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春天》导演白雪：这注定是晚成的职业

王一博

青年演员黄尧（左）饰演佩佩，孙阳饰演阿豪

电影《过春天》官方宣布入围第69届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单元，是去年12月19号的晚上。消息放出后，导演白雪的朋友圈被刷屏了，祝福声从四面八方涌来。此时，白雪一个人躲在厨房，洗碗，刷锅，又点燃一支烟。

《过春天》是白雪的导演处女作，对于这位一度陷入“半失业状态”的青年导演来说，入围柏林电影节仿佛是电影里的情节。

今年2月中旬，《过春天》如约在柏林电影节展映。那是一个能容纳一千人的大剧场，墨绿色的幕布徐徐拉开，主持人将白雪隆重地介绍给台下的观众，一片掌声中，她的导演处女作在异国他乡与观众见面了。

3月15日，《过春天》在国内上映。 影评人“亵渎电影”点评道：“很难相信这是一部新人导演处女作，导演几乎在各方面的技巧都非常成熟和出色，特别喜欢电影的前30多分钟左右，在某个瞬间，有种看《嘉年华》的错觉。”

游走在深港之间

傍晚时分，香港通往深圳的出入境口岸迎来晚高峰。人们熙熙攘攘，穿过关口奔向另一座城市。香港出关的人群中有不少学生，从四五岁的幼儿，到十几岁的中学生不等。他们背着书包，穿着校服，一脸稚气，年纪小的由家长或者保姆牵领。

这些学生被公众稱为“跨境学童”，在深圳居住，去香港上学，且拥有香港户籍。他们的父母一般至少有一位是香港籍（单非家庭），也有双方都非香港籍（双非家庭）的情况。据深圳边检部门的统计，2017年往返深圳和香港两地的跨境学童人数高达3万。

白雪是兰州人，在深圳长大，这些学生的神情举止被她记于心间，她决定创作《过春天》的剧本，一部关于跨境学童和水客走私的青春电影。两年里，白雪成为港深关口的常客。她时常游走于关口，观察来往的人群;又往返于港、深两地，采访不同年龄段的跨境学童、单非家庭、双非家庭，以及海关、缉私局的工作人员。

那是一段孤独又兴奋的过程。来不及回深圳时，她就在香港找民宿短租。有一次，她住进一间合租的房屋，铺位是客厅中的沙发床，房屋中央拉个帘子，另一半睡着一个男生。白雪拍照片给她的先生贺斌，被骂了一通。但白雪只觉得激动，因为她终于走进普通的香港居民楼，触摸到老式的电梯，与穿着拖鞋倒垃圾的市民擦身而过，和被双唇紧闭的保安四目相对。她觉得，自己终于不再是行走于香港繁华地带的游客，感受到这座繁华都市的另一面。

在口岸，白雪撞见过海关人员追逐水客。水客们拉着箱子从她身边跑过，海关人员在后面一边追赶一边呵斥。这个难得的画面，被白雪写进了剧本。“你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看到很鲜活的人，在电影创作的时候，会不知不觉记起那一张张脸。”

后来，那一张张陌生的跨境学童的面孔，变成电影《过春天》的女主人公佩佩。她扎着马尾辫，背着双肩包，穿着白色衬衣和蓝色短裙，在人群中毫不起眼。现实生活中，大部分跨境学童通勤需要近3个小时。因此，电影中的佩佩总是不停地奔跑，行色匆匆地穿梭于南来北往的人群中。一次偶然，佩佩在过关时，帮助水客顺利走私手机，与一个危险的行当有了交集。

电影原本叫《分割线》，但白雪不太满意，觉得名字有些生硬。粗剪完成后，一位朋友看完片，随口说不如叫台词里出现的“过春天”。“过春天”是水客行话，三个字组合起来又符合青春的气质，白雪很喜欢这个想法。“青春总有多种经历，过去之后便是春天，带着诗意和惆怅。”

跨境学童误打误撞成为水客的设定，注定《过春天》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青春，而是戏剧冲突强烈的个体故事。但白雪认为：“电影其实不是单一主题的，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情绪，有人看到的是对青春的逝去的那种悲伤，有人看到的是身份认同的问题。”

作为单非家庭的跨境学童，佩佩在两地奔波，两种文化、教育环境的细微差别，让她对“我究竟属于哪里”产生了疑问。在白雪看来，身份认同的危机并不是跨境儿童独有的社会心理问题，她自己也曾有过如此的困惑。兰州出生，深圳长大，北京安家，有一段时间内，当别人问白雪是哪里人时，她不知道该如何回答。随着现代人口迁移的普遍，这样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人们在不同的城市之间游走，离开家乡到另一个城市去，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共鸣。”

硬核青春

“我就希望拍一个很酷的电影。”坐在记者对面的白雪说道，她的声音明亮清脆。此时已是晚上6点，紧锣密鼓的采访从这天一大早就开始了。再过几个小时，白雪还要和其他主创奔赴望京的一家酒吧，参加下一场通告。

