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少数民族民间艺术的地域性对接探究

孔 薇

（兰州大学 艺术学院，甘肃·兰州 73000）

西北地区作为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之一，有着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艺术。虽然受地域文化和宗教教义的影响，民族民间艺术的地域性差异显著，但是纵观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民间艺术的文化蕴意和整体发展态势，西北少数民族民间艺术的地域性对接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相对单一；另一方面作为我国三大民族聚居区之一，多民族文化融合与区域艺术品格的时代性堆积是西北少数民族群体性民间艺术对西北文化品格的共同塑造。比如：回族花儿艺术在西北地区均有分布，但是河州地区花儿艺术游牧民族气息较为浓厚，银川地区花儿艺术的边塞韵味更是难以比拟。总之，特定的地理环境对民族民间艺术的品格塑造无法衡量，民族民间艺术的地域性对接是民族艺术品格最直接的呈现。

一、典型西北少数民族民间艺术概述

（一）基于文化视域下的民族民间艺术范畴

民间艺术作为艺术划分的类别同宫廷艺术相对立，民间艺术的称谓同市井艺术相一致，都是对民间社会艺术的总称。现代意义上的民间艺术是相对学院派艺术而言：是指特定区域的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中为自身或者部落生活与生产需求所创造的具有一定审美价值的艺术存在。基于文化视域下民族民间艺术则是指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在生产实践活动中基于一定的文化存在而创造的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无独有偶的是西北地区受特定地理环境和文化渊源的影响，对民间艺术定位有着相对具体的认知，即民间艺术是特定民间造型艺术。当然，纵观民族地区民间艺术的普遍存在，民族民间艺术理应包括：民族手工艺品、民族歌舞艺术、民族雕刻剪纸等装饰性艺术等。总之，少数民族群众作为民族民间艺术的创作者和传播者除民间艺术自身的艺术品质外，少数民族群众普遍能歌善舞的艺术秉性同民族民间艺术的原生态持续发展是一脉相承，或者说民族民间艺术的独特存在是民族群体艺术创作的结晶。

（二）民族民间艺术的特征

民族民间艺术作为少数民族群众能歌善舞、多才多艺的民族秉性表现。同民间艺术的维度相比，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多样性、人文性等特征。所谓民族性是民族民间艺术自我艺术品格的定位，纵观我国少数民族艺术发展史，各少数民族群众对本民族民间艺术作品的传承与创造均有独特民族艺术韵味而始终无法被复制与临摹，比如：风雨桥是侗族群众内心情感的集合，对风雨桥纺织、刺绣等物质形式的艺术延伸和传递不单是艺术本身的存在，而是艺术所蕴含的文化魅力与艺术人文表露。同样西北保安族作为甘肃特有民族，他们的纺织、手工艺艺术始终都以独特的民族图腾——保安腰刀为原型，并通过河西走廊独特的艺术表达手法，使保安族民间艺术成为丝绸之路民族艺术的典范。所谓地域性是民族民间艺术独特性的地域表现，一方面同一民族在不同生存环境中所延续的民族民间艺术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比如：甘南藏区艺术同青海藏区歌舞艺术表达手法差异性明显，甘南安多藏区作为藏传佛教院所在地浓郁的儒雅同内敛的艺术表达显得安静，但是青海果洛地区藏族群众对歌舞艺术的追求同深邃广袤的自然环境一致，即注重乐曲的喧嚣。在服饰色彩艺术方面果洛地区藏族群众以黑、蓝色为主色调。而安多藏区以自然色彩装饰居多。另一方面不同民族同一地域艺术表达也有明显的差异。同在祁连山脚下，裕固族群众手工艺艺术以格萨尔王故事为主题，而藏族群众对手工艺艺术的创造以服饰、首饰为主。多样性是民族民间艺术存在形式的直观认知，我国少数民族众多，民族民间艺术的表现形式也多姿多彩，数不胜数。人文性是少数民族民间艺术被逐渐延续的关键，一方面民族民间艺术的创作本身是民族情感价值的艺术表达，另一方面民族民间艺术本身寄托人文情感，比如：藏族群众的石雕——玛尼石，表达着藏族群众祈福消灾的群体心理[1]。

