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的对外贸易思想研究

陈辉民

[摘 要] “习近平对外贸易思想”辨证地论述了开放与创新、责任、共享之间的关系。它是在复杂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下实践的理论成果，融合了“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轨、过渡经济学”以及“新供给经济学”重要经济思想，是党的智慧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在“习近平对外经贸政策思想”的引导下，中国外贸大国的地位得以加强，对外贸易“新业态”增长迅速，对“一路一带”周边国家的进出口销售数额迅速增长。对外经济绩效就是检验“习近平对外贸易思想”的标准，对外经贸绩效印证了理论的正确性和特色。持续践行“习近平对外贸易思想”将有助于提升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地位及人民的福祉。

[关键词] 新时代;对外贸易;供给侧改革

[中图分类号] D61;F75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6043（2019）02-0115-05

2017年12月18日至12月20日，政府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指出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理论与实践相互验证过程中党的智慧结晶，也是我国五年来经济持续发展的推动力，是依据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产生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我党、国家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为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国家长治久安，党、国家和人民务必要长期坚持，并不断使其丰富得以发展。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中，“习近平对外贸易思想”是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2017年11月8日，“习近平对外开放思想研究中心”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成立。据外经贸大学书记蒋庆哲介绍，为“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是该中心成立的目的之一。由此可见“习近平对外贸易思想”的理论重要性。在全球化日益纵深发展的今天，我国的对外经济发展已进入了全新的时代。经济增长模式整体上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包括“习近平对外贸易思想”在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时代发展的理论提炼，但反过来又对实践起着良好的指导作用。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习近平对外贸易思想”是中国对外贸易持续发展，外贸工作各条战线上工作者的行动方针与根本指南。

一、习近平对外贸易思想体系

（一）于开放中实现创新，为世界经济注入活力

缺乏动力是限制全球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朱乃新，2007），而创新则可成为引领发展的首要动力。中国要想打破全球经济发展与增长的桎梏，必须要于创新中找寻出路。没有创新、不敢于变革，则无法突破国际经济发展与增长的瓶颈。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无不表明，创新是全球经济实现发展的动力。只有于开放中实现创新、于创新中找到动力，全球经济一体化才会注入活力，实现发展。

全球化一体化亟须有新的创新动力出现（石奇，2006）。2008年，次贷风暴引发了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整个世界经济长期处于深度调整时期，无力实现增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低增长、通货膨胀、失业、负债等。全球市场表现疲软，经济增长无动力（彭江，2002）。因为传统动力的衰退，国际贸易与世界投资更是发展缓慢。曾经的世界经济两大动力“货物贸易需求扩张”与“先进国家制造行业转移”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逐渐被弱化，国际投资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为实现自身利益，地方贸易保护主义乘机抬头。在此背景下，全球经济一体化必须注入新的动力。

而当前，人工智能、智联网、物联网、虚拟现实、移动通讯、数字科技、智慧科技等新技术层出不穷;实体经济与网络经济的进步融合将随着新一轮产业变革与科技革命而蓄势迸发（张亚雄等，2015）。所有这些，将为全世界人们的生产、生活与学习带来颠覆性的变化。面对着新形势带来的挑战与机遇，世界各国要实现经济增长，必须把握时机于创新中寻找动力，并把各自的创新集聚，为全球经济的新的增长开拓更多空间。同时，世界各国应协同起来，努力实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结构性变革有机结合，扩大世界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于开放中创新”的思想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实践的结晶。改革开放40年，我们的党和国家持续推进实现实践、理论、制度等各个方面的创新，坚持走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求真务实、改革开放。从最初的经济特区至开放沿海城市，从开放沿海经济区至全面开放内陆地区，从加入WTO至成立自贸区，一系列创新实践40年不断，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开放搞活树立了中国榜样。而今天，在“习近平对外贸易思想”指导下，中国依然于开放中实现创新，加快新型的贸易经济开放体制的构建，积极创造新的贸易形态，加速传统外贸方式的转变，在促进我国整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以创新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于开放中敢于担当，为国际经济进步平衡化而努力

世界所有国家都是国际社会上的平等一员，都有平等的参与国际决策权利与履行国际义务的责任;新兴的市场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应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表明，大国、小国，强国、弱国，都享有发展的权利，但也应有担当而不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以及促进全世界共同繁荣的责任和义务。在国际经济体制治理的过程中，各个国家的发展权利都要受到尊重，但各国应履行的义务机制也应形成。只有这样，国际经济全球化才能更加平衡化。

