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传记学方法论的文化心理视角

吴毓清 杨旭

摘 要：心理传记学主要用心理学理论来解释人格特征，且文化对人格、自我的发展影响深远。心理传记学的研究对象是代表性的杰出人物，仅用西方普适性的人格理论难以挖掘传主人格的形成和发展的文化濡化过程。另外，中西文化价值体系存在明显差异，中国人的自我是复数自我，根据不同的社会角色而变化。因此，本文旨在中国人的心理传记学研究方法上，探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自我”观，主要从个人自我，家庭自我和社会自我三方面阐述。

关键词：心理传记学;文化;人格;自我;儒家

一、引论

在心理传记学的研究中，主要以大五人格理论对传主进行人格特质的分析。我们知道，以五因素人格模型为代表的特质取向不考虑文化，更关注所有人类的人格的普遍性。在反映普遍人格特质的五因素理论中，其基本特质主要指以生物学为基础的行为的内在倾向性。根据文化与人格研究的先驱马林诺斯基（B·Malinowski）和米德（M·mead）认为，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人格的形成和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个体的人格结构既是社会文化塑造的结果，同时又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影响其他个体的人格形成。因此，人格既有普遍性又有文化特异性。

二、中国文化下的“自我”观探索

（一）自我的中西文化差异

第一，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人们崇尚民主法制以及倡导个人的自由和平等，其自我表现为“重我”，注重个人的自由权利和成就;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过去一直受传统礼教的洗礼、等级统治思想的渲染和封建君主制度的管治，中国人的自我更多地表现为“抑我”，以牺牲“小我”来满足“大我”的需求，同时注重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在这种社会取向下自我与社会关系强调个人与社会的高度融合性，依照一定的社会规则与规范要求，通过表现出适宜的行为来顺应环境，完成个人被社会或团体所赋予的角色责任，并借由自我批评、自我改善等道德修为的努力，来赢得社会的肯定（杨国枢， 2004）。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到“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要求我们戒除“私欲”，达到“忘我”的境界，以满足 “抑我”的文化取向。

第二，在西方“重我”的文化背景下，强调自我是独立的、稳定的自我，表现出自我的一致性。但在中国“抑我”的思想文化下，其自我会随着不同的情境要求而发生改变，具有弹性调节性，是一种弹性自我的表现方式。

Hall曾引入情境（context）这个重要的维度，以此说明不同文化情境下对思想行为一致性的影响。情境可分为高低两种水平，在高情境文化下，行为和认知可以随情境和背景的改变而做出调整，不强调跨情境的一致性。在低情境文化下，更多地强调在任何情境下保持一致性和稳定性。在中国这种高情景的文化下，用心理传记学分析中国传主的人格特质时，单纯运用反映普遍人格特质的五因素理论来解释是不完整的、有失偏颇的。我们应该深入到中国文化中把握中国人弹性自我的表现形式来探索中国人的独特人格魅力。

第三，相对于西方强调的纯粹自我，其社会的治理更多是依靠法制来维系。在中国儒家文化下，中国人更讲究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强调以人情和伦理为核心的人际关系网络，用人情网络来治理社会。显然，中国人根据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作为“差序格局”中人与人相处的规则，以“亲亲尊尊”、“孝弟忠信”、“三纲五常十义”为伦理体系，由此形成以自我为中心，从血缘关系的亲人向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层层递推形成同心圆结构。因此，中国人的自我是区别于西方独立的自我，它是一个复数的“自我”，根据不同的社会角色形成不同的自我，以不同的社会关系组成的人际网络结构。

（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下的“自我”观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流砥柱，对中国人的自我形成和发展必然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中国人以“礼”作为行为准则，要求自己应该以不失身份的角色及角色期望为内容。《礼记》提到“凡治人之道，莫基于礼”。儒家文化的价值体系注重人与社会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以“五伦”“三纲”为核心的道德价值体系和伦理秩序（郭斯萍， 2012）。在中国特有的人情或人伦的社交网络里，家庭是自我的发源地。根据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这种人际网络以自我为中心，从血缘关系的亲人向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层层递推形成同心圆结构。因此，与西方文化价值体系中强调“真我”的自我观不同，中国人的“自我”是一个复数的人格结构。因此，在儒家传统文化下的自我，我们可以分为个人自我、家庭自我和社会自我三个部分来阐述。

第一，个人自我。主要表现在自我的更高层次的追求上，通过修身养性，不断超越自我，使自己通往更美好的自我。

儒家“人人皆可成圣贤”的理念构想认为，成圣人賢人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天性，但是否如愿取决于“自己”的努力和恒心，是否具有向上追求的心态及“自己”希望达到什么样的修养程度。在这个理念构想中，“自己”不断地向上追求更高的自我水平，在“修己”及“克己”中逐渐内化社会礼义的规范及价值观。同时，在儒家思想中，强调主体把“知天”、“穷理”，把“天道”、“天理”的觉悟作为自我修养的目标。因此，心理传记学的研究，可以在儒家的传统价值观中探寻对传主人格的发展和形成有影响作用的个人修养追求，关注传主修养追求的发展水平，以求得到不同的解读。

第二，家族自我。要求我们注重人伦纲常，亲亲之爱，家族荣誉感。

“家”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单元，以血缘亲情为纽带，家与家之间的网络结构形成社会关系的“家庭”，进而拓展为整个社会关系的“国家”。“家”作为联通自我与社会的桥梁，是自我形成的根源。个体作为家族的重要成分，赋予每个家庭成员相应的家庭责任和义务，家族自我带有家族共同期望和目标的使命感。如此体现“吾丧我”的境界，抛弃“小我”，完成“大我”，以家族的荣誉感和使命感为己任，使自己的理想追求符合家族期望。所以，在心理传记学的研究中多关注传主所在家庭生活中双亲兄长的伦理纲常对其人格形成发展的影响，同时挖掘传主是否有背负着家族寄予的期望，找出其使命感的由来。

第三，社会自我。中国人的自我角色还会考虑到他人或社会的要求，其自我的道德修养程度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表现出来，依照一定的社会规范来顺应社会的要求。通过在心理传记学的方法下，考究当时的文化情境下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要求，挖掘社会文化对传主人格特征的影响因素。

因此，中国人的自我通过强调自身的修身养性，要求主体通过“内省”、“尽心”或“格致”、“穷理”，才能真正体悟天道、确认天理，完成“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修为。自我的发展经历从个人自我的修养提升，到完成家族的期望和使命中获得荣誉感，再到遵循社会规范来顺应社会时代要求，不断从纯自我不断向外扩张，在不同角色及角色期待中，寻求升化自我追求的过程。

三、总结

心理传记学主要用心理学理论来解释人格特征，心理学的研究离不开个人与其所处文化之间复杂的关系，且文化对人格、自我的发展影响深远。在对中国传主进行心理传记学的分析时，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人格与自我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通过三种不同的自我形式来剖析传主的人格特征，使传主的生平和背景的故事更有意义，更加了解其背后的心理动态。

参考文献：

[1]郭斯萍，林蓉.（2012）.中国人自我观理性分析—基于儒家伦理文化的视角.战略决策研究，3（4），72-77.

[2]舒尔茨（SchulTz， W. T. ）主编， 郑剑虹等译. （2011）.心理传记学手册.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4-26.

[3]杨国枢.（2004）. 华人自我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社会取向与个人取向的观点.本土心理学研究， 22：1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