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的历史，框定的人生

曲慧钰

2017年秋天，美剧《使女的故事》横扫第69 届艾美奖，斩获六项剧情类大奖，成为最大赢家。电视剧的成功将发表于1985年的同名小说再次带回大众的视野，年近耄耋的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939— ）也被更多的人所熟知。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阿特伍德便以其旺盛而持久的创作力活跃于文坛。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之一，她先后获得加拿大文学总督奖、克拉克科幻文学奖、布克奖、卡夫卡文学奖等国内外多项文学大奖。《使女的故事》是阿特伍德的代表作之一，甫一问世便在国际文坛上引起轰动。在这里，阿特伍德强烈的女性意识、生态意识、政治意识等都得到了完全的体现。她通过时空叠置、重复叙事的方式描绘了一个黑暗的未来世界，对人性进行考量，对现实进行追问，小说看似荒诞不经，却展现了一个不无真实的未来景象。

1984年的春天，当奥威尔预言的时刻即将到来时，身处西柏林的阿特伍德正通过一部未来小说向21世纪的人们发出警告——“极端的宗教、受困的女性、污染的环境”。看似在讲述未来，实则意指当下。阿特伍德用“大写历史”的手法把欧律狄刻（古希腊神话中俄耳甫斯之妻）从冥界召唤回来，通过她的口讲述已成为“历史”的未来。伴随着录音卡带断续的白噪声，一幅末日图景在人间暗房里点点具象……

活着为了讲述

2095年的“第十二届基列研究专题研讨会”上，皮艾索托教授正在作一篇题为《有关<使女的故事>真实性鉴别中的一些问题》的学术报告。在基列国覆灭的200年后，历史学家们在某个城市的旧址上发掘出30 盒卡式录音带并对其进行文字转述工作，至此，女主人公奥芙弗雷德的声音于百年之后得以重见天日：“只要是故事，就算在我脑海中，我也是在讲给某个人听。故事不可能只讲给自己听，总会有别的一些听众。”这是主人公讲给未来读者的一段回忆，就像那些亲历重大变革的人所留下的口述历史一样，奥芙弗雷德回顾了自己个人的历史，也回顾了人类如何被毁灭、世界怎样走向末日的历史。基列国从历史上消失了，而奥芙弗雷德的回忆却作为文明的一部分留存下来，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言“：并不存在遗忘的洞穴。人间没有那样完美之事，只不过世界上有太多人把遗忘变成了可能。最后总会有一个活下来，讲述发生过的一切。”

“我们的寝室原本是学校体育馆……你听，乐声回旋萦绕，各种无人倾听的声音交叠糅杂在一起……这里曾经有过性、寂寞以及对某种无以名状之物的企盼。那种企盼我记忆犹新，那是对随时可能发生但又始终虚无缥缈、遥不可及的事物的企盼……那时，我们渴求未来。”奥芙弗雷德讲述的故事以回忆开篇，接着没有任何铺垫地直接进入使女来到大主教家后的生活：“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盏灯，一扇窗，挂着两幅白色窗帘……一张床，单人的。在床上可做的事除了入睡或失眠，别无其他。我尽量使自己不要想入非非。因为思想如同眼下的其他东西一样，也必须限量配给。思想只会使希望破灭，而我打算活下去。”日记体混合插叙的反乌托邦故事，杂糅着女性视角下对爱情、性事、家庭和生活的细腻讲述，在主人公的喃喃絮语中，基列国的生存图景再次显现。

故事的背景被设定在21世纪的美国马萨诸塞州，在那里，文明、民主、繁荣的“今日”美国已经成为过去，一夜之间总统被枪杀，议会中的反对者被处理，新的法律颁布，冻结女性的财产，将女性从工作场所赶回家庭……于是美国死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宗教极权分子统治下黑暗专制的基列共和国。统治者们视《圣经》为唯一信仰，把《圣经》的规诫作为他们的治国方略和人们的行为旨归，亦步亦趋地模仿《圣经》中的生活方式。而女性被剥夺了一切财产和工作，彻彻底底成为“家庭天使”，她们被分门别类：夫人、嬷嬷、使女、马大（女仆）、经济太太（穷人家的家庭主妇）、荡妇，她们能够发挥的作用除了采购、烧煮、生育和提供性服务之外，别无其他。基列国内，生态环境恶劣，很多人患上了不孕症，于是少数具备生育能力的女人被迫成了“使女”，专职负责替国家统治者——大主教们传宗接代。为了给怀孕准备最好的母体并防止自杀，使女们被安置在一个小房间内，饮食被严格控制。依照 “《圣经》的指示”，使女们每个月都要在众目睽睽之下与大主教一起举行“受精仪式”，没有欲望，没有情感，只是为了生育一个孩子，然而这个孩子并不属于使女，而属于正妻。表面看来，使女过着一种优越的、受保护的生活，然而她们却是最可悲的一群人，不仅被迫与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分离，忍受思念亲人的痛苦，还受到其他女人的仇视和迫害。

