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爱吾师

郑 绩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去年子善师生日，我们这些学生为他简单做了个寿。大家拿出陈门的看家本事写了论文，都不发表，攒着出了一本集子。又征得一些回忆文章，发表了。正日子那天，欢聚一堂和老师师母热热闹闹切了个蛋糕。书生祈寿，也就是这样了。中国人讲究做九不做十，正七十就淡淡过。但是今年子善师正式荣休，虽说活到老教到老，四十五年教书匠生涯也算是告一段落，因此师弟张罗着要大家写些文字。去年我已经写过一篇，不过拜入师门十几年，如师如父，往事稠密，写上两篇总也可以吧。

我是老师的第一个博士生，他第一次带，我第一次读，因此不论他教些什么，怎么教，我们都认为理所当然。后来旁观别人读博士，围观其他老师带博士，现在自己也到了年纪，再回想起那一段，这才省到，也许在外人看来，我们师生都有点儿宝气。

感觉没有正儿八经听老师上过课就毕业了，略后悔没有去听听他在本科生和硕士生那里开的大课，听说很严肃。老实说有点儿难以置信，想象不出来。大概老师觉得博士生是大人了，上课不该行教训之事，因此总以闲谈为主，兴之所至，天马行空。不过天马的翅膀再大，总也跑不出现代文学那片天。这片天说大不大，说小可也真不小，跑马三年，别说角角落落，连纵横几趟都没能跑完。这样的课，上个三十年，老师都能不说一个重复的八卦。

《素描》

学海无涯，在某片海域里，老师几乎无所不知。但是出了那片海，他也搞不清子丑寅卯。这个很正常，现在学科分得如此之细致精专，哪怕生而知之，那么多方向的知识点也不可能样样不惑。在这点上，老师一向没有什么虚荣心，反正不知道的就是不感兴趣的，也没什么可花精力的。不过老师之所以是老师，很神奇地，他具备学术方向感。你跟他讲阿尔都塞，他是没怎么用力气读过，但是他知道你在讲什么，讲得在不在肉上，讲岔气了没有。学生讲，他听，谈不上聚精会神全情投入，可是他都听进去了，讲瞎了，他会反对，讲过头了，他还会气愤。所以课堂上的局势基本是，学生们讲什么，他都可以与之讨论，提供些意见。他讲，大家就基本上只有听的份了，因为他说出来的，通常谁也不知道哇。好在他讲什么都是有趣的，哪怕听个热闹也蛮有趣。

从教书的角度来说，起码于我，这是最好的老师了。无论胡说八道什么，他都能掺和几句，说得还挺到位。听他讲吧，高明得不是一点点，好好听着就能受教。最好的就是可以当字典、当百度、当图书馆用，有什么不知道的，一个电话一条微信就解决了，而且有问必答，所答必准，耐心极佳，关键他反正什么都知道，也不为难啊。

左起：丁景唐、徐中玉、钱谷融、陈子善摄于刘氏（刘半农）兄弟纪念馆

平时老师不规定选修科目，你们爱选啥选啥，选个长毛兔养殖也可以，好玩。没有必须要交的论文，没有铁定要做的课题，也绝对没有代学生规划方向这回事。思想世界海阔天空，你们爱往哪跑往哪跑，爱怎么跑怎么跑，他就站路边鼓掌，看着实在不行了就递个水啊毛巾啊什么的，眼看要跑偏了就举块路牌挥一挥。至于学生接不接那瓶水，看不看路牌，那也不勉强。人生是自己的，学术人生更是公开的隐私。师父领进门，修行靠自身。至于进不进得了那扇门，也要看机缘，不强求。

别看老师云淡风轻，让一班小的们自生自灭，但是老师是个真正的好老师，他绝不藏私。只要你能问，他就能答。经常听学生们问他些基础性的问题，他也不会不耐烦，照样细细回答。能问些高明些的问题，他也就是这样随口答了。再问得偏门些具体些，就能听到他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不过你可以看看哪里哪里。这就是所谓的大叩大响，小叩小响，不叩不响。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可以和陈子善老师相谈甚欢，那是因为他对学生太和气。教书这么多年，好多基本的东西他都回答过成百上千遍了，但是下一次答，还是一如初次。要真正知道老师的宝贵处，得我们自己长进。哪天可以成为他谈话的对手了，知道自己的问题是问到哪个份儿上了，那么无论是知识点还是见识，才算是有出师的可能。

