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西文化激荡背景下的汉语语法研究70年①

袁毓林

（北京大学 a.中文系；b.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计算语言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1）

回顾汉语语法学的历史，让人想起李白的诗句“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透过70年的峥嵘岁月、苍茫云烟，我们必须放宽历史的视野，拉长学术纵深，回到学科的原点，思考汉语语法学是怎么来的，将来要向哪里去。吕叔湘先生在《朱德熙文集·跋语》中说：

中国人知道关于语言文字有一种学问，超出中国传统的音韵、训诂之外，是从《马氏文通》的出版开始的。这以后，中国的语文出版物里边就有了“语法”这一种类（早期出版的多称为“文法”），到了现在已经附庸蔚为大国，并且产生了许多流派。[1]

也就是说，在《马氏文通》前，我们关于语言文字的学问，基本上只知道文字方面有文字学，音韵方面有音韵学，训诂方面有训诂学；但是，不知道有语法的。自从《马氏文通》以后，中国人才知道有文法这种学问。可见，语法学是近代中国在西方文化冲击下逐步形成的。所以，我们需要在中西文化激荡的背景下，观照新中国70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以期获得一种对未来有启发意义的眼光和思路。

关于近代中国的历史，费正清先生有一个重要的论断和理论，就是“冲击-回应”模式，大意是：中国文化是十分稳定、不容易发生变化的；当然，其中也有一定的惰性，只有在外来冲击下才被迫作出回应。在回应时，一方面吸收西方的思想，另一方面在传统思想里汲取营养，然后融会贯通，形成自己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跟文化思想及其下的学术体系。他在跟邓嗣禹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中，一开始就提出：中国文化“既有传统的遗产，又受西方的影响，他们相互交织在一起”。[2]费正清把中国近代史看作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化缓慢迈进的过程，这种近代化过程就是中国对西方的冲击作出回应的过程。“冲击-回应”模式包含着这样一个假设：中国的文化一旦形成传统，就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即使有发展，也不过是内部稍作调整；除非有外来作用，否则中国难以跳出传统的窠臼。费正清还从思想意识方面论述中国对西方入侵的反应，认为：“面对近代西方的侵略扩张，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在认识外来文明的过程中，采取行动来维护自己的文明和政治、社会制度”。[3]这些论断，值得我们思考。

由于中国近代200年来的文化进步，主要是由几代知识分子推动的；所以，我们需要对知识分子的代际进行梳理；同时，看一下语法学研究者的世系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在这里，我采用北京大学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的体系。他说，近代以来我们的知识分子大概可以分为七代：第一代，推动洋务运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第二代，推动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第三代，推动五四运动（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第四代，献身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五代，新中国培养的，毕业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第六代，恢复高考上大学，毕业后参加改革开放；第七代，新世纪上大学、读研究生成长起来的学者。[4]