主人公奧芙弗雷德就是一名使女，她的身份含糊，没有自己的生活，名字也被抹去，代之以表示所属关系的“of”加上她们为之服务的大主教的姓所构成的代号（Offred，即为“弗雷德的”）。在这个世界，男人是不折不扣的掌权者，女人只是附属品。整个社会是一片沉睡不醒的景象，没有笑声，没有生机，不许读书，禁止娱乐。学校变成了基列政权向女性灌输愚昧思想的处所，每天只有不绝于耳的圣经语录和嬷嬷们的老生常谈，大学校园成了违背清规戒律者恐怖的刑场，它在提醒路过的每个人背叛基列、违反教义的后果。然而社会并非一片沉默，其中隐藏着各种反叛的力量。故事结束于奥芙弗雷德的一次逃离，她是否逃出了基列共和国我们不得而知，但她把自己的经历通过录音讲述了出来，让后人得以了解那段历史，避免自己成为历史的空白，可以说她已经成功实现了某种形式的出逃。

小说的主体部分是使女讲述的“故事”。作家阿特伍德实质上是在时间轴上虚构了这样一个国家，然后将“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融入其中，将过去、现在、未来叠置在一起，呈现出触目惊心、骇人听闻的可能性。小说中“并不遥远的过去”对应着人类的现在，“现在”则对应着人类的未来。在历史与未来的重叠中更强烈地投射出“今天”退化的镜像和感受。在时空的断裂错置中，作家引领我们追问：人类将走向何方？

讲述是有意义的，铭记是有意义的。奥芙弗雷德所讲述的不是基列共和国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一个弱女子的回忆，是对刻骨铭心的经历、难以释怀的旧事的重温——重拾记忆是主人公活下去的动力，更是对未来的一种希望。

男性的世界，女性的合谋

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她的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作主呢？”拉结说：“有我的使女辟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孩子。”

——《圣经·旧约·创世纪》

这段出自《圣经》的文字，记载的是远古时代上帝创造人类时发生的故事，然而它在阿特伍德创造的“未来21世纪初叶”却成了美国的现实：严重的环境污染引发了基列男性精英阶层的不育，于是在生育危机的阴霾下，使女们便成了现代的辟拉，她们以清心寡欲的修女形象出现，受专门训练来为上层人物繁衍子嗣。

象征着性与生育的红色是使女们的标志，“一双红鞋，平跟的……红色的手套放在床上……除了包裹着脸的双翼头巾外，我全身上下都是红色，如同鲜血一般的红色。那是我们的标志。裙子长及脚踝，宽宽大大的，袖子也很宽。白色的双翼头巾也是规定必戴不可的东西，它使我们与外界隔离，谁也看不见谁。”这些毫无特征、难以描述的红衣女人，属于“国有资源”，职责是成为国家的精子容器和婴儿制造机器。“我们不是嫔妃，不是艺伎，也不是高级妓女……充其量我们只是长着两条腿的子宫，圣洁的容器，能行走的圣餐杯。”基列政权父权在上，女性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作为弱势群体，她们不再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西方盛行的傲视群雄、充满雄心壮志的女性主义者形象出现，而是完全被标签化，戴着面具行走，言语空洞，坦诚不再。这里是宗教极权主义分子眼中的完美世界，却成为普通女性的炼狱。