佩佩家住深圳，在香港上学，是跨境学童的一员

白雪的一位朋友看完电影后，给出了“硬朗”的评价，白雪听后很开心，于是说出她希望拍一部“很酷的电影”。这也是为什么《过春天》的宣传海报上，写着“硬核青春”的字样。

所谓“硬朗”，很大程度上与电影的视听语言风格有关。对此，白雪和她的先生、《过春天》制片人贺斌都提到剪辑师马修的贡献。法国人马修是贾樟柯“御用剪辑师”，他们合作了《天注定》《山河故人》等作品。白雪对马修提出的要求是：“不要有转场，生切（指省略转场过程的剪辑方法）。”这是白雪喜欢的表达方式，她希望自己的作品是“猛烈的”。她把写剧本时听的音乐发给马修，包括大量的电子乐和电影原声。马修带着所有的素材，回到台湾剪辑。

此后的两个月里，白雪每次和马修沟通剪辑的想法，马修的回复总是简洁的“好的”。白雪一度担心，马修到底有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

佩佩（右）误打误撞成了走私水客

贺斌还记得，马修剪辑的版本送来后，他把摄影指导朴松日、声音指导冯彦铭、作曲高小阳都叫来了。几个人围在白雪和贺斌的家里，用投影仪看完马修的剪辑版。看完后，大家兴奋地欢呼起来。“我们五个人在家里边就跟小孩一样，欢呼说太牛了，我们这个片子成了。”贺斌向本刊回忆。

他们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设计，是佩佩三次带着手机过海关的画面，被马修处理成三次定格剪辑。白雪打趣，她看到定格画面的第一反应是“电脑卡壳了”。“年轻的创作者应该有不羁的心，有颠覆和突破的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白雪说。

这的确是一支年轻的电影创作团队，主力大多是北京电影学院2003级学生。他们在十八九岁时相识，在电影这条路上一同长大。

朴松日是白雪的本科同学。他们聊分镜的时候，都希望深圳和香港要在影像上做出区分。“香港的部分我们希望拍得比较拥挤，人与人之间关系很贴近、很紧密，很有活力。深圳那邊因为是她家庭的部分，所以相对来说克制一些。”于是，香港部分的拍摄以手持摄影为主，近距离收声，强化城市的压迫感和人的距离，深圳部分则以静态摄影为主，声音、画面更为空旷。

“这辈子得拍一个”

高二暑假，白雪曾去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开设的暑期班学习。在她心里，那是开启她“艺术之路的一个入口”。当时的同班同学德智对她记忆犹新，因为白雪总是“霸占教授”，“霸占同学课余时间”。上课时，她坐在离教授最近的位置，老师的讲台甚至变成她的课桌。下课后，她又拉着同学去看孟京辉的戏剧。

冲着白雪在课堂上的冲劲，德智一直关注着她的动态。“结果一等就是十几年，我甚至怀疑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对戏剧影视艺术的热爱是个伪爱好，放弃了呢？”德智在给白雪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

和大多数导演系毕业生一样，2007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白雪无戏可导。她退而求其次，拍过短片，跟过剧组，做过话剧，也完成了人生另一件重要的事情，结婚生子。有了孩子后，白雪曾一度暂停了工作。

白雪并不想放弃电影创作。那几年，她和贺斌坚持写剧本。但是很多故事，刚写了开头，便停滞不前。今年初，贺斌翻了翻，发现家里“有头没尾”的故事有十几个。“你对于人物貌似有体会，但你就是摸不到他。这种状态特别让人焦虑。”贺斌说。

贺斌的父亲曾开玩笑，白雪毕业时在写剧本，和贺斌结婚时在写剧本，孩子出生了还在写剧本，剧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写出来？有时，贺斌碰见大学时的同学，大家打招呼的方式也是一句玩笑话：“最近干吗呢？还在写剧本？”

“写不下去，才华不到位呗。”白雪坦言道，“再加上自己对人、对事的看法不成熟。我觉得那些年，对我来说是坚守和收获更多经历的阶段。”

贺斌则觉得，这实际上侧面印证了创作者的艰难。“一个刚毕业的二十来岁的学生，让他去琢磨一个人的生活，去架构一个完整的故事，去驾驭一个大体量的作品。在我现在来看，这是不太可能的事。除非是天时地利人和，这个人又是个天才。但是，对于像我们普通人来说，你要达到对人和对事的认识的高度，你得经历。这十年的打磨是必须的。”

那个阶段，让白雪焦虑的另一层原因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她无法给家里带来经济收入。“自我怀疑，自我焦虑，不知道干什么，挺痛苦的。”

这是很多青年创作者都会面临的尴尬境地。贺斌认识的导演系同学，毕业后散落于广告、网剧、电视剧等各个领域，最终能执起导筒的凤毛麟角。大部分人为了生计搁置了电影梦。

尽管无戏可拍，但白雪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电影，她一直在寻找更好的创作机会。直到遇到《过春天》的故事时，白雪告诉自己“非拍不可”。“我觉得怎么样都要把它拍出来，多少钱都可以拍。反正拍砸了，这辈子也得拍一个。”

创作剧本花了两年时间。2016年底，她带着剧本，参加由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和电影局主办的青葱计划。这是一个通过淘汰制来选拔并扶持青年导演的电影计划。后来，白雪顺利进入青葱计划五强，并获得投资，促成《过春天》落地。

如今，电影行业涌现了很多青年导演扶持计划。电影市场扩容，资金不断流入，青年导演的机会越来越多，但创作者主观的准备才是最重要的。“这个职业天然就是晚成的职业。大家不要觉得毕业了就可以成为导演。确实是因为职业的特殊性导致的，你对人、对事、对生活、对人生有不同的见地的时候，你才能说出一些言之有物的东西。这个东西逃不掉人生的阅历。”白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