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师的秘密

2019-03-20 07:15:18 当代2019年2期

马笑泉

在我的印象中,吴爷爷的脸相总是在七十岁到五十岁之间游移不定。他有时看上去异常苍老、憔悴,这往往是他坐在门口竹椅上出神时,有时双目一转,又显出不让少年人的清亮和精灵。坐在竹椅上时,他缩成一团,软塌塌的,然而只要站起来,便仿佛故事中的法物,迎风一晃长了数倍,变得坚挺、硬朗。他本就是长手大脚,跨上一步抵得别人两步。但不晓得是天生还是故意的,他走路像是脚踝处系了重物,总是慢慢地拖着步子前行。那张古拙的红脸膛像江边的铜鼓岩,他这个人也像铜鼓岩一样沉默,轻易不开笑颜。

街上的小孩普遍怕他,以至于轻易不敢到他门口玩闹。我却常常爬上二三十级青石台阶,拐到他建在坡上的屋前。高家巷是条老街,要么是青砖屋,要么是黄中透黑的木板屋,吴爷爷住的却是红砖屋,旁边搭了个小茅厕。这是吴爷爷自己花钱修的屋,不像其他人家,不是祖上传下来的,就是政府分配的。吴爷爷一个人住,也不怕寂寞,不像其他老人,有事没事喜欢摇着大蒲扇串门,或聚在街面上扯白话。但他其实是喜欢小孩子的。起码我到他面前,他总要摸摸我的脑壳,任我在他门前屋后玩蚂蚁、捉蚱蜢。玩得口渴了,就直奔厨房去大陶缸中舀水喝。这水是他从街上古井里挑上来的。有时我在喝得畅快之余,陡然意识到这水来得不容易,便一抹嘴巴,说:“吴爷爷,等我长大了,就帮你挑水。”

吴爷爷脸上泛出点笑意,像深水里的鱼冒了个头又迅速沉下去,但还是被我捕捉到了。他没有说什么,只是又摸摸我的头。他的手掌几乎能包住我的半个头。靠近时,我能从他身上嗅到一种异样的气息。到底是如何异样,我也说不明白,反正不是这条街上惯常闻到的气息。等稍稍长大一些,敢偷偷跑到江边去玩水时,我从那一派茫茫大江中捕捉到了这种气息。那是江水、鱼、水草、礁石、鹅卵石混合而成的气息,复杂、悠远、神秘。我喜欢到吴爷爷那里玩,可能跟这种气息有关,但也可能只是因为我在街上属于被其他小孩排斥的那类,只能到一个孤独老人的屋前孤独地玩耍。

吴爷爷虽然孤独,但并不闲得发慌。他在坡上开辟了菜地,种辣椒、白菜、萝卜、四季豆,还有葱。新鲜蔬菜一时吃不完,他就放进酸水坛子里。街上几乎家家都有酸水坛子,我妈妈也会做。但吴爷爷做的酸萝卜、酸四季豆酸得格外来劲,一沾到舌头,脑后的毛孔都张开了。现在我只要一想起,口里还是会迅速涨水。这说明吴爷爷手很巧。后来割什么资本主义尾巴,街道革委会不让种菜了,菜地很是荒芜了一阵(但风头过后,有些人又在屋后偷偷种上了,革委会也装作没看到),不过吴爷爷的碗里还是没少过菜,而且,居然,还是鱼虾。在六十年代,能够经常吃鱼虾是件很奢侈的事。这不是他买的,事实上,在那个年代,想花钱买也难得买到。有人经常给他送鱼虾,而且来的人时常不一样,但于我而言,都是些陌生面孔。那些人身上有跟吴爷爷相似的气息,他们管吴爷爷叫吴爷。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这称呼显得很神气。我在旁边听到了,暗自激动,开始想象着自己长大了,被人称为包爷。吴爷爷却神情淡漠,仿佛被称为吴爷的是另外一个人。他跟这些人有话聊,但我听不太懂。他们谈论的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听不太懂就听不太懂,我关心的是那些鱼虾。有时送来的是腌鱼和晒干的小鱼小虾,有时却是活鱼活虾,盛在木桶里挑了过来。如果是活虾,吴爷爷会送我几尾。有次他还送了我只螃蟹,能在地上横着走路。我用根线牵着它出门,那些平时不爱搭理我的小孩全拢过来,又跳又嚷,轰动了半条街。为了能牵上一牵,他们就差沒喊我包爷了。等到螃蟹被玩死之后,这些家伙又跟我疏远起来,这让我很伤心,并下定决心,以后有什么好玩的,绝不让这些白眼狼沾边。后来螃蟹没再出现过,但活虾也能让我足够高兴。我把它们养在一个透明的酒瓶里,连妹妹也轻易不让碰。有次爸爸开玩笑说要把虾子炒了下酒吃,我立刻大号起来。妈妈边笑边骂爸爸。在得到了爸爸绝不动这些虾子的保证后,我才止住眼泪,一边看虾子在水里弹射一边听爸爸妈妈闲扯。爸爸说那些人是下河街的。下河街我知道,就在江边,街上住的多是渔民,还有放排的人。我问他们为什么会给吴爷爷送东西呢?妈妈说他是从下河街过来的。我又问为什么吴爷爷不住在下河街呢?妈妈答不上来,默然片刻,就去厨房里忙活了。