为此，必须在国际上推行经济变化与治理。虽然目前的国际经济治理已有了调整与变动，但却以发达国家的主要利益为诉求，并没有改变维护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政治以及国家安全利益的實质（沈铭辉，2016）。传统上，鉴于世界两极之间在谈判能力上的不对等，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有限，国际社会在制定全球经济贸易规则时并没有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充分地考虑在内。国际情景下的许多标准远超落后国家的实际发展程度，结果使他们居于不利。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步发展，以及非发达国家的实力提升，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固有弊端变得更加明显，在有失公平的同时，也不能客观地反映全球经济力量的新格局。这有悖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阻碍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和平时代里发展中国家逐步崛起，特别是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的发展促使发展中国家整体地位提升，国际经济变革势在必行（张志洲，2010）。新兴的市场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长比率约为80%。中国目前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改变国际经济南北不平衡，使全经济一体化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中国早已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成员国，并在参与国际事务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中国在IMF中的投票权排名中，已上升到第三位。在推动新兴市场经济体与整个发展中世界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推动国际全球化健康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积极作用不断被放大。

在中国的努力推动下，国际经济全球化将会趋于更加平衡（袁志刚等，2011）。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中，积极地承担着更多国际义务与责任，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起着良好的帮助示范作用。中国加快建设自贸区的同时，以全球化的视角构建高标准的自贸区网络，努力地推动次区域和区域的贸易，使投资与服务更加便利和自由。对于WTO在国际自由贸易投资中的主体地位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言权问题，中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以此推动国际经济全球化的进步平衡。

（三）于开放中实现共享，增强世界经济的联动性

人类的命运是一个交织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的形势下，中国人民乐意、愿意同其他各国人民一同求得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表明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利益不应独享而应共享。同时，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也应是世界各国在联动中承担的共同责任。中国在开放中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而世界发展也因此得到了中国的回馈。

中国在改革开放中不为自己建设后花园，而是要建设一个百花园以供世界共享，这同样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正确论断。改革开放40年来，“Made-in-China”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际制造业的迅猛发展，也使国际产业分工进步细化。中国制造业的产值从20世纪末期占全球总份额的1/40到如今的1/4，中国一直努力地与世界共享自己在开放中取得的成果。中国市场的日益繁荣是世界企业实现利润增长的主要来源。世纪之交时，外商在中国工业企业投资获得的利润仅有210多亿元人民币，而此后每年约以30%的速度激增。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联动因为满足了世界发展的需要而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崔焕金等，2012）。世界各国因此构成了一个利益命运共同体，各国之间紧密相连，荣辱以共。但某些西方发达经济体为了“一己之利”，或出于偏见，实施贸易保护、极端贸易保护主义。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2017年在其报告中指出，仅在2008-2016年期间，有的国家针对其他利益国家实施了多达600多项贸易保护策略。但长远看，在贸易上实施保护主义终是害人害己的行为。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希望世界各国实现合作共赢。同时他还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如果中国实行贸易保护，则无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中继续前进。习总书记倡导一种新的联动机制，但并不是为了中国私利而另起炉灶另开张，也不是为了针对某一个国家或地区。

中国始终坚持协调联动机制，并以此为基础建设合作、开放、共赢的模式，始终把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作为经济开放的基准，并努力推进经济一体化能更好地惠及所有国家与人民。为此，中国一直努力地实施“一带一路”的倡议构想，并积极推进沿线相关国家、地区在市场、产业以及项目上的有效对接，在增强联动效应的同时，积极地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共建境外经贸合作区，在推动当地基建发展的同时，实现资源、技术、信息共享，从而使更多的国家和人民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谋得发展。

二、对外贸易思想的经济学原理溯源

改革开放之所以获得成功，根本在于依据本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在开放过程中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根据我国改革发展的独特历程，学界据此提出了许多经济理论，如“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轨、过渡经济学”以及“新供给经济学”等。以上所述相关经济理论无不是针对中国改革开放而提出的新式经济理论，而从本质上来讲，中国改革开放实质上是邓小平理论中“解放发展生产力”原理和我国国情的再认识与结合，也是富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过程，是我国传统经济理论与现代文明的紧密结合。这在很大程度上，恰恰验证了包括“习近平外贸政策思想”在内的整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具有的客观性与科学性。

（一）“新制度经济学”与“全球化经济外交”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认为，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等同于“制度革命”，通过减少交易费用，即“交易费用理论”，结合“诱致性制度”与“强制性制度”变迁推行，即“制度变迁理论”（袁庆明，2012）。而自十八大以来，以习总书记为领导的中央政府在深切把握目前世界格局演变的基础上，实施多种构建，建设新型的大国关系。例如，对非政策的“真、实、亲、诚”，对周边国家的“亲、诚、惠、容”，提出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这一系列与“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吻合的重大对外经贸战略思想，不仅丰富了我国经济外交理论的内涵，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开辟了新的对外经贸境界，更主要的是，为我国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对外经贸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新思路，奠定了新布局。

