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目喉舌”论的历史性变革与中国新闻思想观念的发展

袁映雪

【摘要】“耳目喉舌”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耳目喉舌”论伴随着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步伐进行了不断调整和更新。在媒体不断变革的新时代下，我们回溯过往，对“耳目喉舌”论的时代内涵和中国新闻思想观念的发展进行更全面、深刻的认识十分必要。

【关键词】耳目喉舌;新闻思想;喉舌论;新闻观

一、古代“喉舌”观念的源起以及发展

（一）王之喉舌，只为帝王发言

“喉舌”一词在古代典籍《诗经》中早已出现，这里指周宣王的大臣仲山甫能够“出纳王命，王之喉舌”[1]的功能，他是周天子的得力助手，他协助周天子发布政令，是周天子的“喉舌”。由此观之，“喉舌”一词在我国的历史悠久。到后汉时期，“喉舌”的主要功能是“王之喉舌”，只对帝王一人负责，成为帝王的专属新闻发言人，进而“出纳王命”，忠实地传达帝王的政令。

（二）为统治阶级之喉舌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统治者更加重视中央集权。这一时期，三省体系逐步形成和完善，彼此制约，其分工与权责更加细致、周密。自魏晋时期以后，“喉舌”的服务范围有所扩大，不再限于尚书，逐渐走向外廷，从只对天子负责，到发展为服务于整个封建统治阶层，在维护专制统治上占据重要地位。

《通典》中提到“自魏晋重中书之官，居喉舌之任”[2]，在魏晉时期，“喉舌”的职能已经从尚书转授予中书，并且事无大小，“咸归（中书）令仆”。在唐朝，中书的职能已经扩大到为整个统治阶级的事务负责，成为国家机器中的重要部分，由中书令、中书侍郎、中书舍人具体分工。在宋朝时期，三省机构分工明确，中书省传达信息，门下省读，尚书省负责执行。明朝时期，朱元璋设置了内阁机构，其中政通使掌管着“章疏敷奏封驳”的政事。这一时期，政通使作为“喉舌”的职责有所扩大，需要上情下达，不仅要负责政府政事的传达，而且还要注重民情的上达。

在我国古代，朝廷官报是主要具有“喉舌”功能的媒介，其只代表政府立场来发布皇帝政令、官员奏章以及朝廷法令法规，这一时期虽已出现民间报纸，但由于统治者进行了一系列禁止民间办报的控制手段，使得朝廷官报的“喉舌”功能得以延续。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喉舌”观念主要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王权和专制国家的利益，加强专制集权而形成的，其使得一切出版物以及官员均为统治阶级发声。

二、办报以去耳目之塞得醒世救国之喉舌：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

（一）“戊戌变法”时期提出

1841年，爱国思想家魏源编纂成《海国图志》，此书详细介绍了西方科技以及地理人文知识，传播了近代西方思想、社会以及人文知识，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拓宽了视野。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存亡危机，中国人发起了维新变法的救亡运动。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办报热潮，报刊的内容从仅发表个人观点的言论状态提升到唤醒国民、变法图强的层次，论政议政成为喉舌功能的突出体现，报刊成为维新知识分子斗争的主要手段之一。

1896年，在前人“去塞求通”思想的基础上，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提出，“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3]，最早明确提出了“耳目喉舌”的社会功能，强调了报纸能够发现有用信息，助力社会呼声传达的作用。

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内忧外患，“耳目喉舌”作为报刊理论，主要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维护专制主义统治，民族主义色彩浓厚。在此期间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汪康年，他强调报纸作为社会公器的喉舌作用。在报纸性质与功能方面，他提出了“报纸如兵器”的新观点，强调报纸的舆论作用。认为报馆的主要职责是通消息、开民智、监督政府和谋求公益，主张报纸在监督政府的同时，自身也应受到政府和社会的监督。他认为报纸有“匡救政府、警觉社会、纠正舆论”[4]的使命，更加突出了报纸的民权思想与民主色彩。

