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义与利之外

2019-03-28 01:23周国平吴同和
中学语文 2019年8期
关键词:真君子义利真性情

周国平/文 吴同和/评

“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总是围绕着义利二字打转。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曾经有过一个人皆君子言必称义的时代,当时或许有过大义灭利的真君子,但更常见的是借义逐利的伪君子和假义真情的迂君子。那个时代过去了。曾几何时,世风剧变,义的信誉一落千丈,真君子销声匿迹,伪君子真相毕露,迂君子豁然开窍,都一窝蜂奔利而去。

据说观念更新,义利之辩有了新解,原来利并非小人的专利,倒是做人的天经地义。

“时间就是金钱!”这是当今的一句时髦口号。企业家以之鞭策生产,本无可非议。但世人把它奉为指导人生的座右铭,用商业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结果就使自己的人生成了一种企业,使人际关系成了一个市场。

我曾经嘲笑廉价的人情味,如今,连人情味也变得昂贵而罕见了。试问,不花钱你可能买到一个微笑,一句问候,一丁点儿恻隐之心?

不过,无须怀旧。想靠形形色色的义的说教来匡正时弊,拯救世风人心,事实上无济于事。在义利之外,还有别样的人生态度。在君子小人之外,还有别样的人格。套孔子的句式,不妨说:“至人喻以情。”

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义”教人奉献,“利”诱人占有,前者把人生变成一次义务的履行,后者把人生变成一场权利的争夺。殊不知,人生的真价值是超乎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义和利都脱不开计较,所以,无论义师讨伐叛臣,还是利欲支配众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紧张。

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那么,我所说的“情”便代表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它主张率性而行,适情而止,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义,也不是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为你仅在于你的真实“自我”。生命的意义不在奉献或占有,而在创造,创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积极展开,是人在实现其本质力量时所获得的情感上的满足。创造不同于奉献,奉献只是完成外在的责任,创造却是实现真实的“自我”。至于创造和占有,其差别更是一目了然,譬如写作,占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带来的名利地位,创造注重的只是创作本身的快乐。有真性情的人,与人相处惟求情感的沟通,与物相触独钟情趣的品味。更为可贵的是,在世人匆忙逐利又为利所逐的时代,他待人接物有一种闲适之情。我不是指中国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致,也不是指小农式的知足保守,而是指一种不为利驱、不为物役的淡泊的生活情怀。仍以写作为例,我想不通,一个人何必要著作等身呢?倘想流芳千古,一首不朽的小诗足矣。倘无此奢求,则只要活得自在即可,写作也不过是这活得自在的一种方式罢了。

肖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有占有欲未得满足的痛苦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体验?当然,人生总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而重情轻利的人所体味到的辛酸悲哀,更为逐利之辈所梦想不到。但是,摆脱了占有欲,至少可以使人免除许多琐屑的烦恼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气度些。我无意以审美之情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达了一个信念:在义与利之外,还有一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这个信念将支撑我度过未来吉凶难卜的岁月。

【解 读】

周国平是深受当代青少年读者喜爱的著名作家、哲学家。大学校园里盛传一句话:“男生不可不读王小波,女生不可不读周国平。”他的诗文作品,深蕴哲理,文采飞扬,集哲学和文学于一身,融理性和感情为一体,贯穿着对人生重大问题的严肃思考和对现代人精神生活的密切关注。《在义与利之外》就是这样一篇精美的哲理散文。

欲六根清净的佛门弟子,苦苦修炼,无嗔无喜,无欲无求,不计较义利、得失、荣辱、沉浮……似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其实,他们活得也累,过禁锢,太压抑。晨钟暮鼓,唱诗诵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便“匆匆”而逝了。稍做调查,却发现,皈依我佛的得道高僧,如弘一大师李叔同者,毕竟少数。更多的僧人,落发之前,或看破红尘,或心如止水,或命乖运蹇,或大恶大奸;遁入空门,为的是寻求解脱,不得已而为之。到头来,终因熬不下去而还俗的,也大有人在:此非“义”“利”所驱,惟“情”使然也!

