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别：我们的灵魂放错了身体

姜雯

三月的午后清朗、诗意，春光以明媚驱散冬日里的阴霾。虽然绿叶还未以嫩芽重返大树，当飞鸟站在枝干上鸣叫时，世界就满心欢喜地涂抹起颜色来。蓝色还给天空，绿色送给麦子，红色是一朵好看的郁金香，黄色是玻璃罐里的水果糖，而我们，是多元的七色彩虹。

2月21日，中国台湾 “行政院”正式通过《“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施行法》草案，明定同性伴侣可采用《“民法”》的婚姻规章结婚，并拥有财产继承权、医疗权，收养子女的义务。预计在2019年5月24日，中国台湾将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区。

“同性婚姻法案”的前身是“多元成家立法草案”，最早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台湾社会对性别平等相关议题的重视。台湾在2004年公布了 《性别平等教育法》，除了保护男女两性外，还涵盖了不同性别、性倾向、性别认同、性别气质的平等权利的保护。

不同概念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

性别是自然形成的，但二元的性别观念是社会的产物，社会依照女性阴柔和男性阳刚的原则，也就是性别气质，对男女的心理特质乃至社会角色地位都作出了明确规范与限制。

性倾向指的是情感和性欲上持久地被某种性别的人吸引，例如当个人仅被同性吸引时，就是同性恋者，同时被同性和异性吸引，则是双性恋者。

性别认同指的是个人在情感和心理上认为自己属于某个性别，当个人的性别认同与出生时的生理性别不一致，则是跨性别者，也就是LGBT中的T，Transgender。生理性别为女性，但认同自己是男性，即为跨性别男性，或反之。很多跨性别者认为自己是“装错了身体的灵魂”，有些人会通过性别重置手术寻求身体和自我的同一性。

虽然同性恋还未完全被接纳，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同性恋者已经在逐渐被看见。然而，同为性少数的跨性别者，却是少数中的少数，可见度小，在LGBT社群中也更为敏感。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身心承受着巨大的煎熬、家庭的不理解、社会的歧视和污名化。

青春期的性别焦虑

Vivian是一名25岁的跨性别女性，第一次见她是在北京同志中心举办的“跨儿空间：对话与疗愈”活动上，牛仔裤搭配绿色格子衬衫，一头长发带点自然卷，配上鲜艳的唇色，Vivian在人群里显得自信而漂亮，她的美里还有一些冶艳。

我们约了第二天采访。原本要找间咖啡店，但Vivian发来讯息说，在公共场合讲这些事情让她感觉不自然，于是改到我入住的酒店。我提醒她，记得带身份证，访客出入需要登记，Vivian发了个捂脸的表情说，那她不化妆了。我没有多问，想来是为了避免检查身份时的尴尬。

这天的Vivian 没有前一天看上去那么自信，不化妆的脸不失清秀，依然是较为中性的打扮，长长的头发在脑后别成一束马尾。

Vivian出生于中国，厦门小学毕业后随父母移居美国。她说从前只有模糊的性别概念，因为家里重男轻女，她是院子里唯一的男孩，所以父亲总是自豪地把她扛在肩头，“像个奖杯一样”，她也因此确认了自己男孩的身份。

但Vivian不知道男孩长大就是男人，女孩长大就是女人，她以为性别是可以选择的。小孩子的公平思维让她以为既然男孩是妈妈生的，那女孩就是爸爸生的，怀孕的责任是共同分担的。

小学的时候，Vivian还在心里琢磨，以男生的身份活到20岁，以女生的身份再活10年，以后看自己更喜欢哪个，再以什么身份继续生活。那时候女孩子粉色、印着独角兽的铅笔盒，绑头发的各类可爱发饰，是她羡慕却不曾拥有的东西。她也不喜欢像男生一样暴力地玩游戏，更喜欢和女生一起玩家家酒。