陈子善（右一）与中国台湾出版家沈登恩（中）、中国香港学者王宏志在上海合影

有些人说，老师的学问是没办法学的。怎么可能。天时地利人和，当然是有的。但是每一代学人，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机缘。干这一行最好的地方就在于九九八十一难最后都成为战斗胜佛的金光毫光，随便拔一根下来都能顶事。老师有他的福缘，也有他的劫难，但我们也有我们的。各自珍惜，惜福勇难也就是了。

现在回想起来，老师该教的都教了，虽然没那么一板一眼。他的确有一套绝活，有段时间，挺想帮他做本书，专讲现代文学史料该怎么做，搞成一个体系。不过被他拒绝了，说是不爱做这等事，没意思。这当然随他，但还是觉得有点可惜。因为他的方式挺独特，很有时代特征和个人色彩，是结合了古籍文献、现代文学、口述历史和书摊商贩等等很多路径形成的陈氏方法论。所以他的教授也是在春风化雨间，手把手带着，像老师傅带学徒，不经意间就传下心法，不少日常对话里都藏着口诀。学生随侍身侧，自然也就学了。

他手把手教过各式各样的方法、技巧，一点儿也没有保留地传授过他做事的技巧、流程，也坦白说出他的思路与思路的形成过程。他带学生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具体的操作中一点一点地指点。在平常的唠叨中，他把他这一生的学问底子与路子都细细讲了。教授这些，的确并没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其实他那些若是形成体系，也就失了神韵。但是他的所有，对于学生都并无保留。领会多少，是个人造化。

在老师口中，做史料的基本功不过就是经眼过手。说得轻巧，实则没有十年功难成气候，一点捷径也没有。小时候问我外公怎么辨古物真假，他也给一句“上手多了自然知道”。道理是一样的，见多识多，拿在手上细细品味多时，火候到了，自然养出历史情境感。这种穿越能力当然也有悟性，不过总之还是靠水磨功夫。所以从前最识货的总要数当铺的掌柜、装裱店的大师傅、书铺的小老板……无它，唯从小学徒，手眼多福也。

陈子善（右）与李欧梵（中）、夏烈（左）摄于绍兴鲁迅故居前

但落实到现代文学史料学，又有不同。主要作为一门学科，得楔入现代性的模子，必须具备所谓的脉络。知识是分框架有层次的，史料也得有相应的配合。这就产生了一种与学徒不同的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方式，那就是找“梗”。比较传统的比如，海派算一条梗，京派算一条梗，左翼算一条梗……比较新式的比如，书信算一条梗，日记算一条梗，五十年代初算一条梗，文代会算一条梗……大家就沿着梗摘史料，顺藤摸瓜，深度阐释，于是史料便具备了“生长性”，有梗可依了嘛。从记忆上来讲，知识的记忆是由知识结构决定的，有了这些梗，史料就找到了架子，可以分门别类、标识清晰地放入记忆库。老师之所以如此博闻强记，博闻是硬功夫，强记却可以借着坚实的知识结构一再加强。其实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推断，老师在理论上并没有像很多人认为的那么弱。

陈子善与巴金摄于杭州

以前整个学科重梗轻瓜，觉得框架、理论和观点是最要紧的，史料不过作为辅佐。这几年意识到了问题，忽然史料大热，但凡论文没有三五十个注的，自己都不好意思投稿。这两种理路，原没有什么优劣，若有人能做到史论兼备，那可是更好了。只是有一点，不管是爱议论的还是爱抄资料的，若是没有历史现场感，那都是白瞎。没有历史感，观点精彩不起来，如果自觉精彩，那十有九是歪理邪说。但一个整天搞史料的，也未必就有历史感，可能不如那个整天发议论的更明白那段岁月。历史知识不等于历史常识。说起来，历史现场感就是来自故纸堆，老文字看得多了，过去的一切自然在心中活过来，各种细节搭建起身临其境的感受，写起东西来，笔下的分寸就在了，基本的判断也不至于出大偏差，哪怕用的资料少一点，大纰漏总不至于。