泱泱华夏,是否出现过“人皆君子,言必称义的时代”,不得而知。《韩非子·五蠹》云:“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古之天子无利可图,仅为履“义”,送个皇帝给别人当也无足称道。

然而,《历史研究》杂志社编审王和先生考证:

后代的史家之所以用 “禅让”这一后代的政治概念来说明尧舜禹之间的权力转移,正因为“禅让”的意义即在于指“最高政治权力的和平交接”。

但是历史文献还有另外一种迥然不同的记载……“《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战国以后的文献中,记载的情况就更加激烈了。例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

——《尧舜禹时代再认识——关于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几点思考》

这就奇怪了。帝舜至德至圣,为中华道德始祖,人所共知。何以为践帝位而大开杀戒?难道仅为蹈大“义”而不顾,丝毫也没有营“利”的因子?

看来,无论圣人贤达,还是凡夫俗子,无论是“大义灭利的真君子”,还是“借义逐利的伪君子和假义真情的迂君子”,都可能因“利”而忘“义”。惟其如此,“在义与利之外”的“真性情”,才值得弘扬光大。

何谓“真性情”? 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给灾区人民带来了灾难,亿万中华儿女闻风而动,用各种方式支援灾区人民,其大爱大美,感天动地;以“白菜青盐苋子饭,瓦壶天水菊花茶”伴随一生的郑板桥(1693~1765),官品 、人品、文品俱高,名闻天下;日本电影《远山的呼唤》有个细节,一对青年夫妇从城市来到山乡,面对蓝天白云、田畴原野,兴奋得狂呼大叫,忘情的滚作一团,释放着融入大自然的愉悦和淳真……这些人,情商(EQ)明显高于常人,既能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又能释放主观体验的情性。无论是群居独处,从政治学,都能“率性而行,适情而止”;同甘共苦皆可友,举手投足总关情。

史书记载,宋代儒者开始注重义利之辩,他们明确地以义利观参悟“和而不同”。认为君子“和”,是“义”的结果;小人“同”,是“利”的诱惑。这种思维定式一直延续到清末。清“扬州学派”杰出代表刘宝楠(1791~1855)《论语正义》,由“和而不同”推导出另一个格式:“和因义起,同由利生。”与宋儒观点一脉相承。孔子的本意是否如此,是否认同刘宝楠的解释,当然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今时代,阐析“君子和而不同”,似应规避“义”“利”,而上升至思想方法和历史哲学的高度。

很显然,刘宝楠的命题失之客观:诸多情境下,“义”“利”不一定是对立关系。“和”可因“义”而起,也可因 “利”而起。即使仅为求“利”,也须有“和”做背景和前提;否则,难以言“义”达“利”。另一方面,“义” 可生 “和”,“利” 也能致“和”,结果是相同的,动机却迥乎不同:前者自觉主动达“和”,后者消极被动入“和”。

事实上,无论圣人贤君,还是凡夫俗子,无论是大义灭利的真君子,还是借义逐利的伪君子,抑或假义真情的迂君子,都可能因“利”忘“义”,迷失自我;此刻,差不多每个人都会想,“义”“利”之外,应该还有另一个因子左右着人们的价值取向。

当今社会,和谐稳定,国泰民安。人们的思维模式和生活理念都已发生质的变化,对司空见惯的社会问题会重新思考。比如界定“义”“利”,人们也许更愿意接受周国平《在义与利之外》提出的全新命题:

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那么,我所说的“情”便代表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

事实上,许多问题,仅用“义”“利”是不能解决的,而以“情”致“和”,却事半功倍。 “义”“利”“情”三者既能奇妙的相互并列、关联,但同时又相互排斥、对立。诚如周国平所言:“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而当选择和甄别陷入“二难”时,唯有“情”,能使人彰显自我,回归本心,跳出“义”“利”之外,使其心灵世界得以净化,进而渐入“和合”之境。

一言以蔽之:无论什么人,一旦拥有“在义利之外”的“情”,无论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还是已经“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都同样心满意足,乐而忘忧——这是一种高层次的审美愉悦,一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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