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侦探”何志森

何焰

如果“红了”就算出道的话，到2019年3月11日，何志森出道整一年。

这一年里，各行各业都有人跑来要当他的学生，经济学家、党校校长、社区大妈、明星、作家、保安、心理医生、酒店经理……如果正好有工作坊，何志森就把人收下，和大学生放在一起教，教他们“阅读”。一期大概2周，和過去4年里只教大学生的时候一样，只要是学术性的工作坊，就不收钱。

但不是阅读书籍，而是阅读城市，阅读人。

因为何志森是一位建筑设计师。他是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老师，也是Mapping工作坊创始人，同时还是广州扉美术馆的馆长。

2014年，从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博士毕业以后，何志森放弃了去康奈尔大学任教的机会，回到中国，在各大高校开展Mapping工作坊，一直“背包”行走，流浪任教。他声称自己有一种“叛逆”的建筑主张，想走遍全国高校，“留下火种”，却意外在2018年3月11日的“一席”演讲中，将“星星之火”洒向了全国。

上海尿壶

何志森“阅读”的方式听起来很简单，但也有些不寻常—跟踪，而且不止跟踪人类。

比如，何志森曾经住进上海的弄堂里，好奇过为什么这里那么多尿壶，他跟踪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发现照片里很多人都提着尿壶在聊天。他想阅读这条弄堂，选择从尿壶入手。

原来，这条弄堂老旧，没有家庭有卫生间，所以每家每户都使用尿壶，但由于尿壶的容量限制，居民必须按时清倒。倒尿壶就要出门，出门就会与人相逢，而一天相逢数次，不可能不聊天。于是尿壶成为弄堂里一个游动的因素，它促使这一块空间变得熟络热闹。

所谓Mapping，即是在一个固定的城市或场域里，选择一些“小”而常被忽略的对象，长时间跟着它，观察它，把自己“变成”它。以其目光，去重绘一幅城市地图，发现一些“近在眼前”却很少“被看见”的关系，并将这些隐秘的关系考虑到后期设计中去。

即使尿壶激活了一块社区，即使何志森阅读了它，那又怎么样呢？这里马上要拆迁，尿壶是一定要被淘汰的，难道要提倡以后的房子都不建卫生间了吗？

“但以后的设计师们是不是可以想一下—‘新的尿壶是什么呢？”何志森说。也许，这个在今天看似无用的信息，可以在明天转化为一个有趣的设计，关乎社区营造，建筑与人的关系。

像侦探一样，发现城市建筑与人之间的隐秘关系，这就是何志森阅读城市的方式，他把这种方法叫作Mapping。

所谓Mapping，即是在一个固定的城市或场域里，选择一些“小”而常被忽略的对象，不仅是上述的尿壶，还可以是各种特征的人、动物、器具，甚至是气味。长时间跟着它，观察它，把自己“变成”它。以其目光，去重绘一幅城市地图，发现一些“近在眼前”却很少“被看见”的关系，并将这些隐秘的关系考虑到后期设计中去。

在过去5年的近60次Mapping工作坊里，何志森带着学生跟踪过几百个对象，比如湿地公园的蜗牛、城中村的盲人、广场上卖冰糖葫芦的阿姨，还有公共厕所里的黄色小卡片。

当建筑系的学生们变身“蜗牛”“盲人”“小贩”和“黄色小卡片”时，一些事情正在悄然地发生变化。

这些中国未来的设计师们，给黏在人行道上的蜗牛设计了逃生通道；他们咒骂盲道，学习盲人靠街角气味浓重的小吃店寻找方向；他们给卖糖葫芦的阿姨设计了躲避城管的逃跑路线，和一辆能够上厕所的小贩卖车；他们拨通了黄色小卡片上的电话，去观察站街女的一天，在感到悲苦却无能为力时，一个高个子男孩没忍住，在夜晚崩溃大哭。

何志森清楚地知道，Mapping是一种国外普遍应用，国内仍不被关注的建筑训练方法，它很简单，却很重要。它逼着学生去现场体验，而且要敏感，拥有一份同理心。

“不变成卖糖葫芦的阿姨，学生们永远不知道厕所有什么意义。”

为什么要考虑他们

“我们为什么要在设计的时候考虑小贩这个群体？”

“给小贩设计逃跑路线，真的能够改变他们的命运吗？”

非常多的质问，来自媒体，来自社会，来自工作坊的学生。他们不懂：城市难道不是把人装进去就好吗？我们为什么要考虑每一个人，而且是那些随时可能被城市管理“取缔”的人，比如小贩？