我心里装着疑团,却不敢开口问吴爷爷。我担心问了之后,吴爷爷会不高兴,说不定就不准我到他那里玩,也不会再送我活虾了。虽然喜欢跟他亲近,但吴爷爷身上其实有种威严的气质。虽然这种气质他是藏起来的,我还是感受到了,在他面前始终不敢放肆。他还有些神秘,平常没打理菜地也没在门口闲坐时,屋门就是关着的,怎么敲都敲不应。不应就不应,我继续在门口玩。

我发展出了一种新的玩法:跳台阶。从下往上我可以跳两级。从上往下我敢跳三级。跟地面并不吻合的青石板被我蹬得咚咚响,有的还会晃一下,我的心也会跟着晃一下,在感到轻微害怕的同时爆出种毛孔洞开的快感。吴爷爷在门口的时候,我会跳得更加起劲。每跳一次,都要抬头或扭头望着他,希望能得到他的表扬。吴爷爷脸色没有任何波动,这未免让我有些懊恼。我想我应该有更惊人的表现。瞅了瞅下面的第四级台阶后,我大喝一声,纵身跃下。左脚脚跟打在第三级台阶边缘,然后滑了下去。我没有摔倒,而是一屁股砸在第三级台阶上,被青石板蹾得生痛。更猛烈的疼痛从脚踝处蹿起,刺一样直往心里钻。喊了声哎哟,连忙咬紧牙关,因为我害怕再张嘴,心就会从喉咙里蹦出来。

“崴到哪里了?”

我摸着脚踝,泪水涟涟地看着吴爷爷俯下的脸。多年以后,我才惊觉到他的速度竟是如此之快,仿佛一晃就转到了我面前。

他蹲下来,脱了我的左脚鞋袜,看了看后,又下了一级台阶,一手托住脚跟,一手包住脚板,慢慢地把我的腿拉直。

“放松,放松。”

我也想放松,但肌肉反而变得紧张。

他伸指在我腿内侧点了一下。那腿竟自动往上扬起,落下来时,肌肉完全松开了。在这刹那间,他点我的手重新抓住脚板,往后一拉,又旋转着往前一挤,疼痛像是挤牙膏一样从脚跟处被挤了出去。

“还痛么?”

“不痛了。好像,还有点痛。”

吴爷爷松了手。我把脚缩回来,盯着肿起的脚跟,觉得有理由再痛下去。正犹豫着是站起来还是继续这样坐下去,吴爷爷已展臂把我横抱起来。他像是在抱一个稻草扎的小人,毫不费力,三步并两步跨到坡顶。进了里屋,把我放到床上,便转身去了厨房,待重新出现时,他手里端了碗水。我以为是要给我喂水,便欲坐起。他却让我翻过身,趴在床上。虽然弄不懂他要干什么,我还是乖乖地转过身子,头扭着,费力地看他。吴爷爷双目微闭,右手端碗,左手伸出两指,在碗上不停地划动,嘴里念念有词,鼻子也哼起来。我竭力瞪大眼睛,却还是看不明白。他哼完后,喂了自己一口水。我差点想说,我也想喝。没等我说话,他俯下身,把那口水喷了出来。一股清凉之气渗进我的脚跟。

“莫动,再趴一会,等我叫你才准起来。”

我继续趴着,感觉脚跟上痒痒的,像有蚂蚁在爬。很想动一下脚,却还是忍住了。吴爷爷没有把水端进厨房,而是在旁边坐下,虽然不再作声,但让我感到心里很安稳。

我趴了一会,说:“吴爷爷,我想喝水。”

“现在不准喝。等一下起来再喝。”

我只有闭上眼睛,一点一滴地挨时间。

也不知过了多久,吴爷爷起身摸摸我的脚跟,说:“起来吧。”

我小心翼翼地爬起来,感觉不到疼痛,再去看脚跟,好像没有肿过一样。

“下来。”

坐在床沿上,我先探下左脚,踩实后才轻放下右脚,却站立不动。

“行两步。”

我没有多行一步。

“还痛吗?”

“不痛了。”

“那多行几步。”

在屋里行了个来回后,我才放下心来,叫道:“真的不痛了!”

“那还有假?”

“吴爷爷,你这是什么法术啊?”

“不是法术,就是治病。你莫告诉别人。”

“连我妈妈也不告诉?”

