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让文学“青史留名”

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史就是对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评价。王德威认为：“文学史是一种对大师、经典、运动和事件的连贯叙述。”① 其实，文学史上的文学运动和文学事件更接近足球赛场上的“传球”、“过人”、“射门”，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才是“进球”，才是文学史聚焦的核心。对此，程光炜说得一针见血：“一个作家最后的历史归宿就是文学史。也只有通过文学史的记述，他才真正进入了‘历史。”② 也就是说，进入文学史才是作家与作品的最高荣誉，是作家与作品的终极价值。

那么，文学奖、文学史、文学经典是什么关系？

一方面，文学奖当然会极大地影响作家作品的文学史评价。比如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深刻地影响了莫言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评价。在中国知网篇名以2011年、2012年、2018年9月为时间节点检索莫言，截止2011年，共975条结果;截止2012年，共1839条结果;截止2018年9月，共5462条结果。按同样的方法检索贾平凹，截止2011年，共1436条结果;截止2012年，共1586条结果;截止2018年9月，共2657条结果。再按同样方法检索余华、王安忆、王蒙，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同样是关注度很高的中国当代作家，2012年以前，莫言的关注度远低于贾平凹、余华、王蒙、王安忆四位作家;2012年以后，莫言的关注度增速倍增，当年即超过上述四位作家，至2018年9月，更是极大地拉开了与上述四位作家的距离。因此，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莫言的关注度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而关注度，当然会影响莫言以及任何一位作家的文学史评价。

五位重要作家关注度统计

另一方面，文学奖对作家的文学史评价并没有决定性影响。同样拿诺贝尔文学奖为例。诺贝尔文学奖自1901年开始评选，列夫·托尔斯泰1910年去世，有整整十年时间在诺贝尔文学奖评选范围内，但是，作为当时有极高世界声誉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未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然而，如今，大多数世界文学史都给予列夫·托尔斯泰重要地位，而诺贝尔文学奖前十年的获得者大都声名不彰，被世界文学史所遗忘。

其实，还有多位获得文学史高度评价的作家，同样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他们是《追忆逝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尤利西斯》的作者詹姆斯·乔伊斯、《变形记》的作者卡夫卡、《小径分岔的花园》的作者博尔赫斯。这些人物，毫无疑问是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名列前茅的经典作家。

确实，迄今为止，已经有100多位世界各国的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不可能将这100多位获奖作家一网打尽，而且，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之外，同样有一批作家将载入文学史册。

还是回到中国，上面五位关注度最高的中国当代作家，虽然只有莫言一人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们绝大多数都获得过其他国际文学奖。比如贾平凹曾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余华曾获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王蒙曾获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王安忆曾获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这些国际文学奖的获得，当然有助于提高这些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目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当推评选长篇小说的茅盾文学奖以及评选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报告文学、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的鲁迅文学奖。迄今，茅盾文学奖已经评出9届，共40位作家41部作品获奖。如今看来，能够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不会超过半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数量还会不断减少。鲁迅文学奖已经评出7届，获奖短篇小说共35部，获奖中篇小说共39部。其中迟子建两度短篇小说获奖，一度中篇小说获奖，畢飞宇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各获奖一次。如此，获奖作家仍然超过70人。即使按常识推论，这个庞大的数字也不可能被文学史全部容纳。

反过来，有几个作家，虽然未获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但他们的创作却得到评论家和文学史家的高度关注，比如余华和林白。余华是与格非、苏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同时成名的作家，格非与苏童既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也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相比之下，余华至今仍与此两个奖项无缘。然而，余华的《活着》却是文坛认同度最高的作品之一，余华本人亦是翻译成最多外国语种的当代中国作家之一，也是新世纪以来各种版本中国当代文学史高度重视的作家。林白成名于20世纪80年代末，已经出版了《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守望空心岁月》《玻璃虫》《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致一九七五》《北去来辞》 等近十部长篇小说，几乎每一部长篇小说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也有相当成绩，但至今她没有一部作品获过茅盾文学奖或者鲁迅文学奖，成了这两大奖项遗忘的角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不断增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林白的受重视程度，有逐渐提高的趋势。