尤舒蓉是何志森在中国第一个 Mapping工作坊的学生，如今早已毕业，是厦门市规划委员会的副主任科员。她向《南风窗》记者回忆一个场景， 2010年的自己趴在学校的围墙上，一根竹竿上从围墙外捅进来，上面挂着盒饭。她熟练地把盒饭取下来，把钱装回袋子里，递给围墙下的外卖小哥。一次买卖完成了。

“不变成卖糖葫芦的阿姨，学生们永远不知道厕所有什么意义。”

尤舒蓉嘿嘿一笑，有些害羞，但又看起来很快乐，她说：“因为我们需要小贩，而小贩也需要我们。”

李媛说，“因为Mapping不‘取缔最平凡的具体的人的需求。”即使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某些建筑师也许那样做过。李媛是西安美术学院建筑环境艺术系的副教授。该系曾在2016年邀请何志森开展过一次Mapping工作坊，李媛是何志森的助课教师。当初何志森只在西安待了2周，后来李媛却把Mapping工作坊在西安坚持做了几年，“还会继续做下去”。

这些人和何志森，大抵是相通的。他们用行动帮助何志森，回答外界的质疑。

何志森说，Mapping工作坊的最大作用，不在于给小摊贩做一辆车、设计一条逃跑路线，而在于让建筑系的学生们拥有一颗敏感的同理心，唤醒学生在设计时关注“人的需求”。学生们是未来的建筑设计师，懂得如何“张开眼睛看，竖起耳朵听”每一个城市使用者的需求，有利于他们设计出“更有爱”的设计。

“好的设计一定是抚慰人心的。”小贩的命运，不归建筑设计师来改变，但他们的城市使用感，建筑设计师们一定可以改善。

但问的人实在太多了，“一席”演讲结束之后的三天里，何志森接到了一百多个采访电话，有人说感动，有人来猎奇，也夹杂着一些质疑。“怎么没有实体建筑作品啊？”“你的结论是什么？”“你的情怀，谁来买单？”他拒绝了绝大部分的采访，发了一封公开信，“希望粉红，不是网红”，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打趣说：“行不行啊，不行我就回澳洲了。”

何志森当时很困惑自己为什么会“红”，难道是自己在“一席”的演讲时展现了过人的口才和黑色幽默吗？显然不是。在那短暂的36分47秒中，他的站姿僵硬，只有一只控制翻页笔的手在动，普通话的口音很重，前几分钟一直在害羞，低着头。

但这一年时间里，何志森逐渐明白了，他一直在Mapping，所以一直有故事，即使他笑着说，但这些故事里对于当今城市建筑缺乏同理心的批判，仍旧有如尖刀一般。

他可能是戳到了当今中国城市和建筑的公共痛点。

社会太大了，生命太渺小，尤其在中国的建筑设计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简单粗暴。大家有多关注何志森，就有多需要一个温情的建筑。

社会太大了，生命太渺小，尤其在中国的建筑设计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简单粗暴。大家有多关注何志森，就有多需要一个温情的建筑。

而各行各业赶来跟何志森学习的人，告诉何志森，要学习同理心，不仅仅是建筑行业的事情。

直到遇到了Jason

何志森的英文名叫Jason。

他在澳洲待了20年，普通话疏于练习，英文却很好。回国之后，“志森”只有家人在叫，学生们和同事、朋友一样，叫他Jason。

《南风窗》记者在采访期间，发现了一个高频出现的句式，叫作“直到遇到了Jason……”

“我在國内做民间自发的城市演变的研究，一直很迷茫。直到遇到了Jason，我就知道，有希望了。”

“我从来不知道学习建筑可以那么地快乐，直到遇到了Jason。”

“我以前是个瞎子，有眼睛不会看，有耳朵不会听，直到……”

“我也是老师，我们不是看不到另外的世界的人，也可以看到。但Jason一来，就好像都不一样了。”

这是一种真诚而热烈的表白，何志森自己也在讲座中调侃过，“大家不要这样，搞得我像在洗脑”。

有学生看不懂这份热烈的由来，怀疑他真的给建筑系的学生洗脑，毕竟何志森几乎不讲商业案例，只讲一些虚头巴脑。

一个“如何评价何志森博士”的知乎提问，答案千奇百怪，热爱与批评都十分激烈，后续惊动了国内许多建筑院校的老师参与讨论，包括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李迪华。他为此事第一次注册知乎、发帖，标题是“善良的人需要被正直地对待—和质疑何志森的朋友商榷”。

在这个知乎提问下，还有一条简短的回答。如何评价何志森博士？—“一位少有的好老师，一个在我建筑启蒙道路上真正影响过我的老师。他洗我的脑洗得很深，也因为这样，我最后没有放弃建筑这条道路。”