“嗯。”

我纳闷起来,但还是用力点点头。行到桌边,我盯了那碗水好一阵。跟我平常喝的水没什么两样。

“你莫喝它。”吴爷爷说完,从厨房里给我端了碗水。

“我要喝凉的。”

“不能喝凉的。今天你都要喝温的。”

“那明天呢?”

“明天可以。”

我咕咚咕咚吞下整碗水,想再问他点什么,他却赶我走了。

回到家后,我在餐桌边始终沉默。因为我担心只要一张嘴,就会忍不住把这事抖出来。妈妈问我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摇摇头,加快速度,把饭往嘴里赶。爸爸比我吃得更快。他在后街的五金厂做事,今晚得上夜班。

妈妈嘀咕道:“库房里堆了那么多货,又卖不掉,还加什么夜班。”

爸爸眉头一扬,说:“你思想落后了。堆得再多,也要完成生产任务。”

妹妹笑嘻嘻地说:“爸爸是积极分子,妈妈是落后分子。”

“就是,还没有女儿懂事。”

“那以后叫你的懂事女儿给你做饭啊。”妈妈愤愤地说,又瞪了妹妹一眼,“多嘴多舌,饭都掉桌上了,还不快捡起来?”

妈妈嘴巴像剪刀一样,咔嚓两下就能把别人的话剪断。爸爸自知说不过她,也晓得明天她还是会把热饭热菜端到桌上来的,抹了下嘴巴就起身,抛下妹妹獨自面对妈妈的冷脸。我置身事外,在沉默中吃完饭,便去街上滚铁环。妹妹则遭到不准出门跳绳的惩罚,被勒令在家里把刚学会的“毛主席万岁”写五十遍。等我回到家,她已经上床睡了。我看了一会瓶中虾子,便被妈妈催促着洗澡睡觉。

半夜里,我梦见自己从坡顶往下跳,一蹦竟然蹦到水井里,便惊醒过来。这时飙起一阵敲门声。我跳下床,走到堂屋里,妈妈已经在开门了。

爸爸被几个工友抬进来。他右臂吊在半空中,脸色白得吓人。

妈妈的脸色顿时变得比他还白,颤声问:“怎么回事?”

“胳膊被冲床压断了。”

“那还不叫医生?不是,快送医院!”

“医院的医生都被赶去扫大街了,看病的都是些嫩伢子嫩妹子,连个阑尾炎手术都不会做,送去不是找死?”

“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妈妈平素主意一掐一个,这时却只剩在原地打转。

看到爸爸在床上忍不住喊哎哟,我说:“快去喊吴爷爷。”

“喊他来做什么?”

“我今天崴了脚,他喷口水就治好了。”

几个人都瞪着我,那神情是在当我讲胡话。

妈妈问:“你讲真的?”

“是真的。”

我不爱撒谎,所以跟街上那些十句有八句假话的小孩玩不来。这点妈妈最清楚。她略略镇定下来,咬了咬牙,说:“我去请!”

室内沉寂下来。有人抽烟,有人给爸爸端水。我去隔壁看了眼妹妹,她睡得像只小猪。

转出来后,有人问:“真的喷口水就好了?”

“是真的。”

“是什么水?”

“就是井里的水。”

低头抽烟的车间主任说:“我晓得了,他是水师。”

“水师是什么?”

“我也是听我大伯讲的,就是旧社会有人用一碗水给人看病,专门治骨伤。”

“水里是不是放了药?”

“我也不清楚。等下你们看就是。”

他这么一说,其他人开始将信将疑,伸长脖子等着看个究竟。但门口老不见动静。时间仿佛凝固了。爸爸不再呻吟,眼睛半开半闭,看上去真像随时会死去,不,晕过去一样。

实在等不住了,我往门口行去。门开了,吴爷爷跨进来。看到他高大的身影,我心里就一热,喊了声:“吴爷爷。”

他没作声,也没摸我的脑壳,而是行进里屋。

满屋的人都盯着他。他却像是谁也没看到,径直行到床前,探出右手,眼睛微闭,摸了两下。爸爸又哎哟了一声。

“伤得重吗?”

没回妈妈的话,吴爷爷又伸出右手,两手在爸爸右臂上轻捏慢压了一阵。爸爸额头渗出豆子大的汗珠,却咬着牙不出声。

“打碗水来。”

妈妈还没反应过来,我就往厨房奔去,选的碗大小跟吴爷爷下午用的一样,只恨颜色有点浅。等我捧着碗走出来,大家的目光都射进碗中。碗中盛的就是缸里储的井水,在昏黄的灯光下一清到底。

接下来吴爷爷的行事跟下午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喷出水后,他又从身上掏出张黄纸,覆在伤口上,然后对妈妈说:“莫吃辣椒,莫喝酒。”便转身拖着步子慢慢地行出去。妈妈追上去送他,到了门口,被他挡了回来。

爸爸脸上有了些血色。妈妈问他怎么样,他说:“痛是不怎么痛了,就是痒。”