跨性别经验仿佛把她拦腰砍成两段，一半滞留在无忧的过去，另一半则徘徊在与现实对照的痛苦里。

上初中以后，Vivian才知道生理性别是男生，以后就会变成男人，她决定自己应该更像个男的，便开始观察学校里男生说话和交流的方式，也努力让自己变得更酷来吸引女生。

然而，内心总有一股强大的、想成为女生的渴望，“我有时候会想，也许我就是女生，会不会这一切都是梦，醒来后我的房间会变成粉红色。醒来以后会想自己在想什么，觉得自己是不是变态、很奇怪。”

青春期的发育打破了Vivian与自己身体的和平相处。17岁时，第二性征的出现让她产生极大的焦虑感。无法集中精神上课，脑子里想的都是“我身体在改变”，对逐渐宽大的身体、胡子、体毛以及变低的声音，Vivian都觉得反感。另一個焦虑的原因是时间上的紧迫感，她害怕青春期后，一切定型，就错过了转换成女性的最好时机。

Vivian决定向父母出柜，却遭到父母否认。他们告诉Vivian，你是因为课业压力和完美主义性格产生了挫败感，你觉得自己无法和其他男性相比，所以选择逃避而变得精神扭曲。

那时Vivian因为抑郁症不得不休学在家，父母让她回中国，认为Vivian在美国比白人孩子发育晚，受到女生注意晚，因为这个原因才想变性。“也许你在中国看到很多漂亮女孩子就不这么想了，我们看你长大的，我们知道你所有发生的事情，我们比你还要了解你，旁观者清。”

回国并未打消Vivian想变性的念头，她只是又静静回到柜子里。出柜后家人觉得是母亲把孩子养坏了，母亲在家里的地位一下子变低，母亲把这些都怪罪到Vivian身上。Vivian也很自责，回到柜内念完高中。

大学离家去上海念书，抑郁的情绪依然无法消解。“学习压力大，加上自己的情绪，我和爸妈都不沟通了，晚上睡不着觉，很焦虑，翻学校的墙，在无人的街上走，希望有车把我撞死。”

只好再次休学。休学后Vivian与父母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期间她经历工作、好友自杀、恋爱又失恋、抑郁症的低潮、复学又休学、往返于中国和美国。Vivian始终找不到自处的方法，一直都在想变性的念头里反复纠结。在美国认识一些跨性别朋友后，终于在2017年，Vivian意识到自己必须做出决定。

“我现在不想对自己的生活负任何责任，我觉得这个作业做不做对我无所谓，反正成功不成功我也没办法做女生，我对做男生的未来不在意，好不好无所谓，死活无所谓。30岁还没变性我觉得我会自杀。”

“如果我变性了，我一定要付出所有的努力让这个变化很成功。我生活要好起来，我必须有经济支持，每天都过得有规律，我要健康，要让身体好起来。”

算是给自己24岁的生日礼物，Vivian打电话向医生咨询变性的事。2018年1月30日，她终于第一次开始吃激素类药物，吃药之前花了1500美元去精子库冻精，Vivian希望以后还是能有自己的小孩。

Vivian并沒有刻意向家人隐瞒，医生的账单寄到家里，父母自然也就知道了，她也迎来更多的辱骂。“你这样吃下去，你不会好看的，就是四不像，男不男，女不女，我看你都恶心，你爸爸身体不好也是因为你。”

父母的反对让Vivian一度很没自信，而在转换期间的身体也让Vivian对自己不甚满意。“有段时间好，有自信出门，有段时间不好，又觉得完全不能出门，出门不敢和别人目光交接，而且我声音还是偏低，我觉得我还没那么pass（注：pass在跨性别中指不容易被看穿）。”

Vivian还在考虑要不要做性别重置手术，她说人生浪费了很多时间，卡在一个地方没有前进。跨性别经验仿佛把她拦腰砍成两段，一半滞留在无忧的过去，另一半则徘徊在与现实对照的痛苦里。

