“世界华文文学”则连二级学科都不是,要用后者涵盖、包含前者,并不现实。目前中国文学学科的研究者超过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者百倍千倍之多,他们也不可能认可和同意这样的归属。

其二,古往今来的中国文学浩如烟海,而目前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实际研究的对象,其发生的时间短,数量还不多,与前者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以一个字面意义颇大,实际内容并不大的概念要去涵盖另一个实际内容庞硕无比的范畴,并不合理,也没有必要,同样很难被人接受。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会造成不是世界华文文学“收编”了中国文学,反而是中国文学“收编”了世界华文文学的局面,固有的世界华文文学将如瓢水汇入了瀚海,自己与众不同的特色和特殊的价值、意义,也将消泯不少,因为概念外延的扩大,是以减弱和消弭其本质特征为代价的。所以世界华文文学确实不必把整个中国文学“收入囊中”。

既然如此,笔者试图转换视角来看问题。在笔者看来,世界华文文学固然不必囊括中国文学,但二者之间也不应是毫无交叉的两道平行线,它们的关系应该有如两个互有重叠的交叉圆:世界华文文学包括了部分的中国大陆文学,但并非全部,其取舍标准,在于是否具有跨域、跨境的流动性和能见度。也就是說,中国大陆汉语文学中具有跨域、跨境的流动性和能见度,进入了境外读者视野、为他们所阅读的部分,就具有了学科属性上的“双重身份”:既属于固有的中国文学的范畴,同时也属于世界华文文学的范畴;反之,中国文学中并非用汉字书写的,或者虽用汉字书写,但仅在境内流传而未进入境外读者视野的,则仅具有学科属性上的“单一身份”——仍是纯然的中国文学而不属于世界华文文学的范畴。当然,这里所谓“跨境流动性”,既指文学作品的流动和传播,也指文学作者、作家——包括旧、新移民以及20世纪最多见的留学生跨境流动;进一步,对于本学科学者而言,搜寻、发掘世界各地包括长期被湮没无闻的华人写作资料,使之能进入“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视野,则是其努力方向和责任。

這一原则还可扩大到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以历史形成的文学上相对自成单元的国家和地区——国家如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地区如中国的台湾、香港、澳门——为单位,凡是以汉字书写的,具有跨国或跨地区流动性、进入了境外读者视野的文学作品,均既是其固有的国家、地区的文学,同时也归入世界华文文学的范畴。各国各地区以汉字书写的文学如果没有跨域跨境的流动性、并未进入境外读者视野的,则仍是纯然的各国各地区的文学,而不属于世界华文文学的范畴。{24}

因此,我为“世界华文文学”下的定义是:全世界以汉字书写的具有跨境、跨区域流动性的文学。这样既可将本学科的研究范围作必要的限定,又将为本学科研究提供极大的自由度、灵活性。举个例子,台湾文学作品如果进入了大陆读者、学者的视野,就进入了“世界华文文学”的范畴,一些“台语文学”无法为台湾之外的读者所阅读,就仍旧是纯粹的台湾文学作品。世界华文文学学者可以将其忽略或搁置,并不必强求包罗万象、面面俱到。而这样做也并不影响“台语文学”固有的“主体性”追求和定位。

值得指出的是,笔者这里强调“跨境流动性”和“进入境外读者视野”,并非仅是为了将概念的外延加以限制,避免其实际内容的无限扩张、过于庞大而失去可操作性,也不仅是为了避免诸如中国大陆文学、台港澳文学属不属于华文文学的争议,更主要的是因为这样才能凸显世界华文文学的特殊价值和意义。与不具备跨境、跨域流动性的纯然的各国、各地区文学相比,世界华文文学受到境外不同文化视野的检视,与其固有的文化形成激荡,实现了多元文化的交融和汇聚,这也许正是世界华文文学的特殊价值之所在,也是其存在、发展的理由之所在。

① 曾敏之:《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花城》1979年4月创刊号。

② 秦牧:《打开世界华文文学之窗》,《四海·港台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一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③ 许翼心、陈实:《作为一门新学科的世界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6年第2期。