“痒就好,你千万莫乱动,莫把纸弄下来了。”

那张纸盖在爸爸手臂上,像是用胶水粘上去一样。纸上画了些朱红色的古怪符号。几个工友都盯着这张纸,想看懂到底是什么意思。妈妈向他们表示感谢,又央求他们不要对外说这事,因为吴大爷事先就叮嘱了,自己一口应承,他才肯下来。工友们都神情严肃地点头答应,仿佛共同参与了一场反革命活动。

第二天,爸爸伤口痒得更厉害。妈妈叮嘱他要忍住,莫去挠,然后把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掏出来,又用红纸包了两大块红糖,带着我去了吴爷爷家。吴爷爷却往外挥了挥手,要我们把东西带回去。

“你老人家不收,那就是怪我们没尽到礼数。”

“收不得,收不得。不收是治病,收了性质就要变。”

“天底下哪有治病不收钱的?他爸这个伤,要是送到医院治,那还不得花大钱?还好得没这么快。你老人家不肯收钱,我们送点礼表示感谢,天经地义,就算毛主席晓得了,也不能讲这不对。”

见妈妈脸都红了,吴爷爷没再推却,而是起身从厨房里拿了包干鱼出来,要往篮子里放。

妈妈吃惊得提起篮子就往外退,一边退一边说:“哪能要你老人家的东西?没这个理!没这个理!”

“你拿回去。”

“德德,你莫拿吴爷爷的东西,快出来!”

我一时木住了。妈妈的话我是必须听的,但吴爷爷的话我从来也没有违拗过。

“我是拿给你吃的。”吴爷爷说着,把干鱼塞到我手里,然后摸摸我的脑壳,“回去吧。”

我松松地拿着那包鱼干,似乎希望它在出门前掉落下来。但直到跨出门槛,它还在我手里。于是我捏紧了些,加快脚步,绕过妈妈的拦截,脚步点着台阶,一溜煙到了街上。

小干鱼要用辣椒炒才出味,所以爸爸不能沾。我和妹妹争着往这盘菜里伸,筷子和筷子几乎要打起来。妈妈骂了两句,我俩才收敛了些。才吃完,孔厂长进来探望爸爸。他带了两包罕见的奶粉,让我和妹妹眼睛放光。妈妈却一点也没显露出高兴,而是蹙着细眉,当着孔厂长的面埋怨爸爸做事太舍火,躺在床上还挂着生产的事。

“老包是个好同志,思想进步,技术好,又红又专。” 孔厂长说着,目光落在那张黄纸上,便定住了,过了片刻,才问:“这是怎么回事?”

妈妈支吾起来。爸爸见领导开口,便一五一十地汇报了。

孔厂长皱起眉头,说:“这不是搞封建迷信吗?”

妈妈说:“不是迷信,就是治病,灵得很。”

“他收钱了吗?”

“没有呢。要是送到医院,那厂里还不得花一笔大钱?”

孔厂长问爸爸:“有效果吗?”

“好得还算快。”

又瞄了瞄那张黄纸,孔厂长叮嘱爸爸好好养病,车间的事不用挂心,就背着手行了。

妈妈送他出门,回转来后,脸上忧色转深,嘀咕道:“他不会去找吴大爷吧?”

爸爸说:“他心不坏。”

“不坏,也好不到哪去。你这是工伤,送两包奶粉,就想打发了?我说老包,等你养好伤后,还得跟他论论这事。我们不去占公家的便宜,但也不能自己吃亏。”

爸爸没吭声。

吴爷爷后来还看过两回。伤口消了炎后,他揭下黄纸,用杉树皮夹住胳膊,绑好。一周后卸下,爸爸就能正常上班了。对他断了手臂没去医院就好了这件事,街坊们都感到惊奇。爸爸的工友们,包括孔厂长,似乎都做到了守口如瓶。其他人不明白他是怎么好的,只知道是“养好的”。爸爸没跟孔厂长提工伤补偿的事,让妈妈埋怨了好一阵。直到爸爸忍不住说,我不提这事,他也不会提吴大爷的事,妈妈这才不作声了。我在旁边听到,琢磨了好一阵,隐隐觉得爸爸其实比妈妈更聪明。他跟吴爷爷一样,有些东西是藏着的。在后来的岁月中,我暗暗向他俩学习,努力把一些东西隐藏起来。这种艰难养成的习性让我受益良多,我渐渐成长为一个受到信赖和敬重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有秘密的人。但是吴爷爷的经历也告诉我:无论藏得多深,甚至永远也不想暴露,但总有某些时刻,你会身不由己。

