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究天人之际”论司马迁的批判性思维

靳玲

摘要：批判性思维近年来深受学术界及教育界的关注。批判性思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纵观中国传统史学也不乏具有批判性思维的史家，如司马迁。司马迁在“天人感应”思想盛行的背景下大胆提出“究天人之际”的重大命题，审慎思考天人关系，再次论证“天人相分”，强调人事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这一思想成就正是司马迁批判性思维的结果。

关键词：“究天人之际”；司马迁；批判性思维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9）09-0064-02

批判性思维近年来深受学术界及教育界的关注。什么是批判性思维？目前采用较广的是罗伯特·恩尼斯（Robert Ennis）的表述：“批判性思维是理性的、反思性的思维，其目的在于决定我们的信念与行动”。[1]批判性思维概念的提出源于杜威的“反省性思维”，但批判性思维的起源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纵观中国传统史学也不乏具有批判性思维的史家，本文拟从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探究揭开其冰山一角。

一、质疑“天人感应”

批判性思维要求思维者在接受某种观点之前，要通过审慎的反思与质疑分析其是否符合事实，而不是盲目接受。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就是对“天人感应”思想审慎反思的过程。

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对天人关系的探究是思想界的重要课题，也是历史学家必须回答的问题。当时人们对天人关系的基本认识就是“天人感应”思想。“天人感应”是秦汉时期社会上普遍流行的一种思潮[2]。基于汉代政治的需要，这股思潮在董仲舒那里得到了系统化的发展，试图以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释社会历史的运动。在“天人感应”思想盛行的时代背景下，司马迁并没有完全否认天的意志性，尤其当面对无法解释的社会现象时，他就会承认天意的存在。这是司马迁受董仲舒思想影响而具有的天命思想，也是其思想的时代性。可贵的是，司马迁著《史记》勇敢提出了“究天人之际”的重大命题。“究”字的运用反映出司马迁要对天人关系做一番新的考察，进而提出自己的认识。

针对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学说，司马迁坚持实录原则，将自然现象与阴阳五行的迷信说法区别开来，以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自然现象，批评五行学说的虚妄。他在《史记·自序》中认为阴阳学说“未必然也”，人为设置禁忌只能“使人拘而多畏”，针对当时盛行的封禅活动司马迁予以揭露和批判。他在《史记·封禅书》中批评汉武帝迷信神灵，导致“言神祠者甚众”，严重破坏了社会风气。从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对社会的责任和无畏的批判精神。司马迁在《封禅书》后论中进一步指出不仅要以他自己的见闻来揭露方士及最高统治者的荒诞，还要通过著述让后世君子看得明白。“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是针对阴阳五行学说开展的一场斗争”。[3]

他在《史记·夷列传》中直接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提出质疑：“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然而“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进而发问“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建构性的思维，也是一种具有质疑和反驳倾向的思维，当然这种质疑和反驳必须是理性的，以合理的判断为宗旨，以建构与发展为方向。司马迁对天道发问正是他批判性思考天人关系的良好开端。

二、论证“天人相分”

《史记》中“天”既指有意志的天，也指自然的天。“天人相分”与“天人感应”的“天”都是指有意志的天。“天人相分”思想早在先秦时期就由荀子所提出，后迎合西汉政治统治的需要，为“天人感应”思想所取代。司马迁却通过理性的分析说明人事的成败并非取决于上天。

司马迁对秦朝大将蒙恬之死做了分析。蒙恬为秦朝立下了汗马功劳，最终却被赐死。蒙恬将自己的死因归为修长城而绝了地脉，从而遭到上天的惩罚。司马迁却不以为然，认为蒙恬身为名将，在秦“初灭诸侯，天下未定”之时，不能强谏始皇，反而“阿意兴功”，最终被杀在情理之中，绝非天意使然。司马迁对项羽所谓“天亡我”的说法提出尖锐批评，在《项羽本纪》中认为项羽的失败是因为自己“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自矜攻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最终导致“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的悲惨后果，所以指出项羽“天亡我，非用兵之罪”的说法“岂不谬哉！”司马迁的这些批评包含着极其明确的“天人相分”的思想，是对天命的否定。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没有盲从当时的主流思想——“天人感应”，而是通过批判性思考再次论证了“天人相分”。这一思想成就正是司马迁批判性思维的结果。

三、强调人事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建构性的思维，不以质疑为目的，而是通过质疑、思考、论证得出更为合理的认识。司马迁质疑天命，否定天命对历史的决定作用，那么就有必要对历史进程的发展提出新认识。

司马迁将历史演变的过程总结为“事势之流，相激使然”，认为历史的演变并不神秘，更非天命所定，而是人事与时势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大致正确的认识发展了春秋以来“重人事，轻鬼神”的观念，是历史思想的重大进步。因此，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主旨是要全面地说明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是司马迁批判性思考天人关系的核心，在《史记》创作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论证。

首先在内容上，《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人为中心的历史著作，与之前或以记言为中心，或以记事为中心有显著区别。十二本纪记“王迹所兴”，三十世家记“辅弼股肱之臣”，七十列传记“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此外，“表”和“书”所记内容也都反映了人的活动，从而揭示了以人为中心的社会风貌和历史进程轨迹。其次，论证人在历史转折关头或重大事变中的重要作用。司马迁在《陈涉世家》中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派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这一评论表明司马迁肯定了陈涉在“亡秦”历史转折关头起到了“首事”的作用。司马迁在《自序》中写道“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在此，司马迁将陈涉与汤、武、孔子并列，足以表明对陈涉“首事”作用的高度评价。陈涉“首事”而“亡秦”，萧何“顺流”、“更始”而兴汉。司马迁在《萧相国世家》后论中指出萧相国“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所谓“顺流”，即“顺”民心之“流”，“顺”历史之潮流；所谓“更始”，即变革不合时宜的制度，建立符合民心的制度，加之司马迁通过对萧何总览全国形势以及治理关中的肯定，论证了萧何在汉兴这一历史转折关头的重要作用。第三，论证用人得当与否是国家存亡安危的关键。司马迁以史为据，詳加论证了人才与政治兴亡的关系。秦之所以能灭六国而一统天下与善于用人密不可分。政治家商鞅、李斯，外交家张仪、范眦，军事家白起、王翦、蒙恬，等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而六国的败亡，与不重用人才有关，如楚国放逐屈原、赵国不用廉颇等。司马迁重视人事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但也并没有把历史人物描写成天生的英雄，而是反复阐明时势造英雄的思想，认为历史人物只有能够把握时势才能有所作为。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评价李斯之所以成功的关键是他抓住了当时趋于统一的时机，又充分利用了秦国有利的条件和力量。可见，司马迁通过批判性思维对于时势与人力的作用形成了朴素的辩证认识，即时势可以使“平庸”者成为杰出人物，而杰出人物的所作所为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的进步。

综之，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同时，“天人感应”思想也遭到了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史学家们的批评与质疑。如果说董仲舒迎合政治统治需要以“天人感应”对天人关系做出了解释，司马迁则通过批判性思维对天人关系作出了新的、更加正确的解释，重申“天人相分”，强调人事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大大推进了中国历史思想的进步。

参考文献：

[1][加]董毓.批判性思维原理与方法——走向新的认知和实践[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秦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38.

[3]白寿彝.史学遗产六讲[M].北京出版社，2004：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