夏娃来自亚当的一根肋骨，女人在创造之初就以男人附属品的形象出现。女性作为失去道德选择能力的受害者，她们的自然条件成为男性眼中的“特殊价值”，一群被统治者豢养的使女，只是为了生育而存在。这不仅仅是奥芙弗雷德个人的命运黑洞，所有女性都逃不过这一劫：为女权奋斗一辈子的奥芙弗雷德母亲生死不明；努力逃走的使女莫伊拉最终沦为妓女；感化中心的嬷嬷为了保全自己，必须攫取权力凌驾于他人之上，充当男性社会忠实的奴仆；唱诗班的女高音、曾为女性权益奋斗的主教夫人塞丽娜·乔伊尽管高贵，但在每月的受精仪式上，必须以旁观者的身份参加，理所当然地承受着丈夫在肉体及精神上的背叛。作为男权意志的女性执行者，塞丽娜对其他女性的残忍压制衬托出其内心更深的虚无和恐慌。受难的女性本该联结在一起，为了命运而抗争，但分化的等级却让她们互相仇视，肆意杀戮。女性压制女性是最可悲的现实，众口铄金，同类相残，前方如何才是未来·

这是一个有关女性群体的故事。阿特伍德以细腻的笔触、独特的视角观察极权社会下女性之间、女性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揭示在男性支配下女性的失落感、无力感，对环境、语言的陌生感，以及由此导致的精神压抑。在这里，阿特伍德从女性视角出发，直接表现女性意识中的恶托邦，描摹她们口中的“真相”。同样场景的循环往复，让独立的人格慢慢泯灭，揭露存在于不同层次、等级甚至同等命运女性之间的复杂人性，表达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忧虑。

人类社会究竟要走向何方？阿特伍德虽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散落在故事中的使女们的小小反抗以及开放式的结局却带给我们一丝光亮。任何被压抑的声音都不会甘于沉默，它们会以某种无声胜有声的方式大声疾呼自己的存在。在使女们寂静而孤独的小小房间，她们发现了自己身为女性的坚强，以及正视内心的真正希望。她们在黑夜里反复重述自己的名字，顽强地与记忆做斗争；她们在昏暗的灯光下伸出手臂，越过床与床之间的空隔，相互触碰对方的手；她们通过唇语互通姓名，并一床一床地传过去：阿尔玛、珍妮、德罗拉丝、莫伊拉、琼；她们迎着卫兵的目光，晃动裙摆，利用自己的身体进行对权力的抢夺……“我无从知道这究竟是我生命的结束还是新的开始，我把自己交到陌生人的手里任其发落，因为我别无选择。于是，我登上车子，踏进黑暗抑或光明之中。”不论在什么样的世界里，女性总能够坚韧地生存、成长。在小说结尾，我们仿佛看到使女们一个接着一个，在深红色裙摆的飘动中，排队走向微光的未来，明了自己真正的力量。

愿你黑夜有光，指引前行的方向

在谈及《使女的故事》的创作时，阿特伍德将其定义为反乌托邦或者恶托邦小说。小说中基列国的统治者天真地以為已找到了救世良方，妄图让人类社会返回上帝创始之初——只要人人笃信上帝，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进而“可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在这里，宗教教义成了一纸教条，从极权政治到宗教狂热再到生态主义，统治者一步步造就了这个扭曲的世界。通过描述使女们的悲惨生活，引发人们关注女性命运和人类生存状态，并对隐藏在故事背后的人性进行的深刻反思。

阿特伍德并没有让读者完全丧失希望，那充满颠覆性意味的花园、永远不会到来的字条、压在床底的干花所散发的幽幽芳香，虽然渺小却依旧给人以活下去的希望。故事结尾，奥芙弗雷德的逃离象征了这位边缘女性对自身灵魂的拯救，无论是否逃出，她都已经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正如所有历史学家都知道的，过去是一片黑暗，充满回声，我们可以从中听到声音，但具体说话内容却不甚清楚。尽管我们已尽力而为，还是无法用我们于这个昌明时代的眼光，将往日的回声一一精确破译。”历史上的许多人都曾这样隐匿在了时间的褶皱里，沦为历史的注脚。奥芙弗雷德就像我们每一个人，渺小而真实，她在黑夜里的诉说，她对于未来能够被倾听的坚信，她讲述冰冷现实的同时对过去生活微光的描绘，“这些时刻意味着各种潜在的可能，它们好似小小的窥孔，让人从中看到一个个朦胧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