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忆书

维摩

往事堆叠的回廊幽暗曲折，倘若不把它及时照亮，必然会渐渐失去光芒。

旺火

疾风如马，生长在遥远的群山之巅。

如果在往常，它们可以卷走石头，可以拔掉小树，可以撞破门栓，可以咬断窗棂，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手里的粗瓷大碗夺过来，狠狠摔碎在青石的水槽边。

然而现在，一万群风马掠过，也扬不起半点烟尘。

那些如胭脂般略泛红色的冻土牢牢覆盖着大地，只是它们已经不再葆有暖风和煦时的柔软弹性。即便是挥动锋利的铁锹，也只能在上面留下一排浅浅的白色啄痕，北风一吹，立刻消散得无影无踪。

我的根，就扎在这冻土深处。

清晨，白色的淡雾还没有退去，村庄的呼吸细碎悠长，睡意沉沉。奶奶已经绾起头发，裹上黑色的棉袄，用爬满红锈的铁杖捅开泥封的灶火。炉膛内的灰尘被火光吹动，扑向她瘦削的脸颊。她一面扇动手掌，驱赶炉灰，一面弯腰铲了些炭块填在里面，然后把油亮笨重的黑铁茶壶坐到火上。燃烧了一夜的炉渣被小心地从炉子的下部清理出来，炉子醒了，火焰升起来，舔舐着茶壶。

茶壶里的水开始翻滚的时候，爷爷已经穿衣起身。灶火上放着白底红花的搪瓷洗脸盆，盆里有奶奶倒好的浅浅的热水。他只能撩起热水擦把脸，肥皂是绝对不能用的，否则后起的人——三叔、三婶、四叔、我，就没法用这点水了。在这里，水要比高原外面的地方宝贵得多。高原外面的地方是什么样子，那时的我一无所知。我感兴趣的是树上的鸟窝，石头下的蜈蚣，哑巴家的老牛。我对高原外的粗浅认知，是父亲在那里当兵。父亲长得什么样子，细想起来实在太费心思，不如再睡会儿。爷爷洗完脸，担起炉渣，推门出去。彼时，奶奶正在沙沙地扫着院子。爷爷经过她身边的时候，仿佛根本没有看见她，径直去村外沟边倒灰去了。

我在饥饿难耐中把手伸向枕边的瓷碗，那里面只剩了两片干硬的玉米面馍馍。我不情愿地翻了一会儿，直到外面的寒气跃跃欲试，打算顺着我不着一丝的胳膊钻进被窝，我才打定主意把那两片玉米馍馍掖进被窝，大嚼起来。爷爷奶奶心疼我年幼，害怕我半夜饿醒，总是睡觉前在我枕头边放个大碗，里头放几块馍馍饼子之类的，于是每当夜深人静，枕边总会传来我嚓嚓的咀嚼声。

那时的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食量惊人，几乎任何能入口的东西，都逃不脱我的魔掌。以至于长久以来，我担心自己肚子里养了条饿狼，永远喂不饱。母亲形容我吃饭的做派，是个标准的“讨吃鬼”。我丝毫不以为意，依旧我行我素。被送到乡下爷爷家以后，更是练就了一身混吃的好功夫。村里人家养鸡，大多是攒了鸡蛋用来换油盐钱的，唯独我家不是。这固然是因为我父亲能常常往家里寄钱，更是因为老人们疼我。我是不领情的，蛮横霸道地把架子上的鸡轰走，伸手就往里摸。摸到的鸡蛋大都是温的，有时还会粘些鸡毛鸡粪在上面，我就手磕开，直接把那甜腥的液体倒进嘴里，舔舔嘴唇，依然回味无穷。

嚓嚓的咀嚼声总会伴随着落下的食物碎屑，当这些碎屑落满床铺，扎得人无法安睡，我才会在小米稀饭黏稠的香味里姗姗起床。

三叔和村里的年轻人们上山去了，晚饭之前，他们需要带着成堆的木柴回来。我们这里本是不需要木柴的，家家院里都有用不完的煤堆炭块。只是眼前已到年根，村里不时会响起鞭炮声，一年一度的“旺火”却是少不了木柴的。

