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芭坛
——大型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观后

于 平

观看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突然联想到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这倒不是因为舞剧的上半场是在“行走”中开启并在持续的“行走”中展开，而是想到《西行漫记》的英文原名“Red Star Over China”——直译是“红星照耀中国”。上海芭蕾舞团创排《闪闪的红星》，让人看到的是“‘红星’照耀中国芭坛”！

担任该剧编导兼编剧的是著名舞蹈编导赵明。场刊上赵明对自己身份的确认，就是将“编剧”放在“编导”之后。或许在他看来，舞剧的“舞”编着编着，“剧”就自然而然地有了——更何况这“剧”本身就剪裁自四十多年前的同名电影。其实不要说同名电影，掀开本世纪帷幕的首届“荷花奖”舞剧、舞蹈诗比赛，获唯一金奖的舞剧便是赵明的《闪闪的红星》。那部舞剧不是“芭蕾舞剧”，但也不是“民族舞剧”。从其自称“革命现代舞剧”来看，不只是对舞剧题材的某种强调，也意味着舞剧语言的“非类型形态”。

舞剧“前奏”奏响的是我们那个时代耳熟能详的旋律。我们出生于五十年代（至迟包括六十年代初）的一代人会情不自禁地伴着旋律在心中吟唱：“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党的光辉照万代……”在铿锵、激昂的旋律中，头戴红军帽、身着儿童装的潘冬子踏着“红星”的节拍向我们走来，他的身后是一支红军小队——队列整肃，步履矫健，意志坚定，神采飞扬……虽然我们知道将要展开的故事同样是耳熟能详的，但这种“行走”中的展开仍会引起我们由衷的期待！

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剧照 图片由上海芭蕾舞团提供

这个“期待”当然是针对编导赵明的。我们迫切地想知道赵明为何要在近二十年后重新编创《闪闪的红星》？为何要将这“红星”情结由“非类型舞剧”向类型化的“芭蕾舞剧”延展？场刊上“编导的话”提示道：“这是我第二次以舞剧导演的身份与《闪闪的红星》对话，这两次之间相隔二十年……在切身领教了生命的脆弱与坚韧后开始重新看待这个世界……于是，我构建了以成年后的‘潘冬子’的视角去回忆过往，讲述其心路历程的表达方式。情感上，我将自己的很多思绪，包括对生活、对艺术、对革命的感悟放在‘潘冬子’身上；创作上，我凭借自己对舞剧不断深化的认知与经验，力求以一种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段，实现淳朴刚毅的中国军人形象与经典芭蕾舞裙的邂逅与契合！”

看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你会看到一种极强的“形式感”的建构：这种“形式感”一是由一支始终在行走着的“红军小队”构成，二是由一抹不断在闪现着的“映山红”（即“杜鹃花”）构成。前者是实体的舞剧人物“群象”，后者是幻化的舞剧人物“心象”；在许多情形中，二者间又构成某种“隐喻”的关联，即前者是这种关联中的“喻指”，而后者是这种关联中的“喻象”——作为“喻象”的“映山红”有时又隐喻着“红星”（黑暗中的亮色）和“翠竹”（疾风中的韧性），舞剧故事就在这种“形式感”中逐层逐级地展开……

与二十年前“非类型舞剧”的“无场次结构”不同，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将上、下两个半场分为两幕，外加“序幕”和“尾声”。“序幕”首先亮相的是与一个红军小队同行的潘冬子。这个亮相并不仅仅因为潘冬子是舞剧独一无二的“首席”，更在于他是将要展开的舞剧故事的讲述者——是潘冬子“记忆”的影象连缀体现出“故事”的叙事策略。那么，作为故事讲述者的潘冬子，其所处语境的定位及展开就十分重要了。前述舞剧“形式感”的建构，其实就是建构潘冬子“故事讲述”的语境，是为那些闪念式的、片段式的、跳跃式的“记忆”建构一个逻辑的框架，是通过特殊的“故事讲述”来呈现讲述者的情志取向和性格成长。

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剧照

在二幕的三个情境中，《誓》是潘冬子在目睹母亲的“浴火”后，从“妈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到宣誓成为“党的一员”，宣誓甘愿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赴汤蹈火；或许不想让“记忆”之弦紧绷，《行》取的是电影镜头中“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的镜象，是在这一镜象中蓄积“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的志向；作为这一幕、也作为全剧终结情境的《战》，是潘冬子与战友一起投入歼灭胡汉三及其走狗的战斗——这个情境似乎不像“记忆”而是潘冬子的“当下”，这个“当下”的情境只是当他感觉母亲在另一个世界注视着自己的成长时，才成为“幻化”的而非“记忆”的影象！这样做，是舞剧开始为“尾声”过渡，而“尾声”作为全剧的主旨喻示，是通过潘冬子的“使命在身，责任在肩”来申说“经历”对于“成长”的意义！

虽然就具体的舞剧叙述而言还有不少需要改进之处，比如潘冬子“叙述的语境”和“记忆的叙述”如何既清晰又有机？比如实体的“红军小队”和幻化的“映山红”如何既交融又相衬？比如“红军小队”作为舞剧“形式感”的建构如何既“动机鲜明”又“织体丰富”？还比如作为舞剧唯一“首席”的潘冬子如何进入自己“记忆”的影象并在影象中展示“记忆”中的生活？质言之，既便有不少观众对这个高度提炼的“故事”有所了解，我们也不能满足于将其放在一个具有一定“形式感”的讲述结构中；如何使舞剧的“讲述”更具“语言”的华彩和“风格”的别致，是《闪闪的红星》作为“芭蕾舞剧”还需切磋琢磨的。

说实话，看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不是去看那个耳熟能详的“潘冬子”，而是去看“切身领教了生命的脆弱与坚韧后开始重新看待这个世界”的赵明。赵明所说的“领教”，是他在大病初愈后对舞剧事业一如既往的执着与投入。在又一次创排《闪闪的红星》之前，他刚刚在内蒙古艺术学院完成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创排。一个有意思的比照是，这部舞剧的故事来自现实生活的馈赠，并且曾经被芭蕾舞剧《草原儿女》所讲述；赵明除还原故事的“真实”外，为舞剧创排了一个“讲故事”的故事——“小姐妹”的故事作为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故事，在剧中就是被结构在当下学校的“开学第一课”中。《闪闪的红星》由“非类型舞剧”而成为“芭蕾舞剧”，赵明此次创排的仍是一个“讲故事”的故事，只不过是通过剧中“首席”潘冬子的“记忆”，让他自己来讲自己的故事。我们注意到，赵明在“领教”人生后的这两部舞剧创排，从形态而言是精心谋划“‘讲故事’的故事”，从内容而言是通过致敬“小英雄”唤醒自己的生命韧性和情感张力！

中国的芭蕾舞剧，自20世纪60年代中叶创排《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后，就以“革命现代舞剧”奠定了芭蕾“中国学派”的基础；80年代初创排《祝福》《家》《雷雨》等现代文学大师鲁迅、巴金、曹禺的作品，深化了芭蕾“中国学派”的内涵；90年代末以来创排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梅兰芳》《二泉映月》《风雪夜归人》，强化了芭蕾“中国学派”的民族风范……近年来，辽宁芭蕾舞团的《八女投江》、上海芭蕾舞团的《闪闪的红星》、广州芭蕾舞团的《浩然铁军》相继“亮相”，共同描绘出芭蕾“中国学派”的新想象——这就是“‘红星’照耀中国芭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