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仿理论下的《葛特露和克劳狄斯》

2019-03-20 05:18赵丽
西部论丛 2019年10期

摘 要:《葛特露和克劳狄斯》戏仿《哈姆莱特》,讲述了葛特露在父亲、丈夫、儿子三重男权压迫下,内心的痛苦与挣扎。本文从巴赫金与戏仿的狂欢性、克里斯蒂娃与戏仿的互文性、琳达·哈琴与戏仿的现代性三个角度,分析这部小说。

关键词:戏仿 葛特露和克劳狄斯 哈姆萊特

一、巴赫金与戏仿的狂欢性

狂欢理论是巴赫金基本观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复调理论和对话理论一起构成了巴赫金的文艺理论。狂欢理论源于中世纪欧洲的狂欢节,巴赫金强调了狂欢节中的狂欢仪式、狂欢广场和狂欢式的笑。狂欢仪式包括加冕和脱冕,从开始的加冕到最后的脱冕,有着戏剧性的转变,暗示了新旧交替的意义。

狂欢节在文学中体现为狂欢化,即文学语言背后隐藏的狂欢精神。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大多有着狂欢化的表现。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有两个明显的层次都受到狂欢节式的结构——废黜与加冕——的支配,透露出莎剧完全摆脱现有生活秩序的信念。”[1]“废黜与加冕”与狂欢仪式上的“加冕和脱冕”相似,获得无上权利的加冕与遭人耻笑的废黜总是相伴而行,一人废黜便有一人加冕,加冕后同样面临废黜的危机。这种狂欢式的结构指出了权利与地位的无常和可笑,打破了原有的等级观念,表明新与旧的交替不可避免、循环往复。

《哈姆莱特》与《葛特露和克劳狄斯》的文本中都有狂欢化的体现。《哈姆莱特》中老哈姆莱特的死亡与克劳狄斯的加冕便是狂欢化的体现,戏剧的开端便奠定了狂欢的基调,使得后面奥菲利娅精神错乱而亡、波洛涅斯被误杀、乔特鲁德误饮毒酒而亡、哈姆莱特与雷欧提斯双双中毒剑身亡的情节具有戏剧性的色彩。《葛特露和克劳狄斯》的狂欢化则更加明显,主要体现在罗瑞克的脱冕与霍文迪尔的加冕、霍文迪尔的脱冕与克劳狄斯的加冕。葛特露在故事的开始受父亲罗瑞克的禁锢,成为了父亲的政治工具,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和自由;罗瑞克死后,她受到霍文迪尔的禁锢,不得不扮演一个合格的王后;霍文迪尔被杀死后,克劳狄斯虽然爱她,但仍然有着利用葛特露登上王位的私心。

二、克里斯蒂娃与戏仿的互文性

互文性是克里斯蒂娃首创的一个重要文学批评概念,指的是任何文本的构成必须依赖其他话语或文本,必须通过对另一种话语的吸收或转化完成文本互动。互文性体现了文本之间互指和影射的关系,尤其是在说话主体和文本历史上。

说话主体即话语主体的多元性。克里斯蒂娃强调对话语主体多元性的挖掘,而非仅仅局限于单一的话语主体。在《哈姆莱特》中,话语权在老哈姆莱特和哈姆莱特手上。老哈姆莱特一出场便奠定了整部戏剧的善恶基调,莎士比亚借助老哈姆莱特之口,让读者一开始便了解到克劳狄斯是一个谋杀兄长、篡位夺权的无耻之徒,乔特鲁德是一个背叛丈夫、淫荡乱伦的淫妇。而哈姆莱特一方面对二人进行控诉,另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内心独白,博得观众的同情。乔特鲁德和克劳狄斯则毫无话语权。在《葛特露和克劳狄斯》中,话语权转移到了葛特露手上,观众可以通过葛特露的视角重新认识人物。葛特露不再是背叛丈夫的王后,而是一位被男性操控的可怜的政治工具。克劳狄斯是在她绝望的政治婚姻中,给予她爱与温暖的情人;霍文迪尔是粗鲁蛮横、自私无趣的国王;哈姆莱特是对女性不屑一顾、仇视母亲的王子。话语权的转换,颠覆了读者对人物形象的理解,读者不再被动接受作者的主观意愿,而是有了自己的价值判断。

三、琳达·哈琴与戏仿的现代性

在后现代主义时期,戏仿是一种常见的形式。在琳达·哈琴眼中,戏仿甚至是一种完美的后现代形式。戏仿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起源,既是与所模仿对象的合作,也是对模仿对象的挑战,对权威的挑战,是多元化、开放化精神的体现。

戏仿具有悬置性。后现代主义戏仿理论的悬置性是让读者自己挖掘文字语言下的深层意蕴,通过对模仿对象的隐喻、反讽,让读者重新思考批判经典。在葛特露与奥菲利娅的对话中,她曾说道:“男人的天性更容易趋向极端化。在他们的思想中,她们一会儿处在极其污秽、卑下的地方,一会儿又能达到极其崇高、无可逾越的地方。”[2]这段话不仅让读者回想起哈姆莱特矛盾的性格:他用恶毒的话语伤害奥菲利娅,使她发疯死去,却在奥菲利娅死后悲痛不已,说出“四万个兄弟的爱合起来也抵不过我对她的爱”;他用装疯这种不光彩的手段降低克劳狄斯对他的警惕,又在有机会杀死克劳狄斯报仇的情况下,坚持行事光明磊落,放弃了这次复仇的机会。就像葛特露所说的一般,男人一会儿卑下,一会儿崇高。读者不禁会对哈姆莱特的正面形象产生质疑,从而达到思考批判经典的作用。

后现代主义戏仿有着消解主流价值观的作用,哈琴认为“戏仿绝不是要肢解和消遣过去,而是一种保持批判距离的重复行为,使得作品能以反讽语气显示寓于相似性正中心的差异”[3],戏仿以批判、反讽的方式让读者对模仿的文本有了新的思考。但是戏仿并不是将模仿的文本生搬硬套进当下的历史社会环境,而是通过置入的方式再现过去和当下的差异。厄普代克没有强行将女权主义的社会背景植入到莎士比亚所创造的世界中,而是将叙事主体转变,以女性的视角进行叙述,让读者自然而然从女性视角出发,反思过去对女性话语权的剥夺和女性地位的低下,消解了男权至上的主流价值观。

《葛特露和克劳狄斯》作为对《哈姆莱特》的戏仿,与《哈姆莱特》一定程度上相似,如狂欢化的情景——加冕与脱冕、情节互文,但它最终超脱于《哈姆莱特》之外,完成了对经典的重塑与批判。

注 释

[1] 黎皓智.20世纪俄罗斯文学思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34,545

[2] 约翰·厄普代克.葛特露和克劳狄斯[M].杨莉馨译,译林出版社,2002:194,195

[3] 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M].李杨,李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36

参考文献

[1] 约翰·厄普代克,《葛特露和克劳狄斯》[M],杨莉馨译,译林出版社,2002

[2] 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M],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3] 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M],李杨李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 邢立丽,《戏仿概念的历史流变和理论内涵》,2012

[5] 付新玉,《论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产业与科技论坛》,2018年第17卷第18期

[6] 赵雪梅,《克里斯蒂娃与后现代文论之发生》,《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01期

[7] 程军,《超文性戏仿:一种独特的“互文”与“对话”体裁》,《文艺评论》,2013年09期

[8] 刘维维,《琳达·哈琴的后现代戏仿理论研究》,2015

作者简介:姓名:赵丽,性别:女(1998.02),籍贯:天津,学历:本科,职称:无,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单位: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