傍晚时分，三叔他们拖着两棵小柏树，走进了院子。饭是已经提前做好的，他们吃过饭，吸了一会儿烟，马上动手。用木柴搭架子，炭块如方砖一样层层码好，砌起碉堡一样的小楼。等到吉时，引燃鞭炮，点起旺火。

那年的旺火搭得比我家屋顶还高，第二天醒来，我透过纸糊的窗子，隐约看见红光闪动，那堆火还在毕毕剥剥地烧着。

我又长了一岁。

书房

天气暖和起来，白昼开始变长。

某天早上醒来，奶奶坐在炕头，递给我一个书包。那是她头天晚上在煤油灯下完成的，深蓝色的粗布，细密扎实的针脚，正中间用红布缝了个五角星。那五角星如此耀眼，让我立刻想起了高原之外的父亲。

娃儿，上书房吧？她说。

书房就是学校，上书房就是去学校。我还不到上学的年龄，可是听到这话却快乐得答应着，一丝不挂地跳下床来。

那天早上的太阳是红色的，如同过年时贴在门口的对联一样红，静静地挂在村口大槐树的枝丫上。我唱着五音不全的歌，跟小哑巴连蹦带跳地踩着浓浓的红糖色的晨曦，走向学校。

我先看见那个阔大的戏台子，那个戏台的青石柱子足有幼小的我两人合抱那么粗。我从没有见这里唱过什么戏，但已经被这么恢宏的建筑所吸引。戏台子西边的一带房子已经很破旧了，养着生产队的羊和牲口，叫声和咀嚼声连绵不断;戏台东边则是队部，队部隔墙，就是学校。正中间的场院，堆着小山一样的草垛和麦秸。

所谓“学校”，只是一间房子，一块黑板，一个老师而已。学生二十来个，按照年龄分了四个年级。四年级上课的时候，其他年级的孩子做作业;三年级读书时，其他年级的孩子自习。依次类推。书本只有一套，在老师的手里。需要学习的内容，写在黑板上，学生自行抄写到自己的本子中。我的书包里，也如他人一样，一根铅笔，一本薄纸。橡皮是奢侈品，很少见，写错了字，用右手食指在嘴里蘸了唾液，把纸上的字迹抹掉即可。这样的习惯跟随我多年，以至于后来到城市里上小学时，还不时用口水擦错字，惹得同学们哈哈大笑。

我并不认为这样的求学经历多么让人难以启齿，相反，我觉得它是我一生的财富。我父亲也曾经在这样的乡村学校读书，那时候这里还是王家的祠堂。据说更早的时候，这片宅子是前清王阁老的家，十里八乡最好的建筑，比仙翁庙还好。

多年以后，我重新回到這里。戏台已经废弃，队部已然倾颓，原先养牲口的一带房子，现在片瓦全无，只剩堆草垛的平地。时光的河流无声无息，却无可阻挡地把很多东西抹平，把记忆淹没，似乎这些从未在地球上存在过。即便有零星的片断闪现在脑海，也不得不令人生疑。那宽阔的戏台，而今不过是几步之宽;那曾经的粗壮石柱，原来竟是如此单薄。我记不起在这样的学校里学到了什么，只是依稀记得似乎跟小伙伴们在院子里风一般跑过，在草垛上翻过跟头，给比邻而居的羊群喂过草……

唯一可以确信的是，那些美好的游戏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豆角

古诗云：“豆粥能驱晚瘴寒。”

这个豆粥大约是南方的豆粥吧，凉水注入砂锅，加热到微冒水汽，依次添入红豆、绿豆、江米、莲子、花生、蜜枣等等，大火煮开，文火慢熬，直至口味香甜软糯，色泽艳丽浓稠。然后用粉彩的小碗盛了，丢进去一只白色的调羹，便可上桌。这样的粥饱含着江南的烟雨风华，无论是制作过程，还是享用时分，都氤氲着细腻独特的水乡情感。而在我的记忆里，在风马奔腾的高原，在爷爷家，却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豆粥。