何志森不知道这位知乎网友是谁，是在哪座城市的大学里与自己相遇的，但知道他一定是自己的学生之一。他认为，这是教育的意义。当然不仅仅是个人得到认可的欣慰，而是他可以跟自己确认，把Mapping带回国是“值得”的，有人因为他，而真正地爱上真正的建筑了。

什么是真正的建筑呢？何志森认为，一定不是拍张卫星图就开始画图，“插蜡烛”似的设计，一定不是“安上轮子就能跑”，放哪都行的大楼，一定不是速度胜过一切，把旧的生活方式全部扫荡掉的建筑，也一定不是爷爷奶奶永远也不想住进来的新房子。

何志森描述自己心目中的设计，“微乎微乎，至于无形”，不必大拆大建，尽量通过小的改动来营造空间，设计人与人之间、人与场所之间、人与建筑之间的关系。

如果考虑到建筑和人一样具有“寿命”，不得不推倒重建的话，何志森也可以设计出一座实体的建筑。他心目中的理想，叫作“未完成”。

“如果以后我做一项设计，将永远不会把建筑做完，永远保留使用者能够多次再设计的可能性。”这样的建筑才是能够和人一起生长的。

李媛见过何志森在工作坊里给学生上课。他的言语并不多，但李媛总觉得激动，好像看到火苗，让人相信城市不总是冷冰冰的。

“就像那句老话，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我想成为他

常常有人问何志森的作品在哪里，他们跟何志森伸手要看，有没有什么“看起来像座建筑”的作品。

“大误！”学生陈灼说。“Jason过去用牛奶箱改造街区，小小的改动就能营造社区关系，就是一件很棒的作品。”建筑作品不一定要推倒旧的，再建起一座新的。这是30年兴城运动之后，国人认为建筑就必须要大兴土木的偏见。

陈灼所说的，是何志森的想法之一。但何志森还觉得，学生也是他的作品，比如陈灼。这些被何志森点燃过的学生，如果未来去当建筑设计师，能够做出具有同理心的美妙作品的话，那何志森认为自己也是间接的参与者。对于何志森来说，教书就是实践。

但陈灼偷偷告诉《南风窗》记者，自己以后想去当老师，像Jason一样。

这是一个类似于鲁迅东渡学医，却弃医从文的故事，如果有什么不一样，那加一个前缀：“遇到Jason之后……”

这些被何志森点燃过的学生，如果未来去当建筑设计师，能够做出具有同理心的美妙作品的话，那何志森认为自己也是间接的参与者。对于何志森来说，教书就是实践。

陈灼本来是2013级武汉大学建筑学系的学生，遇到Jason之后，他的人生开始发生一些变化。2016年，他从武汉大学休学，思考自己为什么设计，最后决定重新申请世界上最好的建筑院校，英国建筑联盟AA学院。他在2018年入学，重新从大二读起。求学路充满磨难，前途却正光明。可陈灼如今又萌生念头，毕业后想去当老师。

陈灼是个内向的男孩子，他的新主张，何志森并不知情。反而是对于陈灼的辍学，何志森一度充满愧疚。

起因是陈灼把何志森的“那一套”运用到了课堂上，在一次大作业中，陈灼“不想一拿到任务书就平面、立面、剖面开始画，想去当地看看，我在为谁设计房子”。陈灼去了，但回来后老师批评他，前期调研花费的时间太长了。因为大部分同学都是从网上搜集资料，就开始画图了的。

陈灼已经知道自己在为谁设计房子了，他没有办法再在幻想里画图，“学校让我感到困惑，到底什么是设计”，于是他休学了。

陈灼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的时候，已经开始新的求学。“原来Mapping在国外真的是很基础的建筑训练方法”，而且AA学院要求学生用1年做1个设计，在国内的高校，类似的设计普遍是1年做4个。

陈灼不确定哪一种速度和方法更适合中国，也说不清当初老师批评自己对不对，但对于休学，陈灼如今认为是对的。当初并不是很有底气，但还是那样做了，就像何志森常说的一句话：“叛逆才有新的可能性。”

陈灼自认为是一个非常“科班”，而且内向的人，“但Jason不同，Jason完全地浪漫、自由。”

陈灼把当初何志森去武汉大学做Mapping工作坊时的海报找出来，他告诉记者这张海报的故事。因為何志森的鼓励、启发，他探索了一种之前完全没尝试过的制作方式，所以它很好看，陈灼很喜欢。海报的主题叫做“规划的混乱”。

记者向何志森说起此事。却和何志森的印象完全错位，他只记得彼时自己刚当老师，“粗暴”地打断过陈灼的海报设想。

他在此后的几年里，一直在为此愧疚。

“我也在学习当好一个老师。”

何志森说，“向学生学习，去观察学生，就会成为一个更好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