工厂总会有事故。后来那几个工友中也有受伤的,几乎想都不用想,就去请吴爷爷。工友也是住街上的,又目睹过吴爷爷治病,他不好推托。虽然都是把闲人打发出去才开始治病的,但治了几次后,满街的人都晓得他是个水师。之后哪家小孩或是老人跌伤了,都要请他来看。看了后都要提着礼物上门表示感谢。这礼物是不能推的。因为大家已经晓得你收了别人的,如果不收我的,那就是在当众打脸呢。吴爷爷无奈之下,只有回送些鱼虾或蔬菜,表示这是邻居间的互相馈赠,不是治病收礼。但这只是吴爷爷一厢情愿的想法。街道革委会的秦主任把这当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带人搜了他的屋,搜出张没穿衣服的人体图。秦主任以为这是黄色画,立刻送到了上面,却被告知是张人体骨骼图。他有些失望,但还是决定把吴爷爷绑起来批斗,罪名是搞封建迷信毒害革命群众。

消息传出,妈妈和一帮街坊邻居聚集在街面上高声议论,说这是没天理的事,要遭雷劈的。秦主任的亲信驻足旁听了一会,没敢上前跟这些缺乏觉悟的街坊们理论,悄悄溜走了。爸爸没发任何议论,带着我和几个工友来到关押吴爷爷的小黑屋前。他和工友们把看守支到一边,我带着食物和水溜进去。在昏暗的光线中,吴爷爷的脸由铜鼓岩几乎变成了老树皮。我鼻子一酸,差点就掉眼泪了,还好,爸爸的叮嘱没有忘,我问吴爷爷有什么办法可想。吴爷爷要我去下河街找人,只要是四十岁以上的男人都可以。我用力点点头,表示接受这一光荣而重大的任务。

消息递过去后,下河街出动了四五十个男人,带着木棒、长长的竹篙和磨得发亮的斧头,还有带绳索的铁钩。我没有跟在队伍后面,而是绕了个大弯,从城市的另一头回到高家巷。武斗已经结束。或者说,根本没有打起来。因为街上的人都不响应秦主任的号召,他寥寥几个亲信更是吓得直往后缩。秦主任硬着头皮捋起袖子,结果被打折了大腿骨。下河街的人把吴爷爷带了回去。这让我感到巨大的失落。我以为他再也不会回来了。街坊们也在叹息,说这样一个活菩萨,到哪里就保哪里一方平安。只恨那个姓秦的,蠢得要死,自己还断了腿,躺在医院里受罪,最好是莫再起来了。妈妈提出去接吴爷爷回来。此话刚出,就遭到了大家的反驳。

有人说:“他怎么肯回来哦?只怕是伤透了心。”

另一人说:“我们去接,下河街的人只怕要把我们骂死。”

还有人说:“我现在碰到下河街的人,都是绕着走。也不是怕他们,就是觉得丢脸。”

妈妈红着脸不作声。我嘟起嘴巴行开,再不想听到这些话。但关于吴爷爷的消息,我还是竖着耳朵四处捕捉。下河街的人素来以强悍著称,各个派系都想争取,但他们在这座城市发生武斗的开始就严守中立,别人不惹他们他们也不会去惹别人,更不会乱掺和。市革委会的头头们都不愿意下令惩治,因为只要一下令,就等于把这帮人往对手怀里送。只要秦主任没来闹,他们就装作不晓得有这回事。而秦主任呢,还躺在医院,被那些水平低劣的所谓医生整治得死去活来,非但不见好,还开始贯脓,恐怕要如街坊邻居们所愿,永远出不来了。

出乎大家的意料,吴爷爷自己回来了。他说:“我的屋在这里,我不回这里又到哪里去?”大家对他的归来自是欢喜,但有人担心他会遭报复,悄悄地提醒他。吴爷爷却说:“听说秦主任还在医院躺着。你们帮我带个话,只要他情愿,我包治。”

此言一出,大家先是觉得惊诧,再往深里想想,便觉得这是最好的解决方式。街上几个脸面大的人约着去了医院。听他们说,秦主任只是仰面听着,一言不发。他老婆在旁边直抹眼泪,说好丑你也表个态啊。秦主任还是只顾望天花板。当中一人说,不作声,那就是同意了。大家又都瞅着秦主任。他既没点头,也没摇头。秦主任老婆便咬牙做了回主,喊人把瘦得只剩下一半的丈夫抬回高家巷。

吴爷爷照旧是摸捏推压,喷水,敷黄纸。那张黄纸能把脓吸走,所以尽管秦主任目光触碰到上面那些奇怪的符号就忍不住皱眉头,到底没去伸手揭掉。吴爷爷给他换了三次黄纸,直到把脓吸尽后,才绑上杉树皮。一个月后,秦主任重新出现在公共场合,继续带着大家抓革命、促生产。但在他无所不及的视线里,似乎把吴爷爷给遗漏了。包括他老婆依例给吴爷爷提了一篮礼物然后带回几条鲫鱼,他也没有察觉。有人想当面问问吴爷爷那碗水是不是封建迷信,但看到他昂首挺胸的样子,到底还是把话咽回去了,只在背后把这事当笑话讲。我却恨不得能把这人的嘴巴缝上。我情愿大家都忘了这件事,不要再起什么风浪,吴爷爷就这样平平安安地过下去,过下去。