（二）“辛亥革命”时期的深化

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势力的深入，也带来了西方办报思想，对中国报界带来很深影响的主要是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和职业办报的思想，使得中国近代报人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在进一步认识了报刊的社会功能的基础上，报人们主张报纸是人民的耳目喉舌，他们更加重视报刊作为“社会公器”的职能，重视报刊的社会舆论功用，这一时期“耳目喉舌”论的视野逐渐扩大，更关注国计民生。

资产阶级革命派政论家于右任，首次明确提出了报纸“为革命舆论的先导，为人民的喉舌”[5]的双重喉舌功能观，再次强调了报纸的舆论引导作用。他积极主张办报，利用报刊来制造革命舆论、引导舆论和代表舆论，改变群众的思想观念，激发群众的民族意识，注重“耳目喉舌”功能中的革命战斗功能，为辛亥革命制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并且，他明确提出要将报纸作为革命的喉舌和人民的喉舌的功能结合，政府要重视民情，保障民众的言论自由，呼吁民众应该通过报纸发表个人意见以此来监督政府。

随着辛亥革命的深入发展，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孙中山注重报纸的党性的喉舌功能，公开承认革命报刊的党派性。其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要明确革命报纸的性质，强调报刊应该大力宣传革命党的纲领和主张。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强调民报要将革新学说化为常识，灌输于人心，才能更好地实行。他提倡通过报刊宣传来教化人的内心，改变人的思想观念，并进行舆论宣传，将报刊宣传作为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

在辛亥革命时期，形成了以政论为中心的传播形势。随着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以及办报经验的传入，在民国时期出现了一批关于直言说理，报道公正，讲求新闻真实性的报人，促进了报业的发展。

三、以社会为耳目为新闻发声：新文化运动时期

辛亥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了新文化运动，传播了科学、民主、自由的思想，为以报刊为主导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创造了相对自由、平等的传播环境，促进中国报刊的传播回归于新闻的本体。

报人们认识到报纸应该是社会的公共机关，而非隶属于政党集团的私人媒介，注重报纸应该作为社会的耳目而发声。因此他们认为报纸要从读者的角度出发来办报，新闻信息的传达应该应社会需要而产生，要将关注力聚焦于新闻事实本身。

徐宝璜作为中国最早进行新闻学理论研究的学者之一，强调要注重报纸是公众的喉舌，因而更加强调报纸作为耳目，进行新闻信息收集的作用。他在《新闻学》中提出，新闻的六大任务是“供给新闻，代表舆论，创造舆论，灌输知识，提供道德及振兴商业”[6]，提倡新闻工作者要站在尊重新闻事实的基础上，来进行具体的新闻采编业务，认为传播的本质在于对客观事实的传播。他认为，记者应对读者负责，因而新闻的采写不可“有闻必录”。对此，邵飘萍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指出：“报纸的第一任务，在报告读者以最新而又最有兴味、最有关系之各种消息，故构成报纸之最要原料厥惟新闻。”[7]他认为新闻应以事实为根据，强调新闻时效性，因而报纸应该将新闻放在第一位。戈公振也提出，报纸的本质在于新闻的公布，认为报纸的核心在于新闻的内容和发布，要注重新闻内容。

由此观之，这一时期报人们普遍提倡喉舌的主体应该回归于人民大众，报刊的本位应该回归新闻本位。因而从本质上，报人们不再过分强调统治者和国家的立场，而强调报刊应该发挥好以新闻为本位的耳目功能，传播内容应该以事实为根据，更加注重新闻本体的发展，侧重新闻的价值性，作为社会的喉舌而发言，成为公众的舆论机关。

