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从稳预期到积聚动能

谭保罗

2018年，中国全年GDP为90.03万亿元，但同比增幅为6.6%，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增速。在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2019年的GDP增速目标被设定为6%～6.5%。

和前些年相比，中国GDP增速的确下行，但换个角度看，这个增长放缓的速度也是可以承受的。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从经济基本面的实情，还是《政府工作报告》的表述来看，稳定经济领域的预期，都成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政府工作报告》在回顾2018年的工作时，用了“着力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表述，连续用了六个“稳”。在谈及2019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时，再次重复了六个“稳”，“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除了稳定预期之外，一些结构性的改革正在稳步推进，中国经济快速复苏的动能正在积聚。

吸引产业外资

一位美国的明星企业家，他不远万里，到中国上海开建赌上公司未来命运的“超级工厂”，这无疑是中美贸易博弈背景之下的独特一幕。

当然，中国不会让他失望。

3月初，有消息称，特斯拉的子公司已经与一批中国银团签订为期一年、总额不超过35亿元人民币的贷款协议，资金用于建设特斯拉位于中国上海的超级工厂 。

据称，中国银团包括了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的上海分支机构以及总部位于上海的浦发银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贷款利率很低，以人民币计算的贷款利率将设定为央行公布的1年期利率的90%。目前，中国最新一年期基准利率为4.35%，这意味贷款利率可能约为3.915%。

可以说，这是中国金融机构送给特斯拉的一份大礼。首先，这意味着特斯拉的上海工厂相当一部分资金是从中国内地融资，在这种模式之下，这笔投资并不增加中国的外汇储备，因为它是资金的内部流动。

相反，如果特斯拉采取从华尔街融资，无论是股权融资还是发债融资的方式，来建设上海工厂，这更加符合当前中国的资本管制需求。因为，海外融资进入中国内地这才是完全意义上的外资，它们将直接结汇为中国的外汇储备。

另外，特斯拉的融资利率的确很低—尽管融资期限很短。即使是大型国企，其从银行贷款的年化利率超过5%是普遍现象，普通大型民企更超过6%。如果在公开的债券市场发债，利率会略低，但低于4%的并不多，而且只有顶级央企才有这个实力。

因此，无论从境内融资模式的许可，还是利率的优惠上讲，都意味着中国的金融机构，也包括金融监管方面对特斯拉释放了充分的善意。

实际上，特斯拉的确太需要帮助了。最近1个月，特斯拉的股价一直都在下跌通道之中，从320美元左右下跌到了270上下的水平，即下跌了将近六分之一。

此外，投资机构也不断给马斯克施加压力。前不久，特斯拉宣布大面积关闭零售店，把更多的汽車销售转移至网上，并裁员数千，从而降低成本。

上海工厂能否拯救特斯拉，目前尚不可知。但至少，生产的本土化将降低特斯拉的成本以及售价，再加之中国巨大的市场，这无疑会给特斯拉带来一种非常乐观的可能性。

特斯拉的融资故事，无疑折射了中国经济当下的实情，吸引优质的产业外资，越发成为当前中国经济领域的重要工作。

特斯拉的融资故事，无疑折射了中国经济当下的实情，吸引优质的产业外资，越发成为当前中国经济领域的重要工作。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将加大吸引外资力度，“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允许更多领域实行外资独资经营。落实金融等行业改革开放举措，完善债券市场开放政策。加快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对接，提高政策透明度和执行一致性，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公正市场环境。”

在以上表述中，“允许更多领域实行外资独资经营”中的“独资”二字非常醒目，而在以前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各类文件中，鼓励外资独资的表述并不多见。实际上，特斯拉在上海的超级工厂，即是外商独资。

此前，中国对汽车业几乎都采取外资与地方政府合资的形式，而对特斯拉超级工厂的独资化鼓励，无疑能看出了中国对外开放，以及吸引外资的诚意。

特斯拉的融资股市，还说明了中国内部经济改革的另一个议题，即金融体系的改革。

金融与货币

特斯拉在利率领域享受的“优惠”，反映出中国金融体系依然需要改革，必须更大面积地降低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而不只是优惠于特斯拉这样的明星外企。