④ 刘俊:《“世界华文文学”/“华语语系文学”视野下的“新华文学”》,《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2期。

⑤⑥⑦⑧⑨{11}{12}{13}{22} 史书美:《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华语语系表述·呈现》,杨庆华、蔡建鑫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53页;第53页;第54页;第54-55页;第60页;第238页;第56页;第58页;第58页。

⑩ 许翼心、陈实:《作为一门新学科的世界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6年第2期。

{14} 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7版,第225-226页。

{15} 见吴潜诚:《唐山人如何写岛屿的文学史——评〈台湾文学史〉上卷的彼岸观点》、张启疆:《“中国文学”收编史——浅析〈台港文学导论〉》,《中国论坛》32卷9期,1992年6月;陈芳明:《从发现台湾到发明台湾——现阶段中国的台湾文学史书写策略》,《殖民地摩登:现代性与台湾史观》,台北:麦田出版2004年版;林瑞明《两种台湾文学史——台湾VS.中国》,见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主编《台湾文学史书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高雄:春晖出版社2008年版。

{16} 蔡孝乾:《中国新文学概观》,载1925年4月21日《台湾民报》3卷12号。

{17} 杨逵:《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载1948年3月29日《台湾新生报》。

{18} 黄呈聪:《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台湾》第4年第1号,1923年1月,汉文之部第12页。

{19} 赖贤颖:《女鬼》,原刊《台湾新文学》1卷2号,1936年2月,收入锺肇政等编《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⑦》),台北:远景出版社1979年版。

{20} 杨逵:《“台湾文学”问答》,载1948年6月25日《台湾新生报》“桥”副刊。

{21} 詹宏志:《两种文学心灵》,《书评书目》1981年元月号。

{23} 严格地说,中国文学还包含非汉语的少数民族文学。但在本学科范围内讨论相关问题时,一般仅指使用汉语的文学。

{24} 笔者在写作本文时,看到许翼心、陈实发表于1996年的《作为一门新学科的世界华文文学》一文,认为世界华文文学是一种研究文学关系的学科,即研究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关系、华文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各国各地区华文文学相互关系的学科。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也包括中国文学研究,但主要研究的不是中国文学本身。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主要由中国文学(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中国近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学科来承担。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主要是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中国文学如何在世界各地传播和演变,研究世界各地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研究中国文学对世界各地华文文学的影响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种观点与笔者虽不完全相同,但有一定的相似性,让笔者颇有吾道不孤的感觉。

(责任编辑:庄园)

World Literatures in Chinese:Cross-border and Fluid

Literatures Written in Chinese across the World

Zhu Shuangyi

Abstract: World literatures in Chinese (or shijiehuawenwenxue) is a most appropriate term for this discipline. The early term 'overseas', too China-centred, is not appropriate for Chinese-language writers overseas.Becaus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written the same way but spoken differently, the use of 'huawen' (Hua-Chinese language) seems more fitting than 'hanyu'(Han-Chinese language) for writers from all over the place who may speak different dialects but write in 'hanzi' (Chinese characters) that is 'huawen' (Chinese language). Shu-mei Shih's concept of 'Sinophone literature' is quite absurd in that she regards 'China' as a colonizer and her view is also false against the so-called 'China Centrism'. It is Taiwanese writers who proposed that Taiwanese literature be a branch or a ring of Chinese literature, expressing their desire to return to the veinof new Chinese literature in following its steps of progress. It is not realistic that world literatures in Chineses hould include Chinese literature because it might adversely weaken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special value and both should be related in a way that resembles two circles overlapping each other. Chinese literature is characterised by its duality in terms of discipline, with its cross-border fluidity and visibility, to be able to enter into the vision of readers overseas, thus belonging not only to the world literatures in Chinese but also to Chinese literature or else it remains the purely singular 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tures in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could be thus viewed as well. For this very reason, 'world literatures in Chinese' could be defined as literatures with cross-border fluidity written in Chinese characters.

Keywords: World literatures in Chinese; Chinese literature; overlapped circles; Sinophone literature; cross-border fluid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