但事实上,没有人可以把别人的嘴缝上。关于吴爷爷的议论,就像各家角落里煤球炉上的水壶,总在一些光线隐蔽的时刻,一些自己人才能看到的地方冒着气泡。这些自己人又是交叉着的。我跟妈妈当然是自己人,而妈妈跟右边第三家的王阿姨十多岁时就玩在一起了,到现在有什么事仍然习惯找对方商量,显然是自己人,而王阿姨又有另外的自己人。所以这些自以为隐蔽的议论,最后几乎会流到每个人耳中。吴爷爷为什么要搬到高家巷来住?这是大家议论的焦点。很显然,他在下河街深得众望,单凭喷水正骨这项本领,也是不可或缺的人物,根本不存在被邻里排斥,住不安生。有人猜测,附近是不是有他的相好。但吴爷爷五十年代便搬到这来,住了也有十来年了,没人能回忆出他跟哪个女人来往的细节。那他到底有没有过女人呢?街上自有热心人前去探听。探听的结果是,不但有过女人,还有过儿子。但儿子二十出头就死掉了。怎么死的?放排撞上了炸排,扳棹时候被甩到暗礁中,人就没了。这是他头次掌棹,准备从资江进洞庭闯汉口,却没过益阳就挂了。吴爷爷的女人受不起这个打击,伤心得呕血。吴爷爷手段再高明,也医不了心。几个月后这女人就跟着儿子去了。家里还剩下一个女人,就是儿媳妇。儿媳妇才十七八岁,娘家也住下河街。吴爷爷如果不点头,她是没有可能改嫁的。但她没怀上吴家的种,吴爷爷思来想去,还是主动开了口。女方娘家却坚决不允,说她就是你的女了,今后还要给你养老送终呢。但吴爷爷打定了主意就不会变,出面给媳妇找了个知根知底的配对后生,压着他们成了婚。后来他就搬出了下河街,理由是住在老屋里,总是想起老婆和儿子,心沉得很,长期下去,只怕身體会出毛病。至于为什么他搬出了那么久,在下河街还是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大家都归结于那碗神奇的水:消灾解难,于人有恩啊。这些话我听着都觉得有理,但也有小小的疑惑:他住在我们这边,就不想老婆和儿子吗?但这疑惑只是掠过心头,仿佛燕子在水面一闪而过。只要吴爷爷还住在上面,我还能到他那里玩,我就没有什么好挂心的喽。

童年的日子慢得出奇,就像城边的资江,不仔细看,察觉不出在流动。只在有事的时候,才会像发大水,动得快起来。我既希望每天有新鲜事,又希望没有什么事,就这么日复一日地玩下去。虽然上学,但课像“除四害”刚过后的蟑螂那么少,内容又稀薄得像放了太多水煮出的粥,等于也在玩。随着腿脚变长、胆气渐大,我玩的范围从高家巷渐渐扩大到了整座城市,吴爷爷那里倒去得少了。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江边。掷卵石、捡螺蛳、摸小鱼、静待江上渔船突然撒出一面大网,这地方大半天很容易就耗过去了。江上有时会出现木排,从上游的城步、武冈、洞口、隆回等地一路漂下来,前后衔接,宛如褐色长龙。排上还搭着棚子,冒着炊烟,引发我对另一种生活的悠远想象。这些排都是要经过安化、益阳开进洞庭湖的,最远的会流到武汉。有时木排靠近,排上的汉子下来买东西,我便生出跳上去的冲动。这种冲动让我既兴奋又害怕,背上寒毛都竖了起来。我终究害怕被带到一个遥远的陌生的地方,所以每回总是后撤丈把远,以防自己的脚不听话,一个不留神就跨上去了。

不知是从哪天开始,也不知什么原因,江上的排突然走不动了。上游的排又不断下来,越聚越多,几乎塞住整个江面,连岸接天。我看得兴奋,大人们却犯了愁。渔民的船被挤得几乎下不了水,只有跟排工们急。排工们一脸冤屈,说走不动他们也没办法,肯定是得罪水龙王了。上头以为有人搞破坏,派了个小组来调查。调查来调查去,没发现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住在江边的人说,这种事,1949年前就碰到过两次。还有个老人说,放排佬怕是得罪人了,被施了定排法。这些说法让我觉得很新鲜,更加来劲,接连几天都去江边看热闹,听人说长道短。如果不是因为年纪太小,恐怕要被怀疑成破坏分子呢。

有天我看完热闹,回到高家巷,发现街边竟停着一辆吉普车。车旁聚集了一堆街坊,妈妈也在其中。我立刻凑了过去,很快发现他们关注的并不是吉普,而是边往坡上望边议论纷纷。原来市里派干部来找吴爷爷。那可是大干部啊,你们看呵,秦主任到了他们面前,就像个小跟班。我没跟他们一起嘲笑秦主任,而是替吴爷爷紧张起来。踌躇片刻后,我悄悄往坡上走去,却被妈妈喊住了。

“你去哪里?”