（二）“发展经济学”与“大国崛起”

用“发展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开放”与“吸引外资”的作用如同“改革开放”战略的提出一样，于改革开放的过程同等重要。“发展经济学”因此提出的“两缺口模型”（即中国需要開放和外来投资）、“后发优势论”、“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即人口优势）与“三阶段论”（即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经由“要素驱动”至“投资驱动”而最终实现“创新驱动”的过程）（张培刚，2007）。而在目前世界格局正进行深度变革的时机，中华民族的发展面临的外部压力与挑战已超过了以往。而在这种情形下，习总书记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以及他确立的“中国梦”为我国对外经济贸易规划了宏伟蓝图。而这些正是对“发展经济学”相关观点的进一步论证与运用。

（三）“转轨、过渡经济学”与正确的“义利观”

“转轨、过渡经济学”提出了“改革成本”的概念，并指出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一种渐进式的过程（樊纲，2014）。因为国情所致，激进式的改革明显不适合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所以，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利益”始终作为主线推动着相关事项的发展。相关体系、机制的改变总是由易到难的过程，其间遇到的阻力则以“利益补偿”进行化解。但这种利益并非个人“蝇头小利”，而是经由改变局部制度带动全局创新的“大利益”。“兼相爱，交相利。”这是我国传统的商业价值观念的代表。对于我国对外经贸活动，习总书记屡次强调，我国要奉行正确的“义利观”，对外经贸活动要坚持以共赢求得共同发展。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进行经贸往来时，中国不可唯利是图，有义务对他们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

（四）“新供给经济学”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党和国家总结了许多经验教训。实践表明“需求侧管理”的改革思维只能于短期内起到“固标”的作用，对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提质增效”的问题并不能起到“治本”的作用。而且，“需求侧管理”对于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问题，同样不能起到根本的作用。但是，“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认为，新供给可以创造新需求（肖林，2016）。“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尤其是“习近平对外经贸政策思想”从供给侧着手，采取多种策略，在对外经贸活动得以加强的同时，对于改革开放起到了持续推动作用。例如，除了实施“一带一路”、建立“自贸区”等，习总书记同时做出了指示，我国要推行“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国内企业全球化、国际化”以及提高“我国于世界经济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等等。

三、对外贸易思想实践绩效

在“习近平对外经贸政策思想”的引导下，中国外贸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外贸大国的地位得以加强

几年来，我国外贸大国的地位不断巩固（孙时联等，2010）。根据表1中的数字，在2012-2016期间，我国的对外贸易活动份额在国际市场上稳中有升，特别是出口总额。而进口虽然数字略有波动，是因为我国进出口产品经济结构不断调整更新所致。中国外贸在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但因为一些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国际贸易整体形势不容乐观（陈龙江等，2011）。根据表1显示，中国在2012年至2016年五年间，对外贸易表现强于其他贸易大国。自2009年起，中国连续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2011年，中国出口额占国际市场份额的10.4%，而2016年则为13.2%。直接从事外贸行业或与其间接相关的就业人数则达到了1.8亿，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五分之一。

（二）对外贸易“新业态”增长迅速

中国外贸易近年从“供给侧”着手，加快外贸结构的升级更新，并努力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增加企业的品牌创新意识，在提升营销能力的基础之上，努力地提高其创新能力，积极进行研发，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而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新型贸易业态的蓬勃发展，不仅满足而且创造了新的市场需求。这些新贸易业态也因此成为对外贸易新的增长点。如图1中所示，在2011-2016年间，跨境电商发展迅速，虽然从整体来看，在2011-2012年间，其增长速度并不如其他区段那么迅速。目前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及集聚效应。为了促其发展，保证其交易公平、便利，我国政府已采取系列促进措施。例如，所建立的13个综合跨境电商试验区已获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跨境电商的发展，利于我国发挥“制造业大国”的优势，便于利用网络开拓国外销集渠道。同时，因为跨境电商的发展而拉动了相关产业与行业的发展，如建立海外仓等，这在服务我国跨境电商发展的同时，也刺激了国外相关行业的发展，特别是“一带一路”下的沿线各国。

（三）中国外贸“利己惠人”