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这两大中国最具权威影响力的文学奖项，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时效性太强。两大文学奖评的都是近四年公开出版的作品。众所周知，文学经典形成的最权威裁判是时间，而四年的时间实在太短而无法充当裁判的角色。诺贝尔文学奖之所以在全世界具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就因为获奖的作家大都是在文坛历尽沧桑的人物。这些作家绝大多数在其国内或国际文坛已经具有了很高的认同度，他们的作品大都已经得到了相当长的时间考验，甚至他们尚未获奖时已经成为经典作家，而获奖对他们而言不过是实至名归的结果。比如马尔克斯，作为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有“20世纪文学标杆”之誉，其代表作《百年孤独》1967年出版时即产生轰动。即使如此，马尔克斯获奖已经是1982年的事情。又比如海明威，早在1926年和1929年就出版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武器》这两部举世公认的长篇杰作，《纽约时报》评论说：“海明威本人及其笔下的人物影响了整整一代甚至几代美国人，人们争相仿效他和他作品中的人物，他就是美国精神的化身。”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影响巨大的作家，也是到了1954年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本文所说的文学史，首先指的是如今层出不穷的文学史著作。近3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现了一个经久不衰的“重写热潮”。新出版的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数以百计，国际汉学界也在推波助澜。据2017年第5期的《南方文坛》介绍，仅2016年和2017年两年，国际汉学界就出版了邓腾克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指南》、张英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指南》、罗鹏和白安卓主编的《牛津中国现代文学手册》以及王德威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如此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自然对数以千计的中国现代作家有各种各样的评价。比如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突出成绩，就是高度评价了沈从文、张爱玲和钱钟书三位在此之前被忽略的作家，并且得到了其他文学史家的认同。然而，是否进入了公开出版的文学史，就意味着作家的文学成就得到了定评，就意味着作品的经典价值得到了确认？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如今文学史的写作与出版速度日益加快，文学史作者的审美修养和历史观念因人而异，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五花八门。因此，各种版本的文学史本身也需要时间的检验。即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虽然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认同，但他对中国现代作家的评价也并非一锤定音，比如，他对张天翼的高度评价，就较少得到其他文学史家的呼应。

本文所说的文学史，更倾向于人们心目中理想的文学史。就中国现代文学史而言，它应该是读者、作家、评论家、文学史家、文学评奖、文学评选等各种力量的合力写就。第一，一部作品，亦或一个作家，需要拥有一定数量的读者，这是该作品或作家的社会基础;第二，作家作品在作家同行中的影响力，亦是该作家作品的品质保障;第三，本文所检索的关注度，主要来自评论家的评论，体现该作家作品的专业价值;第四，文学史家的评价，这是专业价值的进一步检测;第五，文学评奖，则是不同审美修养之间的博弈;第六，文学评选，是文学评奖的另一种形式。如果说上述六种力量都具有较强的主观性，那么，还有两种力量则显示了某种客观性，那就是时间和空间。时间是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的试金石，作家作品过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如果还能被读者、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念念不忘，其思想情感的深广度仍然能够激发后人的挖掘，其艺术形式的创新度仍然能够成为后作的示范，那么，其经典价值自然不言而喻。空间说的是如果某个作家作品能够在跨文化和非母语语境得到广泛认同，这就意味着该作家作品得到了世界范围的欣赏。如果说经过了时间检验的文学作品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经典，那么，经过了时间和空间双重检验的文学作品，就成了世界和人类的文学经典。它们从某个时代和某个国度超拔出来，在世界文学史上“青史留名”，犹如长夜中璀璨的星辰，照亮不同时代与不同国度人类的心灵;又如当下常常提到的文学高峰，让那些置身大地的人类获得足以仰望的高度。

注释：

① 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

② 程光炜：《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1940—198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22页。

作者简介：黄伟林，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广西桂林，54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