“我去,上面玩。”

“玩了半天了,还没玩够啊,快回屋里去。”

“我要去看吴爷爷。”

“吴爷爷有事,你莫去打扰。”

“那些人,会不会是来抓吴爷爷的?”

妈妈愣了一下,才说:“不是的。是来找吴爷爷帮忙的。”

“是不是找他治病?”

“大概是的。”

我这才略略放了心,但又不是很稳心。这天夜饭吃得晚。因为妈妈其实也不放心,等到那些人走了后,和众人围住秦主任打听了一番,才归屋做饭。在饭桌上妈妈向我们传达了一条重大消息:吴大爷被市里请去,明天要把江边那些排弄行。我一时呆住了:吴爷爷跟那些排有什么关系?怎么要请他弄行?他怎么弄得行?加班回来的爸爸也听得一愣一愣的。妈妈并没有打听得很清楚,只含含糊糊地说吴大爷以前是吃排上饭的,本事大得很,不只那碗水。又说秦主任强调了,吴大爷这次是给革命做贡献,不是搞封建迷信,这是上面给定的性,还答应给吴大爷写书面证明,他才肯去呢。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挎着书包出了巷口,绕着弯往江边行。我不晓得吴爷爷会在哪里上排,想着北门口码头最大,在那里等应该最保险。到了码头,台阶下人头攒动,大多是排工模样,却不见吴爷爷。台阶上有几个戴红套袖的人,把我拦住了。当中有个瘦子瞪着双斗鸡眼,一个劲地往外挥手,要我行远点。我假装往远处行,等他的目光从我身上撤离,又往台阶挨近几步,转过身子蹲了下来。地上有几只蚂蚁,我拔了根草,随意拨弄着,目光却不时飘向对面的小马路。时间远比蚂蚁爬得慢。江面上的风扫过来,让我觉得身上有点凉。我刚缩了缩身子,立刻又舒展开来。昨天那辆吉普车出现了,停在一丈开外。只下来吴爷爷一个人。车子迅速开走了。他抬头望了望天,就径直往码头行来。我蹦跳着迎上前去,喊了他一声。他摸摸我的脑壳,仿佛知道我的心思,又拉起我一只手。那只大手稳定、温热。我挺着胸脯,也不去看几个戴袖章的家伙,跟着他下到码头上。排工们一见他出现,都靠了过来,嘴里喊着吴爷。这些面孔或黝黑或铜红,透着沧桑。吴爷爷跟他们一一打招呼,每人寒暄两句。听他话里的意思,这些人都认识,只是有的好多年没见面了。

打完招呼后,吴爷爷带着那些老排工上了排。我想跟上去,他却对我摇摇手。如果是别人摇手,我这时不一定会听。但摇手的是他,我只能感到一阵气短,眼睛微微发酸。好在他上排的时候回头又抛过一句,“你就在这里看,莫乱动。”我眼睛才没有继续酸下去,甚至重新获得了神气,目光追随着他的身影。他越走越远,跨过一道又一道的排,不时停下来看看,跟身边的人说着什么。每次说完,身边就有一人留下来,调动起排上的其他排工。他的身影越来越小,我踮起脚来,只能看到一些黑点。最后连黑點都消失了。在我望得见的地方,排工们都在忙碌着。风在身边乱转,我的心却很定。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我回头一看,是高家巷的人,他们站在高处,不能够下到码头上。妈妈也来了。她这两天嗓子不舒服,没有扯开喉咙喊我,只是向我招手,示意我上去。对她挥挥手,我转身继续站在原地,心里虽有几分担心回去后挨骂,但更多的是说不出的骄傲。

岸边的人越聚越多,拉成了长线。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吴爷爷还没有回来。他仿佛沿着排往上游走。排跟天相接的地方,是另一个地方。我想吴爷爷是不是去了那个地方,吴爷爷是不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恍惚间我看到他露出笑容,脚步像浪花一样翻腾着,向那个地方奔去。他是不是不打算反身了?我着急起来,想把双手拢在嘴边,对着那个方向大喊:吴爷爷!吴爷爷!然而我终究没有出声,只是执着地盯着远处的排,近乎发愣。