《政府工作报告》对控制和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着墨不少。报告回顾，2018年，针对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先后4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多措并举缓解民营和小微企业资金紧张状况，融资成本上升势头得到初步遏制。

2019年，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步伐不会停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改革完善货币信贷投放机制，适时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数量和价格手段，引导金融机构扩大信贷投放、降低贷款成本，精准有效支持实体经济。此外，还将加大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力度，释放的资金全部用于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

必须注意的是，报告提到了鼓励增加对制造业提供信用贷款。“支持大型商业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信贷投放能力，鼓励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一直以来，除开大型制造业央企，民营制造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要获得信用贷款的可能性很低，银行基本上都要求必须有抵押物，而现在，它们获得信用贷款也有了可能性。

报告还提出了2019年降低融资成本的目标：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完善金融机构内部考核机制，激励加强普惠金融服务，切实使中小微企业融资紧张状况有明显改善，综合融资成本必须有明显降低。”

不容否认，货币政策往往是把双刃剑，尤其在金融体系基础架构还有待完善的经济体更是如此。当货币从紧，固然可以控制资产泡沫的膨胀，但信贷收紧的连锁反应之下，首当其冲的一定是民营中小企业，资金将迅速从这个群体抽离，而它们是实体经济的基础细胞。

但另一方面，如果信贷宽松，中小企业固然能从信贷的潮水之中获得更多的资金，但资产泡沫又会重新爆发，最终加剧金融空转，同样危及实体经济的基础。这种矛盾如何破解？解法，并不是没有。

比如，2018年和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到了广义货币M2，但两次报告的表述大有不同。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要松紧适度。管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广义货币M2、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

但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则表述如下，“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以更好满足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的需要。”

可以看出，前者强调了“合理增长”，但后者则强调了“匹配”，即货币要与社会实际产出的匹配。两者的区别显而易见。货币增长速度超过社会产出的结果是什么？是通货膨胀，而报告强调“匹配”二字，显然突出了稳定国民通胀预期的意图。而稳定通胀预期，也意味着很大程度稳定了楼市的预期。

不过，稳定通胀预期还需要通过很多具体的后续策略来完成，这必然是中国货币政策制定者和金融监管者在2019年的核心议题之一。

结构性改革

所谓根本性的内部结构性经济改革，一是财税，二是国企。

稳定通胀预期还需要通过很多具体的后续策略来完成，这必然是中国货币政策制定者和金融监管者在2019年的核心议题之一。

在很多观点看来，更大规模的减税是财税领域最急迫的“改革”。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减税的内容在顺序排列上大幅提前，并放在了政府工作任务的重要位置，明确减税的重点是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提出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报告关于减税的表述体现了中央政府的改革决心。

在政府债的发行上，同样如此。

2019年将扩大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从而缓解一些地方在给企业减负之后的财政压力。按照报告，2019年我国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2.1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8000亿元。

地方政府专项债不同于普通的地方债，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前者以特定项目的收益为担保，而后者以地方政府的税收为担保，换句话说，后者即是以地方政府的信用为担保。而基于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地方政府的信用其实也是以中央政府的信用为背书。

因此，扩大专项债的发行，而不是一下子扩大普通债的发行，这其实是一种稳健的改革措施。在经济转型的特殊时点，中央政府的信用稳固是金融体系稳定的根基，维护这一信用变得异常重要。地方的专项债与地方政府信用以及中央政府的信用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割裂，因此这是一种理性选择。

在国企改革领域，未来的力度也不小。在国企改革的部分，报告提到了一个关键词—职业经理人。实际上，国企改革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但以前的表述更多是从宏观上为国企改革指出大方向，而针对某些项具体的企业治理制度的表述并不多见。

职业经理人制度的优点在于，它不同于混改，不涉及产权制度改革，具有更好的操作性，是一种更加务实的改革策略。

此外，报告将加快国企改革和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放在了一起。报告指出，要堅持“两个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还提到了“竞争中性”原则，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

2019年必然是改革的一年，从《政府工作报告》可以看出，改革的策略非常稳健，而且也富于操作性。中国经济增速下行，这是现实，但复苏动力的积聚，也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