四、作为党的喉舌为争取民族解放而发声：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时期

受到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思想的影响，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喉舌”理论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中逐渐形成和发展。“马克思把充当人民的耳目喉舌作为报刊的重要使命”。[8]1849年2月，马克思在批判反动势力时指出，报刊是维护人民的自由精神的耳目喉舌，是社会的捍卫者，能够敢于揭露当权者，认为报纸应该是人民的耳目和喉舌，強调了报纸应该代表无产阶级公众对当权者的政治监督作用，以及认为报刊对革命的推动作用。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办报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组建形成了带有中国革命特色的“耳目喉舌”论，认为党报党刊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耳目喉舌”。1929年，《党的生活》在出版启事中指出：《党的生活》不仅要讨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明确其要为一般党员发言，首次明确提出了党报的喉舌功能。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党的新闻事业的展开，“喉舌论”也在逐渐完善。1936年，邹韬奋在主持《生活周刊》时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新闻要完全作为人民的喉舌和耳目，报刊应该为读者服务，为民族解放、大众解放而奋斗。可见，在抗战时期，喉舌论多被用来组织、引导人们进行革命斗争的手段或者工具。

1948年4月，毛泽东在接见《晋绥日报》编辑部人员时，指出无产阶级党报的作用和任务是，“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9]，强调要靠报纸来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1948年10月2日，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明确说：新闻记者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中央依靠新闻记者来联系群众，指导人民和各地党和政府的工作，明确提出新闻工作者要适应新闻事业的大发展，要明确报刊作为耳目喉舌的主体是党和人民，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发声。

由此观之，“喉舌论”在中国的诞生和发展有着特殊的革命历史背景，对促进当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有一定的局限性，更多强调的只是报纸成为无产阶级斗争的宣传工具。

五、作为收集信息的耳目社会的喉舌而发展：改革和发展的新时代

随着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党报党刊的发展，“喉舌论”的内涵也日益丰富，从党组织的喉舌发展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成为社会发展的喉舌而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党和政府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新闻工作会议。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提出，报纸要联系实际和群众，要时常接受批评与自我批评。在1956年，当我们党进行新闻工作改革时，进一步明确了报纸为读者服务、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政策。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政治的影响下，党的新闻事业受到了阻碍，新闻观念的健康发展受阻。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全国新闻事业对于“党性与人民性”的讨论与反思后，新闻界再次认识到，只有继续坚持新闻报道的党性，才能把握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1985年，胡耀邦在题为《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发言中，对于之前新闻事业的性质的错误观点进行了纠正，并明确指出党的新闻事业应该是党、人民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的喉舌。1996年，江泽民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中也指明了这一观点。1998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焦点访谈》的编辑记者会上，提出了“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10]，明确提出了媒介要为群众发声的观念。在这一阶段，中国新闻界关于“喉舌论”的观点有所纠正，认识到党的新闻媒介是党、政府和人民三者所共有的耳目喉舌。而针对新形势，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将中国的媒体重新划分，将一报两台划分为党的喉舌的媒体，其他则划分为非党的喉舌的媒体，因而他认为中国要实行媒体的双轨制，注重广开言路，进行资源的合理利用，对于非党性媒体要给予其发展的权利和市场空间，认为只有将不同性质的媒体分层发展、分级针对性管理才能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生机勃勃，才更合乎未来的发展趋势。

“中国政治传播实践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坚持国家立场和人民立场。”[1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党媒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重镇和喉舌，并且其作为新闻产品的聚散地，如何在新媒体时代下发挥好引导社会舆论的主力军和主阵地作用，准确地表达好中国观点、讲述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人民的声音十分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新闻舆论工作应该‘以人民为中心，依靠人民，讴歌人民，服务人民，当好党和人民的‘喉舌。”[12]对此，中国党媒进行了观念的革新，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更加亲民，不再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发布新闻信息，而更多的是以人民的视角，传递人民的呼声和意见，注重人民的反馈，接受人民的监督。例如在十九大以及2018年全国“两会”报道中，《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党媒采用漫画、大数据图文、时政微视频、直播现场等丰富多样的新形式来传递政治信息，并在微博、微信、客户端等社交媒体上与人民进行实时双向互动，在内容上更关注国计民生，并将人民的意见和诉求融入新闻产品中，使得人民、政府与媒体之间的互动渠道更加畅通，使得媒体的喉舌功能更加亲民、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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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刘开华，刘东建.改革开放40年中国政治传播实践探索与理论构建[J].新闻爱好者，2018（6）.

[12]尹维祖.学习践行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之浅见[J].西部学刊，2017（11）：66-67.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新闻学硕士生）

编校：王 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