永远无法成为的女孩

Sayako一直在冒汗，额头上的汗珠把刘海弄得湿湿的，像刚跑完步，但其实北京晚上的气温也就几度。容易紧张的性格，让她有一些社交恐惧症。她穿着灰色的日系裙子，是女孩的装扮又不会显得高调。

Sayako今年17岁，是一名跨性别女性，目前高中被退学在家，正在申请国外大学。退学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情绪问题，服用抗抑郁药被学校知道后，认为她的状态不适合继续学习。另一方面Sayako已经向家人和学校出柜，但学校环境并不友善，平时并未尊重她的性别认同而误用人称代替，也不允许她使用女性卫生间和更衣室。

从有意识开始，Sayako就觉得自己是个女孩，但12岁前从未对性别产生过焦虑情绪，青春期开始后才对自己逐渐男性化的身体感到厌恶。每次一望向镜子，就与痛苦对视，“不想看镜子，把家里的镜子都蒙上。”

很多跨性别青少年因为被家庭拒绝，而变得无家可归，或遭受暴力，甚至有跨性别者被父母用绳子绑在家里，为了重获自由而跳楼导致脊椎骨折。

“胡子，拔，体毛，拔，对于性器官，洗澡上厕所的时候难受死了，所以我要避免不好的想法，否则很多时候我想起我身体的样子，很难受。”

Sayako在2018年3月向父母出柜，刚开始父母很震惊，但很快就接受了这件事，在咨询一些心理医生后，父母表示理解，虽然偶尔脱口而出的“儿子”让她感到不舒服。

“其实我才是少数。”Sayako说，因为她获得了家人不可或缺的支持。很多跨性别青少年因为被家庭拒绝，而变得无家可归，或遭受暴力，甚至有跨性别者被父母用绳子绑在家里，为了重获自由而跳楼导致脊椎骨折。

出柜后Sayako开始使用激素类药物，她完全无法接受自己的身体，身体和性别的错置让她有非常严重的焦虑情绪，所以今后一定会接受性别重置手术。她觉得即便完成手术，这种焦虑感依然会存在，“我知道以现在的科技水平，自己一辈子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女孩子。”

“手术能改变一些事情，但改变不了所有的事情，比如我的手脚比较大，肩很宽，这样买衣服都不好买，这就能直接看出我不是女生。还有就是我的声音，声带手术效果都不是很好。”

虽然焦虑感无法免除，但毕竟在转变的过程中，心理状态相较之前还是有所改善。Sayako努力让自己不去想不好的事情，努力改变自己的发型和造型，也努力向别人解释自己的性别认同。但当面对其他女孩时，Sayako又会很不自信，因为别的女孩有的，她没有。

内向的Sayako只想做一个普通的女孩，一个走在路上不会被人注意的普通女孩。虽然已经在穿女装，但有时候被人盯着看会让她很难受，所以她总是尽量穿得自然一些。“我不喜欢他人对我的性别表达评头论足，因为我的性别表达没有侵犯到他们，正相反，我尽量让自己的性别表达显得自然，以达到不打扰别人的目的。”

除了被评头论足，Sayako最讨厌的事情还是无法被当作女性对待。“我希望别人把我当成女生，但不可避免大家会觉得我和真正的女生不一样。但是不管怎样，都比把我当成男生好。”

Sayako的话不多，内向安静，她更愿意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事情里，她喜欢写程序，喜欢数学。即便不善于表达，Sayako依然努力向外界解释自己，也因为有家人的支持，她对自身和跨性别的认识也都很完整。

Sayako的父亲来接她，和我有简单的交流，短短几句话却让人深思。

“家长最重要是爱自己的孩子，这孩子正好是跨性别孩子，这样的孩子在全世界很多，大概有几千万。我是学医的，对这个比较了解，性别其实也是多元的，白和黑之间有很多的颜色，就像太阳的光谱。这不是她的错，我们只能更加关爱她，更加支持她，帮助她，这是作为父母应该做的。”

