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我看、我思

俞敏洪

女儿约我，和我一起去左岸的书店逛逛。孩子对书店感兴趣，让我十分开心。

左岸的书店，全球有名，尤其有家叫莎士比亚的书店（Shakespeare & Company），创始人是毕奇（Sylvia Beach）。

毕奇是美国人，二十世纪初来到巴黎，喜欢上了巴黎文化，最终决定在巴黎圣母院隔岸的地方，开设一家书店，开门就能够见到巴黎圣母院的全景。因为对莎士比亚的崇拜，就起名为Shakespeare & Company，实际和莎士比亚没有太多关系。她经营书店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聚会。一战后，世界各地的文人骚客，流荡在巴黎，书店就成了他们聚会的场所。毕奇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和周到的服务。与其说这是一家书店，不如说它是一家沙龙。

法国有沙龙的传统，最初起因是法国的名媛贵妇，百无聊赖，就请一些文人精英到家里聊天，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文化，对法国乃至世界的文化艺术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在中国，也出现过这样的沙龙，主要代表人物是林徽因。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在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吹拂下，北京的一批知识精英，思想活跃。林徽因美貌天成，在西方留过学，思想和个性都很开明。她利用聚餐、茶会组织沙龙，邀请胡适、朱光潜、徐志摩、费正清、沈从文、金岳霖等一大批有识之士参加，大家自由自在、纵论古今、谈天说地、彰显学问、追寻人生。

更加重要的是，一些伟大的思想，就从这里发芽生根。这批人在民国和抗战时期，在艰苦条件下互相勉励，为抗日救亡和学术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当然也有人看不惯这样的聚会的，冰心就写了一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来讽刺这样的聚会。结果中国两位著名的才女，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回到毕奇。自从毕奇开了书店后，一时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海明威、菲兹杰拉德、乔伊斯、斯坦因、纪德、艾略特等人云集于此。毕奇一生做的最伟大的事情，就是认定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是一部伟大的作品，费尽周折、冲破重重阻力，使其公开出版。这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伟大成就。尽管后来毕奇和乔伊斯两人因为版税问题，闹得不欢而散，但这件事情本身，依然成为业界美谈。

后来，毕奇出版了回忆录《莎士比亚书店》，留下了一段书店佳话。今天的莎士比亚书店，几经转手，和当时的毕奇书店，已经没有太多关系，只不过在同一个地点而已。现在的书店，更多的是一个旅游景点，往来已经没有鸿儒，参观常常会有白丁。

一个地方的伟大，不是因为地点，而是因为在这里的人。一个书店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国家的伟大，不是因为地大物博，而是因为这个国家有伟大的人。

比如法国有卢梭、伏尔泰和雨果等，美国有华盛顿、林肯、马丁·路德·金等。南非因為曼德拉而伟大;哥伦比亚这样一个小国家，因为小说家马尔克斯而伟大。中国的伟大，更多地来自于老子、孔子、李白、杜甫等这些文化人物，而非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帝王将相。

我和女儿在书店里面逛了一会，感觉就是一个普通书店，往昔的光荣已经远去。这里的特色是买的都是英文书。女儿想买法文版的波伏娃《第二性》，但里面没有。我们出来，在不远处找到了一家巴黎最大的法文书店，叫GIBERT JOSEPH ET JEUNE，居然两栋大楼，每栋六层，里面满满的书籍。买书的人也熙熙攘攘，和中国的不少书店现在门可罗雀，形成了鲜明对照。

我女儿法语还可以，和服务员沟通，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法文原版的波伏娃《第二性》，兴高采烈地买了下来。

买完书，天色已经暗下来。华灯初上，在橘色的灯光下，巴黎左岸显得柔和温馨。路边的咖啡店和糕点房，散发出咖啡和烤蛋糕的香味。这些味道，和左岸的书香混在一起，给人类孤独的灵魂营造了一种可以安心栖居的温暖环境，也许这就是巴黎令人流连忘返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