熬粥的器皿自然是笨重黑铁大锅，要煮够全家人的分量，这样的炊具再合适不过。豆角去筋切段备用，待到锅中水滚，加入小米、黑豆、核桃，熬一袋烟工夫，再将豆角放入其中，用缺了角的黑铁马勺搅动一番，加盐，煮至浓稠，马勺插入能立而不倒，起锅，用粗瓷大碗盛上，便是一顿耐饥抗饿的早餐。这样的粥亦菜亦饭，从营养学来看，碳水化合物、氨基酸、植物蛋白什么的全有了，只是味道实在不敢恭维。

那时的我在味觉上的追求并不奢侈，能吃饱并且随时嘴里有东西咀嚼，那才是梦想所在。即便如此，这样的早餐依然能给我无比踏实的感觉。同样的，它是以土地为生的庄稼人最重要的食物。在村庄每家的食谱里，豆角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豆角耐旱，容易打理，产量可观，几乎家家都会在地垄子里种几行，有了这个，就不必在蔬菜上多费心思了。

豆角是有藤蔓的，无论枝叶爬得多高，那些丝丝缕缕总会牵扯着它的情绪。

就像人一样。吃饱了，玩疯了，总会静下来。

我想家了。

如果我是一根豆角，母親就是藤蔓，家就是根。离得越远，就越想落下。

我时常问爷爷：“我妈什么时候来接我？”爷爷不语，奶奶笑呵呵地在我手心里放一捧喷香的炒豆子，说：“快了。”

我热切地盼望回去。有一天，我正在小哑巴的牲口棚子前看人铡草，有人路过对我说，你家里来人了，是不是要把你带走？

我立刻像旋风一样刮回家里，却被告知来人已走。

是妈妈怕你吃不好，托人捎了两袋肉丸来，奶奶说。然后她把黑色的砂锅加满水架到火上，撒把盐，切把葱，丢两个肉丸进去。只炖了一小会儿，屋子里便充满了香气。

肉丸很好吃，但我更想母亲。

天很热了，地里的农活多了起来。爷爷奶奶在前面摘豆角，我挎着篮子在后面跟着。望着满眼的青绿，我突然说了一句，爷爷家的豆角真好，过些日子我要是回家，给我带点吧，让我妈尝尝。

听了这话，爷爷奶奶对视了一下，停下了手里的活儿。

奶奶捶捶腰，说道：“我娃儿大了。”

老井

村子里没有钟表，时间的概念完全来自日升月落，所以没人知道，那口老井诞生于何年何月。

它确实够老的，长满了斑驳的绿苔，井绳和铁桶在它的口沿上留下了岁月的痕迹。

打水的都是男人。这是个力气活儿，更是个技巧活儿。要去打水，先须搬开井口上覆盖的青石。脚一定要踩实井台，才可借力。用井绳上的铁钩挂住桶上的提手，缓缓放下，待手上略略感到水桶受浮，抓稳井绳，左一摇，右一荡，沉两下，提将上来，便是清水满溢。

两桶水打完，还要照旧将青石盖到井口上。扁担上肩，便可回家送水。不得不提的是，用扁担也颇讲究技巧，步频须得与扁担颤动的节奏合拍，才能既轻巧又稳当，一路轻松滴水不漏。倘若是脚步配合不好，扁担两头反弹回来的力量会成倍袭来，压得肩膀生疼。最重要的是，两只水桶会失去平衡左右乱晃，带动着人也踉踉跄跄。等回到家中，在黑陶大缸边站定，稳稳神再看，两桶水洒得只剩下了半桶。

挑水这样的活儿，向来都是三叔的。四叔腿脚上有残疾，一辈子没干过重活儿。爷爷上了年纪，腰腿自然不比年轻时候。三叔在家便是顶梁柱。那时三婶刚刚生了孩子，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炕上度过。增添了人口，日子过得似乎也有点紧巴。光靠几亩薄田，应付得了大人，却打发不了孩子。在我的印象里，三叔似乎也是下过煤矿的。