如果用这样的坐标系来看汉语语法学史会非常有意思。第一代学者里有马建忠，他曾经是李鸿章的幕僚，甲午海战失败以后，他在上海闭门思考和写作，于1898年出版《马氏文通》。他多年来做的工作，主要是给中国人写文法，希望帮助中国人更加快捷地读书、写作，帮助孩子花更少的时间组词、造句、作文，这是第一代语法学者。第二代对应得不是很清楚。第三代，从《马氏文通》出版以后，陈承泽等一大批学者思考语法是怎么建立的。陈承泽于1922年出版了《国文法草创》。后来，黎锦熙先生强调，既然是白话文运动起来了，就要写白话文文法，于是有了1924年出版的《新著国语文法》。他强调这部语法有别于《马氏文通》的以词法为主，是句本位的语法。这代学者非常清晰地从文言到白话，同时延伸到方言等活生生的口语，如1926年赵元任先生在方言调查基础上写的《北京、苏州、常州的语助词研究》（《清华学报》第3卷第2期）。第三代语法学者的研究对象的延伸非常清楚，从文言到白话，再到口语。第四代学者分成南北两派，一派是孤岛上海的文法革新问题的讨论者，1938―1943年间，以陈望道、方广焘等先生为代表，引入了结构主义的分布分析的思想，1943年结集出版了《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另外一派在抗日大后方埋头著书，代表作有吕叔湘先生1942年的《中国文法要略》、王力先生1943年的《中国现代语法》等。他们采用了叶斯柏森“三品说”体系。叶斯柏森在欧洲语言学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承上启下的学者，是从传统语法到结构语法的中流砥柱式的人物，赢得了乔姆斯基对他的敬意。王力先生、吕叔湘先生以他的理论为参照，建立了新的、比较符合汉语实际的语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前期汉语语法研究主要是普及性、规范性、应用性的，特别的贡献是：语法体系对语文教育和语法思想普及产生了重要作用。比如，1951―1952年，吕叔湘、朱德熙出版了《语法修辞讲话》；张志公先生主编了两套书：1956年的《语法和语法教学》、1959年的《汉语知识》，它们阐释了汉语语法教学的大概方案，形成了著名的“暂拟教学语法体系”；1957―1962年间，黎锦熙、刘世儒出版了《汉语语法教材》，为普及白话文语法提供了详细和合适的教学资料。在这期间有两场声势浩大的学术讨论，词类问题和主宾语问题的讨论，出版了《汉语的词类问题》第一集（1955年）、《汉语的词类问题》第二集（1956年）、《汉语的主宾语问题》（1956年）。对于这两场讨论，朱德熙先生曾在某个场合指出：当时的理论准备是不够的，尤其是对汉语事实的调查是不充分的，所以讨论不太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不过，倒是摆出了一些问题。

这期间也有比较专业的学术研究，如陆志韦先生，他在美国接受了长期的实验心理学的训练，但回到国内以后做实验心理学不现实，因为仪器设备不够。他把统计学的方法引入到音韵学中，同时从词汇开始研究汉语语法。他有两部重要的著作：《北京话单音词词汇》（1951年）和《汉语构词法》（1957年），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二类是李荣和赵元任先生，李荣编译的赵元任《北京口语语法》（1952年，开明书店）研究汉语口语语法的体系，是基于方言的，并且处处跟英语语法进行比较，因此，理论视野是比较开阔的。他们也是采用描写语法学的方法，所以，我们成体系的描写语法学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同时，陆宗达等先生利用他们对汉语文字、音韵和训诂研究的深刻体认，加上对西方语法体系的借鉴，抓住形式性的标记等方法来研究汉语的语法。陆宗达等的《现代汉语语法》（1954年）的价值，直到现在还没有被充分地认识到。不过，我的老师王维贤教授是非常重视这部著作的，经常跟我们讲到。另外，还有吕叔湘先生《汉语语法论文集》（1955年）的出版，以及郑祖庆翻译的龙果夫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第一卷：词类）》（1958年），也包括后来丁声树等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61年）。《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基本参照赵元任《北京口语语法》的有关思想。这些研究都是专业性比较强的，奠定了很好的汉语描写语法研究的基础。

在这样的背景下，结构主义描写语法学得以全面地展开和尝试。朱德熙先生有一系列的文章，如1956年的《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特别是纲领性的总结性的论文《论句法结构》（1962年）。这篇论文已经把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跟后来的转换生成语法等有关思想和方法结合起来，谈句法结构应该怎么利用替换、扩展、变换等操作手续来研究，这到现在仍非常重要；至少我们在北大给研究生讲课时，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尤其是着眼于怎样从歧义现象上来认识句法结构的各种决定性要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开始把西方的传统语法、结构语法跟早期的转换语法综合起来运用，相当于在短短的二三十年中走了人家几百年的道路。