老师在历史感上真是无敌强大，相信他若是穿越回去，肯定可以混得如鱼得水，完全不暴露是个百年后来客。所以他基本不会犯常识性判断错误，哪怕不知道，推测个大概也八九不离十。也因此他抛不出什么惊世骇俗的新观点，这段历史那么近，哪来那么多全新见解，大都是离得远了，产生了历史距离，代入了当代感，于是替古人作主了。现代文学的学科推进，一方面靠史料的重新发现，另一方面还是得靠理论的推进，靠距离感殊不靠谱。其实这就是基本功，真正走心地经眼过手，一点也偷不了懒，取不得巧，多少年点点滴滴的积累，最后在心中建成现代文学的历史江湖，这时资料们才都是活的。

除了纯熟字纸，老师还与许多现代文学的当事人及后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懂得如何与他们相处，更知道如何与他们保持学术上的距离。谈起旧事，他能够丝丝入扣，对当年事有着种种懂得。落到今天，他也搞得清状况，掌得住分寸。既和对象如此亲密，也不至于掉进当事人的坑里。能够做到这样，除了对于资料有着非常全面的了解，也得益于历史常识的丰富。文学本来就是人学，要想对于历史中的人和事有着全面的把握，不是纸上记载的那些论辩文章、回忆文字就能还原的，同样一句话，一个词，甚至一个字，有历史常识和没有，往往做出不同的判断。以后人的眼光看前人前事，是否恰如其分，有时候简直难以争辩，其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之外，还有一种叫做历史常识的判断依据。没有常识的人，直觉也出岔子，越是逻辑鲜明、振振有辞，越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偏偏还很难辩驳。

年纪大了以后，老师越发童心旺盛。每次碰到这样的小朋友，他就喜欢上前逗上一逗，半真半假，往往把人逗急了，他就呵呵一笑跑了，徒留人在身后抓狂，独自面对十万个为什么，生出好大一场闷气。哎，这种事哪有什么正确答案，细致之处不可言说，答案需要十数年功夫几百本书，三言两语道不明。有时候也抱怨这个老顽童，那么大辈份了，你也端个架子行不，没事去逗人小朋友玩干啥？被说了，有时也有些赧然的意思，嘿嘿几声，来几句“好玩好玩”拉倒。

陈子善（右）与黄苗子、郁风夫妇合影

他什么都是个“好玩”。丰子恺把“兴味”当成审美的最高标准，老师的标准则是“好玩”。人也好，事也好，东西也好，只要“好玩”就是好的。什么算是“好玩”呢？这就有他的标准了。他那套，说到底，和他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的口味是完全一样的。对他的研究有用的，无疑就是最好玩的。没有直接的用处，如果能有所启发，那也很好玩。就算是风牛马不相及，只要能对现代文学研究产生正面效应，也好玩。哪怕是能够拓展思想领域，那也当得好玩二字。这么一细说，不好玩的当然呼之欲出。也学一下老师的风格，不好玩的，就不提啦。等有需要时，再拿出不惮硬怼的精神来逗你玩。

在老师看来，和书商信贩打交道当然是非常好玩的事了，和民间那些现代文学收藏者打交道就更好玩了。他是所有书店的知心爱人，一眼识货，没有架子，言辞风趣，知情识趣，甚是入港，最好一点就是不会生意经，全然不懂还价。读博士的时候和师妹去逛旧书店，看中一本，一问价吓一跳。师妹想帮我省钱，很神气地抬出老师的名头，结果老板笑得意味深长：陈子善啊，这书的价格就是他抬起来的，我们还要谢谢伊。我与师妹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作为一个电子盲，老师很早就开始实践网络拍卖。我读博士的时候，网拍刚刚出现，他就不知从哪知道有这么号事，晚上抓着我们一起蹲在研究室，面对那个台式机，等着花钱，玩得不亦乐乎。连竞拍对手是谁，他也经常能钻研出来，很是知己知彼。也是，他和书商结下了长期深厚的战斗友谊，人家有啥消费的新法子都会第一时间通知他的。所以实体书店式微这种小事削减不了他的购物热情，旧书网、微商、网拍、微拍，有的是来源。网络是个开放场域，这样过眼也就更方便了。只要真正有兴趣，载体都是次要的，无论怎样都能找出乐子来。这是他的游乐场。