有一次在停车场，Sayako被收费的师傅在私底下议论，她的父亲光顾着停车没听到，Sayako告诉他以后，他要去找师傅理论。

“但是我的孩子拉住我，说爸爸不用，我就发现我的孩子成长了，内心强大了，足以抵抗这个环境了，我打心里高兴。我觉得社会越发展，理解和包容会越多。”

我们没有精神疾病

跨性别最早的相关记载可以追溯到希腊时代的史学著作，作品中提到黑海北岸的男人穿着女人的衣服做女人的工作，是一种有关性别认同的神秘疾病。西方医学有关跨性别的研究也没有和同性恋区分开来。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期的性学家都是从异性恋的生殖模式出发，把所有性别歧异，化约为性歧异，把跨性别当成同性恋并称为“性倒错”。著名性学家Havelock Ellis和John Addington Symonds在1897年合著了《性倒错》一书。但后来Havelock以“易装癖”取代“倒错”的说法，首度区分了同性恋与跨性别之间的不同。

1966年Harry Benjamin医生公开推动性别重置手术，他认为有些主体只能通过手术来改变身体的性别处境以及因此带来的痛苦焦虑，他出版的一些著作使“变性”这种性别歧异逐渐建立起独立范畴。

在中国大陆，同性恋在1997年去罪化，2001年去疾病化。然而，跨性别在医疗体系里还没有去疾病化，而且三甲医院和地方医院的使用标准并不统一。

仍有地方医院还在沿用2001年发布的《中国精神疾病障碍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会使用“性身份障碍”“异性症”“异装症”“性偏好障碍”等疾病来描述跨性别。

不少三甲医院会用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或2013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将跨性者描述为“性别不安”“异装障碍”，但依然是病理化的。

性倾向和性别认同是不可扭转的，扭转只会加深自我的不认同感，从而产生抑郁和自杀的情况，这已经被长时间的无数事实所证明。

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ICD-11）》草案，将跨性别的认同和表达从精神疾病和心理障碍中全部删除，同时在“性健康相关状況”章节中增加了“性别不一致”。

北京同志中心的鹿苹告诉《南风窗》记者，当去诸如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回龙观医院这样的知名医院时，医生会告诉家长，跨性别不是疾病，你的孩子很正常，不需要治疗，你要尝试接受这件事。如果去偏远地区，也许会说，这个病我能治，你交钱住院就可以。跨性别者被关进精神病院接受电击的案例不止一起。

性倾向和性别认同是不可扭转的，扭转只会加深自我的不认同感，从而产生抑郁和自杀的情况，这已经被长时间的无数事实所证明。但如今依然有一些性别扭转诊所，收取高昂费用，坑害跨性别族群。

而有些媒体对跨性别者的报道也有失偏颇。2010年以前，媒体报道的跨性别者主要和性工作有关，跨性别者处在社会底层，没有收入，被迫从事性工作。事实上，各行各业都有跨性别者，有中国顶尖大学的博士、教师、编导等。

另一类报道是对激素的错误普及，认为使用激素会影响人的寿命，其实在医生的正确指导下可以规避很多风险，但是有些青少年私自用药则会产生很多问题。还有一些报道过于猎奇，或是主观地认为要同情和怜悯这群人，这都会加重跨性别者在社会上的压力。

每个人都是截然不同又独一无二的个体，人有选择自己生活的自由和权利，在性别认同上也一样。

我想起那天送Sayako回她父亲车上的路上，有人向我们推销瑜伽课程，所以亲昵地叫着“两位美女”。Sayako轻轻告诉我，被叫“美女”她觉得挺高兴的。

像一个小孩子，偷吃本就属于她的糖果。

无非想做自己而已，和所有人一样普通的、真实的自己。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