那是更大、更深的一口井。

得益于自然的馈赠，那些年几乎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小煤窑。村民们在磨盘边吃饭聊天的时候，总是少不了哪村跟哪村的矿井无意间打通了之类的话题。话题中也有共识：种地虽然本分，但顶多也就能糊口，要想挣钱，非得下井不行。

有一次三叔午饭前回来，带了一身衣裳，一顶安全帽，一盏可以别在帽子上的矿灯，说要在村里的煤窑下井了。

从那以后，我经常和小哑巴到矿上去玩。直到中学为止，我对于“工业”两个字的印象，完全来源于小时候在矿上的见闻。钢轨、翻斗车、电灯，都是最早在那里见到的。最神奇的当然是升降机，我每次到矿上都要进升降机房看一看，开升降机的师傅让我羡慕不已。在他的催促下，一群面孔生动的人钻进铁笼子里。他拨动操纵杆，伴随着雷声般的响动，人群就被送到了深不可测的地底下。雷声再次响起的时候，笼子里站满了面无表情轮廓难辨的黑人。笼子门一开，如释重负的人群才奔向澡堂。

澡堂是矿上的，只针对下井矿工开放，所以村里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唯独我和小哑巴。那一次我们趁着管理员不注意溜了进去，只看见很大的一池冒着热气的黑水静静地躺在面前。我和小哑巴立刻脱去衣服，跳进水里，玩了起来，直到水越来越少，光滑的洋灰池底露出来，管理员提着水桶来打扫池子，我们才在训斥声里恋恋不舍地穿上衣服。

关于井的生活，伴随到我七岁多。水井不仅爷爷的村子有，母亲的县城也有，就在东关的东城壕边上。

那个夏日的午后，我还在甜美的午睡中不肯醒来，奶奶摇了摇我说，娃儿，妈妈托人来接你了。我在懵懂中点点头，爷爷把我和行李抱上了车，然后他下车跟奶奶一起向我摆了摆手。我就继续睡了。

我的行李很简单，只是一麻袋豆角。爷爷和奶奶专门为我摘的，重得我搬不动。

见到母亲已经是晚上，我下意识地喊了句“妈”。也许是我乡音太重，她立刻笑出声来，说：“我娃变成草灰了。”

“草灰”是我母亲县城的方言，类似于“土鳖”，用来指称乡下人。说完这话，她立刻烧水，给我洗澡、剪指甲、换衣服。因为那一句“草灰”，回县城的头一个月里，我怯得不敢说话。

哥哥却是不久前刚从武汉回来，他眉飞色舞地给我讲述大城市的样子，给我讲父亲的军营，给我看从靶场上捡来的亮晶晶的子弹壳。

我很羡慕他。

油灯

很多年以后，我才弄明白奶奶那句“我娃大了”里包含的丰富情感。那一次，他们俩离开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庄，辗转两百公里来到这个高原外面的城市。

彼时，我已经参加工作。爷爷来看病，食道癌。

起初的日子很慌乱，父亲请假、联系熟人、安排去几家医院检查;母亲每天买很多菜，还有不同的点心，安排两位老人的饮食。然而不同医院的诊断结果还是一样的，父亲变得很沉闷，倒是爷爷豁达得多。他十六七岁参军离家，打鬼子，打老蒋，走南闯北，直到胸部中枪，伤愈后即回家种田，也算是经历过生死的人，生老病死的事情，似乎看得很淡了。

父母要上班，哥哥远在武汉读军校，奶奶是行动不便的小脚老太太，每次陪同放疗，就成了我的事情。杂志那时是双月刊，弹性工作制，相对比較自由，我把工作尽量在上午做完，下午就可以陪爷爷。医院离家有一站路，虽然很近，但我担心他体力不支，问他是否坐公交，他总是笑着摇头说不用。于是我们两个总是走路前往，我很想跟他说点什么，可是想来想去找不到话题。而且我现在一口普通话，儿时的乡音已经打磨得丝毫全无，跟爷爷交流起来，似乎隔着宽阔且陌生的河流，完全没有亲近感了。