如前所述，习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对当今世界的经济形势进行了论述，并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国倡导一种国与国之间存在着相互交织的利益格局。所以，多年来，中国政府进出口并重，在出口市场得以稳定同时积极扩大进口。目前，中国已成为国际上最大的进口国之一，其进口份额约为全球的1/10。而且，中国一如既往地为外来投资者提供优惠的政策，吸引外商投资。同时，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高，中国也积极地向走出国门，投资世界。图2中数据表明2012年时，我国的对外投资净额尚低于对外商投资的实际利用额。但自2012年起，對外投资净额则不断地上升，并于2014年超过了我国对外商实际投资的利用额。在2012-2016年间，我国对外商的实际投资利用额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不过却也是稳中有升。到了2015年，对外投资净额超过外商实际投资利用额更多。而2016年，对外投资净额几乎超过外商实际投资利用额的1/3。这种事实无疑表明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在自己受益的同时，也在努力地回报社会。这也印证了习总书记所论述的“筹建世界的百花园”。

（四）对高新技术产品的拉动

我国出口产品长期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产品为主。近年，在习总书记号召全党、全国、全社会在改革中坚持创新的策略下，这种情况如今已有了很大改观。特别是机电产品，以及高新技术产品。这是因为在习总书记“对外贸易政策思想”体系下，我国一直主动地研发技术，开发自主品牌。单纯地就手机、船舶以及汽车出口来看，仅在2017年前三季度，其出口增长便分别达到了10.8%、12.2%和28.5%，而机电产品同比的增长率为13%，占整个出口产品的57.5%，参见表2。

（五）对“一路一带”周边国家的进出口销售数额迅速增长

在“一带一路”的倡议的指引下，中国与沿线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进一步增强。仅在2017年前三季度，中国向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数额增长了20.1%。其中，向东盟的进出口数额增长了19.2%，而对印度则增长了25.9%，对中亚与俄罗斯则分别增长了23.6%和27.7%。

同时，中国一直在努力地保持着传统进出口市场的稳定。例如，对欧盟、美国、东盟的进出口的比重则分别达到了15.1%、14.2%、12.3%。上述三个国家和地区依然是我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而对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对其进出口比重则分别为4.8%和6.7%。而且，在多边经贸外交的战略指引下，中国近年还积极地开拓新兴的进出口市场。例如，對拉美、非洲的进出口增长率则分别达到了19.7%和23.4%，对巴西的进出口比重已达到了2.2%。巴西也因此一跃成为我国的第九大经济贸易伙伴。

四、讨论与结语

通过对“习近平对外贸易思想”进行综述，按照其政策内容、理论支持以及所产生的实际绩效予以分类与讨论。但限于笔者知识不足，理论水平有限，所及之处有失全面，而且不够深入。另外，本综述所参考的文献主要源于中文优秀期刊数据库，所以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尚待于进一步验证。如果参考文献能涉及到国外优秀学术期刊，研究将会更为全面客观。例如，“一路一带”周边国家对于习总书记对外贸易政策思想研究的文献。这是笔者以后研究应该努力的方向。希望本研究对习总书记“对外贸易思想”的综述能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提供借鉴，使“习近平对外贸易思想”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为世界的共同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习近平对外贸易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意义深远，善于谋断，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中国实际相融合的智慧结晶，也是对中国在世界上如何获得经济话语权、谋求发展的科学新思想、新战略、新理念。

[参考文献]

[1]朱乃新.“全球失衡”与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多元化[J].亚太经济，2007（2）：2-6.

[2]石奇.产业创新全球化：问题、理论与区域整合[J].产业经济研究，2006（1）：34-40.

[3]彭江.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双重影响[J].财贸研究，2002，13（6）：25-28.

[4]张亚雄，张晓兰.从“十三五”时期国际经济环境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经济纵横，2015，No.360（11）：11-17.

[5]沈铭辉.构建包容性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从TPP到“一带一路”[J].东北亚论坛，2016（2）：75-86.

[6]张志洲.话语质量：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关键[J].红旗文稿，2010（14）：22-24.

[7]袁志刚，邵挺.中国经济转型与世界经济再平衡[J].学术月刊，2011（1）：54-62.

[8]崔焕金，刘传庚.全球价值链驱动型产业结构演进机理研究[J].经济学家，2012（10）：88-96.

[9]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10]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1]樊纲.制度转轨需要历史耐心[J].北方金融，2014（11）：110-111.

[12]肖林.新供给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13]孙时联，熊柴.中国：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动贸易强国进程——中国贸易增长与贸易平衡论坛会议综述[J].国际贸易，2010（8）：20-23.

[14]陈龙江，温思美.经济复苏下的国际贸易保护措施新趋势及中国的对策[J].世界经济研究，2011（7）：59-64.

[责任编辑：高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