此后，进入了学术复兴前期的汉语语法研究。陈望道先生的《文法简论》（1978年）虽然简短，但是也有不少有意思的见解。吕叔湘先生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1979年）对汉语语法分析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他同时翻译了赵元任先生的《汉语口语语法》（1979年）这本书，重新把结构语法的思想、成果、体系引进来。紧接着朱德熙先生的几篇文章发表，如1978年的《“的”字结构和判断句》，还有论文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1980年）。多篇论文把以前描写结构语法，跟后来转换生成语法、格语法、语义学等很多思想综合起来，尤其是对多种方法的采用，如语义特征分析方法的引入、变换分析方法的尝试。这个阶段，我们对汉语描写、汉语语法研究的手段、方法和思路有了比较大的提升。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析句方法大讨论：到底是成分分析法好还是层次分析法好，能不能结合、如何结合，让我们认识到现有的句法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是非常单薄和苍白的。1980年代，上海胡裕树、张斌等先生关于语法分析的三个平面的思想也非常重要。他们提出在进行语法分析和语法研究时既要区分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又要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

这个过程中有一大批中年学者迅速崛起，他们在学术上、在汉语语法研究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像范继淹、李临定、陆俭明、邢福义等先生纷纷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论文。这些论文成为当时研究生们争相阅读的文章。同时，他们还指导了一大批研究生。这些第五代学者在学术传承方面有一种“薪火相传”的作用：一方面向老先生学习，参考国外是怎样研究语法的，再自己刻苦钻研、努力摸索；另一方面，指导研究生，带领他们一起探索汉语语法研究的新路子。这批学者承前启后，功不可没，推动了中国语法学向前发展。

与此同时，年轻一代逐步进入了语法学界。改革开放以后培养的研究生，从刚才第五代学者手里接过接力棒，成为第六代学者。他们大胆地尝试各种新的研究路子：既有传统语法的，也有描写语法、功能语法、配价语法、认知语法、形式语法、生成语法、篇章语法的。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这批学者慢慢面临着逐步退休。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想办法创造条件，尽快让第七代学者脱颖而出。我们在读研究生时，王维贤先生经常跟我们说，要努力如锥处囊中，脱颖而出，不能做一个平庸的学者。我们现在亟需考虑的是怎样创造条件，让第七代学者能够脱颖而出，成为继往开来、贯通古今、融会中西的语言学家。

最后说一点，就是现在大家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焦虑：中国语言学和中国语法学在国际舞台上的失语——国际语言学论坛上没有我们的声音。这里面有一个很大争论是“特色论vs.普世论”：一种是强烈主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另外一种认为语言学只能是普世的，没有中国特色的，就像没有中国特色的物理学一样。这两方面都各有各的理由，可以各自坚持自己的理念、走自己的路，不要说别人的不对，不要急于去否定对方。这是我的想法。怎么来调和？前些年沈家煊先生等有一个很好的说法，就是中国立场和世界眼光；另一种相近的提法是本土意识和国际眼光。都不错，大家完全可以各走各的阳关道，谁也别挡谁的道。

未来的汉语语法学，路在何方？其实，路就在我们的脚下。

鲁迅先生说过大意如下的话：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一方面学习古典中有生命的东西，另一方面兼采活生生的口语；那么，我们的新文学就有希望，就能够取得成功。现在成功了吗？至少，莫言先生2012年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稍稍缓解了部分国人的诺贝尔文学奖焦虑。随后，大家又焦虑了，怎么我们没有诺贝尔科学奖啊？好了，屠呦呦女士2015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我们的诺贝尔奖情结得以松动。说起来，我们语言学者应该感到庆幸：好在没有诺贝尔语言学奖，否则不定又有多少同志要夜不能寐了。其实，只要我们不断学习新知识，面向语言生活和社会应用（中国语言学一向有这个优良传统，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中国语言学就一定有光明的前景。如果我们能够基于汉语的历史、方言和其他多种语言的事实，进行沉浸式的调查和多角度的观察，敢于尝试各种新的研究方法，锐意提出新的见解，容许不同的学术见解共存与竞争；那么，汉语语法研究就会不断进步。至于能否被国际学术界承认，并不需要过多的担心。它承认了你怎样？不承认你又怎样？你还是你，我们还是我们。我们要埋头苦干、脚踏实地地做好我们的工作。实在焦虑难耐时，不妨念一下《倚天屠龙记》中九阳真经的口诀：

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