陈子善（中）与黄裳（左）、黄宗江（右）摄于上海

有人说老师那套不可学，那也有一定道理。他不申请课题，不发表论文，不申报各种名目的学者，甚至不申请资助，每日厮混于书贩旧纸之间，写写不日记小文章，发发专栏，集腋成裘，居然也蔚然大家。所以他的学生从来没有学过怎么填表格，怎么找热题，怎么搭论文架子，乃至怎样深刻地思考社会文学人生这种灵魂深处的私人事务，也从来没有被教过。毕竟时代不同了，大数据考核时代到来，学术自耕农们靠工分吃饭，全靠兴趣餐风饮露不行。本以为师弟师妹们会在长成仙风道骨之前就先饿死若干，结果并不如此，大家各有饭辙，甚至还有不少乘着史料热的春风直上云天的。事实证明老师那套虽然不可学个十足十，但也不算什么不传之秘，自有其现世意义。

自己不怎么写一本正经的论文，不代表不在学术体系之内。许多人认为老师闲云野鹤，超脱于现代学术框架之外，实在是一种投注了自我向往的想象。现代性无远弗届，早把吃学术饭的所有人都整进了轨道。老师看起来悠闲一些，其实他从未脱离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轨道，他只是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学术表达。这并不代表学术界有多宽容，只能说老师有一套独特的武功，可以为自己营造出一方小天地，在里面自得共乐一番。其实每个成名学者都有自己的一套功夫，有自己的一方天地，有自己的一番乐趣，只是老师的看起来比较田园罢了，本质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陈子善（中） 与日本学者山口守（右）、李辉（右）摄于石家庄

所以老师编起学术杂志来得心应手。本就不是槛外人，学术脉络清楚得很。老师编东西一向拿手，盖胸有成竹也。办杂志最要紧人脉广、心胸宽、口味正，老师得其全部。四海之内皆朋友，察觉一下学术动向，约个稿子不在话下，内容和观点上兼收并容，好玩就给版面。最难得老师在学术上从不偏执一端，不立门户之见，但也不滑头不油腻，看东西中肯明白，选文章总归有所见地。他编的杂志一点也不老气，反而有很多新锐之见，很是年轻化，踩得住最新学术潮流的步点，也把得住要坐十年的冷板凳。

杂志如主编，主编其人亦可从杂志风格中窥见。老师自己也是这样，有自己的一套，但并不到处安利，哪怕对着学生也不强求追随。开放并不代表和稀泥，但凡好的他自然识货，不行的虽不勉强，但也不会随便赞许。他照顾他人感受，可遇事照常并不含糊。老师是个老派人，日常礼仪周全，内心坚守原则，该直言的时候他比谁都耿直。就像他改我们的文章，看杂志的稿子，一字一句，每个逗点，每个注释，都自然而然认认真真地绝不轻放。看他平日里如此轻松自在，不偏不执的，哪知他也有如此顶真的一面。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一句一定是老师最喜欢的关于老师的格言。他不要我们见他如见威权，他亦不要我们对他大献衷心，这些都是他生平所不爱。他只想看到我们认认真真做学问，不懂不要装懂，小人不说大话，再忙也要顾到细节。别的，虽然少些孝敬，也不甚要紧。作为一个老派的老师，他心中对弟子的亲厚，旁人未必懂得。

太惭愧了，每出一本书，老师都会给我留一本。一忽儿不见，他就摸出一本新书来塞给我。他这么勤快，我简直都没脸见他了。有时他也让我带书给别人，我翻开偷看，老师是真老派，甭管对方是谁，说不定是个比学生的学生还小的小屁孩，他也一本正经写上“某某兄指正”。这本来没错，谁会没事就妄自尊大自称别人长辈，既然平辈论交，无论年龄大小，不都客气一声“兄”。只是时代不同了，小朋友们不习惯老称谓，偏有人当真，四处说“陈子善叫我老兄”……不止一次有人洋洋得意地和我说，你老师叫我兄，我最小也是你师叔，快喊师叔！我才不喊呢，并不是老师给你占这个便宜，而是跟你客气客气的好吧。这充分说明，两个朝代的人不能讲同一种汉语。形成对照的是，给我的书，他永远写着“郑绩存念”，有时候署名字，有时候就署“作者”，留个日期盖个章，弄张餐巾纸一盖就给我了。名字不就是给师长喊的吗，每次看见“存念”两字，心里就有一种很老派的喜悦。

我们师徒的缘分，也和图书馆里的悠悠岁月一样，衬着各种字纸，长长远远地漫过日子。老师的学术生涯才走了一半呢，还有替师父服其劳的机会，这真是莫大的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