（三）西北少数民族民间艺术概述

按照西北藏族、回族、维吾尔族等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艺术创造惯性和东乡族、撒拉族等人口较少的民族民间艺术的散落来看，民间音乐艺术始终占据着西北少数民族民间艺术的主导地位，西北少数民族民间音乐艺术主要包括：以反映少数民族群众日常生活和生产的回族、东乡族等少数民族群众喜闻乐见的“花儿”，以反映宗教文化和宗教礼仪的藏族信徒宗教歌曲及穆斯林群众礼拜歌曲。此外，藏族群众对音乐艺术的超自然表达使之成为民族音乐中独树一帜的艺术存在，比如：神川热巴作为藏族特有的音乐舞蹈，在被市场商业化之前通常是以祭祀为主题，换句话说受原始宗教形态和传统神秘主义的影响西北少数民族音乐艺术的宗教色彩逐渐被淡化，但是在特定音乐表达中依然存在[2]。民族手工艺艺术也是西北少数民族民间艺术的有效存在形式之一，藏族群众特别是安多藏区受佛学教育的影响，注重个体的积德行善，通常利用泥土等脱模制作小型泥造像，俗称“擦擦”。此外，海南藏族自治州的藏戏面具作为藏族受工艺也深受其他民族群众喜爱。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群众对于地域性民族手工艺艺术的创造愈加专业化，锡伯族除手工弓箭艺术外绘画艺术也相当精湛，同达斡尔族等兄弟民族所不同的是锡伯族绘画艺术的主题基本上围绕西迁为主。当然，东乡族的传统手工艺毛纺织及擀制工艺也是西北地区民族手工艺艺术占有独特地位的艺术存在。此外，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群众在刺绣、纺织、雕刻等流域都具有鲜明的艺术存在[3]。比如：撒拉族凿石工艺、互助土族彩绣钱搭子等都以特定艺术存在成为西北民族民间艺术中不可多得的瑰宝。西北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受宗教文化和民族融合的影响在原生态艺术创造的出发点上基本相似，但是随着独立民族的形成西北民族民间艺术的类化也相对模糊，文化主题的对应和民族情感的艺术表达使得西北民族民间艺术成为丝路文化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4]。

二、西北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地域性对接的成因透析

（一）西北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地域性对接的必然性

西北少数民族民间艺术的地域性差异始终存在，但具体不显著。这是西北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地域性对接的总体形态。纵观西北民族民间艺术的地域性对接的可能性，一是西北少数民族民间艺术的民族融合鲜明，以伊斯兰教为宗教信仰的东乡族、保安族等少数民族本身同回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根源为民间艺术地域性对接提供了可能[5]。二是族群忌讳同宗教习俗的艺术表达基本吻合，这是民族民间艺术能够对接并规避地域性差异的中心。三是民族艺术同民族秉性及民族心理一脉相承，这是民族民间艺术突破地域限制和地域差异，形成统一丝路文化艺术的关键。

（二）西北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地域性对接的可能性

西北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地域性对接的可能性包括：多民族聚居区民族文化认同的艺术表达、相对稳定的地理单元对艺术土壤的熏陶、区域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间的吸纳与借鉴、民族群体之间经贸往来中思想情感的对接等方面。这是促使西北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地域性对接的可能性认知[6]。总之，艺术作为无形的语言、灵魂的灯塔在形成独立单元文化中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西北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地域性对接的表现

（一）民族民间艺术所承受的地域特点一致

西北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地域性对接是民族艺术同民族情感的凝结的结果[7]。民族民间艺术所承受的地域特点的一致性是民族民间艺术地域性对接的基础。西北地区自古是多民族聚居区，二元制为主的民族生活习俗成为民族群体彼此文化认同和艺术相同的关键。首先，西北少数民族群众基本上以游牧民族为主，草原文化涵盖西北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创作的基本框架之中，特定的地域特色使民族艺术的表达有着相统一的文化基础。其次，西北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在长期自然适应过程中统一的艺术表达主题成为民族民间艺术突破地域限制，实现民族民间艺术地域性对接的基础。比如：藏族群众在高原生活中为了祈福避难以玛尼石为原始的艺术表达，除隐性地反映藏区恶劣自然环境的同时祈福心理不言而喻[8]。再者，特定民族民间艺术的发展和民族群众地域性生存环境的艺术指代，是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地域性对接的根本，比如：“花儿”作为回族等少数民族音乐艺术在甘青宁地区普遍传唱，但是河州花儿的民间艺术价值基本上涵盖了宁夏地区东乡族花儿艺术的人文表达。当然，陇东张川花儿艺术的内容同关山地域特色向对应，张川花儿多为经商等主题，临夏花儿则以男女情爱为主。总之，民族民间艺术的地域性整体对接是西北少数民族在艺术创作中共同的心声[9]。