也不知又过了多久,吴爷爷终于回来了。他身边只剩两人。走到靠码头最近的排上,有人从棚子里出来,递过一只尿素袋、一束香、一把菜刀。那两人分别接了。三人上了码头后,吴爷爷谁也不看,就转身面对大江。旁人将香点燃,递给他。气氛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我跟其他人一样,都往边上靠,自觉腾出一片空地。吴爷爷双手执香,跪下来,对着天地大江拜了三拜,然后把香插在石板缝中。一人从尿素袋中掏出只大公鸡,鸡冠子红得逼眼。吴爷爷接过鸡,接过菜刀,行到码头边那块大岩石旁,凌空一刀就把鸡头斩下。血喷在岩石上,流淌到半路就凝固了。吴爷爷从已不再挣扎的鸡身上扯下几根羽毛,往血里一按,羽毛便粘住石头。把鸡往石旁一丢,也不洗手,退开几步,他就在江边手舞足蹈起来,边跳边发出悠长的吟唱声。刚开始似乎有点像忠字舞,但多看几眼,便觉得完全不同。吴爷爷平常沉重如石,跳动起来身上却荡漾着轻盈感。他抖着胯跳,转着身跳,甩着臂跳,嘴里和鼻子一刻也没闲着,花白的乱发在风中飘,眼中仿佛有火焰在跳动。我一触到他的眼睛,便连忙将目光撤回,低下头去。我感觉其他人都像我一样,屏住呼吸,连咳嗽也努力憋住。

我们都被镇住了。

终于跳完了。吴爷爷上了排,往最前面的那只行去。随身两人也迅速跟了上去,到了地方,一人掌棹,一人掌篙。排头安了面大鼓。吴爷爷在鼓前站定,拿起鼓槌,又仰头望了望天,然后抬臂,腰身下沉。第一声跳起来时,满江的排工都发了一声喊。整条江晃动了一下。不等这晃动停止,吴爷爷的右手又擂了下去。那晃动更大了。鼓声并不密集,但每捶一下,都像捶在人的心口,沉沉的,透透的。他不是在捶这面鼓,他是在捶这些人,这些排,这条江。百千排工都动了起来,江水晃荡。岸边有人发出惊呼。

排缓缓地往前动起来。

吁了一口很长很长的气,我望着吴爷爷的背影,眼睛变得湿润。

这件事轰动全城,在很多天里、很多年后,都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作为亲历者,我必须指出,在口水四溅、辗转相传中,很多东西都变形了。譬如有人说吴爷爷后来被省城的大领导请去,再也没有回来。还有人说他是资江里的龙王转世,做完法后就化作一道白光遁入江中。事实上吴爷爷仍然回到那栋红砖屋,又过了几年安生日子。但是后来市里革委会的头头失势,这件事被对立面揪出来,定性为公然搞封建迷信。那帮家伙想做成铁案,派人来抓吴爷爷,他却在头一天突然失踪。那些人把高家庙和下河街翻了个底朝天,连个衣角也没搜到。虽然他跑掉了,原来的头头还是无可避免地被打倒——在那个年代,什么罪名都可以捏造出来。事情过去后,吴爷爷却再也没有回来,那栋红砖屋被充了公。有人说他未卜先知,搭排躲进了洞庭湖。很多年后,又有人说在苗疆碰到一个老人,很像他,但上前搭话,老人却听不懂汉话,只是蹲在地上,叼着根旱烟管默默地吸着。有好几个月,我都不肯相信吴爷爷就这样离开了。在黑夜的床上想起他时,总要默默流上一会眼泪。我变得沉默寡言,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我后来早早地进了工厂。在厂里读了电大。等到厂子快垮掉的时候,又考进了报社。后来调到市政协,在文史委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年都要负责编一期市文史资料。在编辑过程中,我逐步发现了关于吴爷爷的一些线索。顺着这些线索我走访了一些老人,从他们口中勾勒出吴爷爷的行状。他先祖来自上游的苗疆,从爷爷那辈起就定居在水府庙附近。吴爷爷继承祖业,十八九岁就在江上放排,大约在二十出头时,正式加入排教。这个教广泛存在于湖南一带,祖师爷是晚清时期的李金鳌。李金鳌之后再无教主,只有靠本领、经验和威望产生的各地排头。排头不但要精通水上一切事务,还要拥有抵御灾祸的本领,这些本领包括医术、武术和来源驳杂的法术。吴爷爷什么时候成为排头,已不可考。反正在四十岁之前,他已成为排教中的重要人物,名声直抵武汉的宝庆码头。1949年后他的一个朋友,本地同善社善长,被作为反动道会门头目公开枪毙了。这件事给了他很深的刺激。他下令再不得提“排教”二字,并洗手上岸,又搬离了下河街。我为他写了一篇生平事略,登在一九八七年出版的第九辑文史资料上。事略中本有一大段描写了当年他在码头上作法赶排,却被审稿的领导认为太过玄虚。我虽是亲见,却无法有力地解释此事,只好任他删除。这时资江的大小支流,到处横跨着水电站,木材都从陆路走。曾经风云激蕩、波澜起伏的排运,和吴爷爷一样,消失在了历史深处。

责任编辑 杨新岚

当代 201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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