有一次，我陪爷爷去放疗的路上，接到朋友的电话，约我下午去踢球，顺便晚上喝一杯。医院的气氛总是沉闷的，尤其是在放疗室那样的地方，常常会传来病人绝望的呻吟。即便是拿本书，我也读不进去几页。闷了这么久，我当然也很想去透透气，能和朋友们喝点酒，释放一下，肯定会好很多。于是进了医院后我就问爷爷，问他能不能找到回家的路。

他笑着摆摆手示意我离开，如同当年他送我离开老家一样。

傍晚，我刚坐到酒桌边，就接到了父亲的电话，他责备我不该把爷爷一个人丢在医院里。后来我才知道，父亲那天下班特别早，赶到医院后，爷爷刚做完放疗，正坐在候诊大厅里休息。我可以想象他远离了自己的土地，在陌生的城市，在充斥着消毒水气味的医院里，身边却没有自己的亲人时的孤独与无助。

那天晚上，我是在歉疚中度过的。疗程结束以后，爷爷就执意要回家，我们怎么劝都没用。

翻过年头，尚未出正月，天很冷，老家传过来消息，爷爷不在了。

爷爷一辈子刚强，临走那天也不例外。奶奶说那天早上爷爷照样早起挑着担子到村头沟边倒炉灰，就像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一样。她还补充说，爷爷虽然吃饭吞咽并不怎么利索，但是回家后并没闲过。

爷爷下葬那几天，奶奶总是握一条手绢。她已经是八十上下的人了，身体变得干枯瘦小，储存不了多少眼泪，可是每当看见有人来给爷爷送行，都忍不住眼眶红润。姑姑们和我的几个堂姐妹，生怕她有什么闪失，饮食起居都陪着她，甚至连上厕所都不例外。很难想象，奶奶憔悴成今天这个样子。当年爷爷要参军离家，她便在村子里参加了妇救会，纳布鞋、送军粮，也是泼辣要强的人物。我在家那两年，她身子还硬朗，里外家务一应操持，倒是爷爷很少费心。

打淮海战役那一年，我爷爷和其他六个同县伤兵一块儿回乡，第二年有了我父亲，至此才过上普通庄户人家的平常日子。到爷爷下葬时，那些共过生死的同袍已经故去四人。剩下的两人，一个家境尚好，另一个则终身未娶，亦无子嗣，只能靠微薄的老兵津贴过日子。即便如此，仅存的两名风烛残年的老兵，还是相携前来送爷爷一程。他们来的时候，奶奶让姑姑扶着，颤巍巍地从床上下来，出院门相迎。话未出口，已是老泪纵横。

我是以长孙的身份回去的，那时哥哥仍在念军校，不便请假。父亲已将近六十岁，虽然身体尚好，但也需人照应。父亲说，他参军时，爷爷是持反对态度的。在爷爷的眼里，当兵就要打仗，打仗就要死人。他们那辈经历了太多的血与火，实在不愿意自己的骨肉再去摸阎王爷的鼻子。对越自卫反击战那些年，父亲也确实差点上战场，可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不知为何，我想起了小时候的煤油灯。村庄没有通电的日子，那是唯一的照明工具。油灯通常用墨水瓶加条粗棉灯芯改造而成，煤油凭票供给，非常珍贵，只是晚上做针线或是起夜时亮一亮。虽然微弱，但那是乡村黑夜里最耀眼的光芒。我上学时，爷爷还到处找墨水瓶，想要给我做一盏新油灯。

九十岁时，奶奶也等到了油尽灯枯的一刻。我还是以长孙的身份回去，看着父亲和叔叔们把她葬在爷爷的身边。

关于油灯的记忆，终于还是泯灭了。

责任编辑   石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