（二）民族民间艺术基本上以民族生活为主

西北少数民族民间艺术的地域性对接关键在于民族民间艺术主题表达的一致性，简而言之，以体现民族生活为主的民族民间艺术将生活艺术化，使得艺术化的生活不仅能够释放个体的价值观，更能融入其他民族生活当中[10]。艺术是没有地域限制的，以原生态群体生活为艺术的背景，本身是对民族艺术地域性摒弃。比如：青海土族群众对刺绣艺术的地域性延伸，特别是女性服饰中刺绣花纹的装饰，被撒拉族、藏族等女性所吸纳，但是民族民间艺术的地域性呈现也被放大，土族刺绣一般在衣服的袖子、领周围，而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藏族女性在刺绣艺术装饰方面主要集中在纽扣附近。此外，西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艺术基本上围绕社会生产实践，接近生活、源于生活的艺术表达和特色民族乐器对民族生活习俗的艺术点缀，除显著的地域特色外，更多的是民族音乐对群体生活的共鸣。比如：藏族群众的《砌墙歌》、撒拉族《挤奶歌》等都是对民族劳动行为的认可，基于民族群体社会生活的艺术是民族民间艺术地域性对接的必然选择。

（三）宗教在民间艺术中的蕴含和隐藏相通

宗教在民间艺术中的蕴含和隐藏相通是西北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地域性对接的核心[11]。西北地区虽然民族众多，但是宗教信仰相对简单，基本上以信仰佛教的藏族、裕固族等和以信仰伊斯兰教的东乡族、回族等为主，单一的宗教信仰对民族民间艺术的内部发展与外在认同都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同一宗教信仰对世界认知和自我价值观的塑造基本相似，折射到民间艺术作品中艺术的形态和主题也大体吻合，比如：花儿作为西北民族音乐的典范，在回族、东乡族等少数民族中均有传唱，除花儿内容和地域性差异外，其对伊斯兰教文化和教义的歌颂完全一致，民族民间艺术的地域性对接就是对民族艺术的内在宗教文化涵养的认可，不同地域同一艺术的文化相同是艺术形态地域性对接的直接反映[12]。另一方面以宗教题材为艺术外衣的民族民间艺术对宗教意蕴的蕴含和隐藏是同一宗教信仰群众之间传递情感的有效途径之一，统一的精神信仰是艺术思维构建的脊梁，是促使民族民间艺术地域性对接的助推器和永动机。

（四）民族民间艺术的社会期望始终被统一

民族民间艺术的社会期望始终被统一是西北少数民族民间艺术地域性对接的基本[13]。首先，民族民间艺术的发展在承载艺术审美本能的同时孕育着艺术者对社会的期望，西北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落后的生产力导致民族艺术现实写照的艺术表达成为彰显民族群众社会期待的关键。因此，锡伯族群众对弓箭工艺的延续不仅是民族工艺的社会需求，而是艺术背后蕴含着创造者的社会期许。其次，民族民间艺术对祈福避祸的社会期待是民间艺术地域性对接本质性的催化，一方面祈福避祸是群体生活的本性，是最简单的思想表露，另一方面祈福避祸是民族民间艺术在多民族区域能够共存共荣的动力，毋庸置疑，趋利避害是超越艺术而统一于艺术个体本能。再者，民族民间艺术地域性对接是不同民间艺术基本社会价值的统一，以民族祭祀和民族忌讳为主艺术表达是对民族民间艺术最好的对接回应。或者说，少数民族民间艺术的地域性对接是艺术社会情感价值的接纳与融合。此外，地域性民族民间艺术同地域文化对应也是民间艺术地域性对接不可忽略的主旨之一[14]。

总之，西北少数民族民间艺术的地域性对接是民间艺术本能属性和外在艺术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实现西北民族民间艺术的地域性对接，有助于推动民族民间艺术的文化效应和经济效能的统一，有助于西北社会整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