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凯里在中国大陆的接受研究

2019-03-28 11:32郭云仙
戏剧之家 2019年7期
关键词:凯里彼得

郭云仙

【摘 要】本文通过对两次获得布克奖殊荣的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里的作品在内地译介、出版和批评研究的全景式梳理发现,在文化多元主义盛行,文化间性日益彰顯的今天,对凯里作品系统、全面的译介、出版已指日可待;对凯里作品的阐释同方兴未艾的文化记忆理论的结合或为深化、拓展内地凯里研究的新路径。

【关键词】 彼得·凯里;中国大陆;接受研究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07-0219-02

一、引言

两获布克奖殊荣的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里(Peter Carey,1943-)作为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的领军人物,是继民族主义文学奠基者亨利·劳森和现代主义文学巨匠帕特里克·怀特之后的又一位文学大师。因其作品在深度和广度上频繁指涉民族历史、表征民族文化记忆,凯里在评论界享有“澳大利亚文化的代言人”“澳大利亚神话的制造者”的美誉。更有学者认为他的作品放在一起“不啻为一部虚构的澳大利亚的传记。”①迄今为止,凯里已出版两部短篇小说集、十四部长篇小说和三部非虚构作品。他两度摘得布克奖桂冠,两次获英联邦作家奖,三次获得迈尔克斯·富兰克林奖,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评论界认为他将是继怀特之后诺贝尔文学奖最有力的竞争者。

凯里是位有着强烈历史意识和民族使命感的作家。他的作品秉持后殖民历史观和后现代文化观,擅长以某一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为原型,或以特定历史时期作为故事发展的大背景,以细腻的笔触、敏锐的洞察,通过想象性重构,拨动民族文化记忆之弦,借着米尔斯所说的“拆穿”,提供小写的、复数的历史真实,对宏大历史叙事和新旧帝国文明进行解构。既展现了历史真实的文本性、复杂性,后现代“文化叙事的多元性和权威风格的非中心化,”②也对如何提高民族意识、找寻民族出路进行诗学探索。本文将对凯里在中国的接受情况进行全景式的梳理、考辨和研究,并指出其发展趋势。

二、凯里作品在中国大陆的译介、出版

凯里随着短篇小说集《历史上的胖子》和《战争的罪恶》的出版声名鹤起之时适逢中澳正式建交、中国改革开放拉开序幕之际。他的名字和作品最先经由首批公派赴悉尼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留学生之一胡文仲先生介绍而为中国学界所知。1980年,胡先生在题为《悉尼来信》的文章中及其随后出版的《澳大利亚短篇小说集》中曾用寥寥数语提及凯里及其短篇小说的创作。随后,黄源深教授在其《当代澳大利亚小说流派》的文中把彼得·凯里作为澳大利亚新派作家的代表加以介绍。他指出凯里小说是在神秘奇幻的世界里借物托情,针贬时弊,再次加深了国内学界对凯里的认识。

创作于1981年的长篇小说《幸福》(Bliss )让彼得·凯里摘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的桂冠,《魔术师》(Illywhacker)更是载誉而归,1988年创作的《奥斯卡和露辛达》(Oscar and Lucinda)则首次将这位澳大利亚作家推上布克奖的宝座,奠定了他作为澳大利亚文化代言人的地位。尽管他的创作自此获得国际文学界和批评界的认可,但中国大陆对他作品译介的春天却迟迟没有到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澳政治和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加深,加之澳大利亚政府、教育机构和商业机构对我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重视,国内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开始向纵深发展。内地包括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在内十几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纷纷成立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同时,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双年会也开始在拥有澳研中心的高校分别举行。这样的形势无疑给内地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极大的动力。一批现当代澳大利亚文学名著被翻译出版,凯里的重要作品正是随着这股洪流在中国大陆开启了出版、译介的征程。作为澳大利亚优秀文学作品汉译这一宏伟工程的一部分,最初的凯里译介尚且停留在个别作品零星翻译出版的阶段。1998年,重庆出版社率先出版了《奥斯卡和露辛达》的中文译本,由曲卫国执笔翻译,开辟了内地凯里作品出版的先河。曲卫国译本2012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李尧翻译的《凯利帮真史》(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2008年出版了张建平翻译的《偷窃》(Theft: A Love Story,2006);2010年,作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亡命天涯》(His Illegal Self)。进入21世纪,随着澳大利亚作家来华文化交流的增加,上海译文出版社作为国内译介边缘英语文学的代表,于2010年策划出版了“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译文多围绕迈尔斯·弗兰克林奖的获奖作品进行译介,系统展示澳大利亚当代文学、作家的风貌。彭青龙翻译的《杰克·迈格斯》(Jack Maggs)正式作为丛书之一于2010年出版。201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朱世达翻译的《主仆美国历险记》(Parrot and Olivier in America)。2016年,张卫华翻译的《赫伯特的奇幻人生》(Illywhacker)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201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首次策划出版彼得·凯里的作品集,这是国内首次对凯里作品的全面译介。目前,由张建平在2008年《偷窃》的基础上重译的《偷香窃爱:一个爱情故事》(Theft: A Love Story)和顾真翻译的《眼泪的化学》(The Chemical of Tears)已于2017年年初率先出版。

迄今为止,凯里的十四部长篇小说已有八部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作品的英文版在内地尚无系统、规模地出版,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非虚构作品在内的所有作品的英文原版著作均由中华商务进口图书和北京市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引进,在国内门户图书网站有售。相较于彼得·凯里在世界文学及批评界的显赫声誉,内地凯里作品出版、译介的情况显然与之无法匹配。这种情况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这首先与澳大利亚自身在国际舞台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力有关。澳大利亚地理位置上远离欧美,经济上算不上超级大国,历史文化底蕴相对单薄,这些因素导致澳大利亚文学在很长时期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其次,这与我国长期以来外国文学研究的大环境息息相关。过去二三十年内地的英语文学、文化出版、译介、研究的兴趣多集中在对英美作家、作品上,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相比之下,对英属殖民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文学作品和理论的研究则显得门庭寥落,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所幸,近年随着全球化带来的国际政治、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文化多元主义渐成当下文学研究的主旋律。之前边缘英语文学如澳大利亚文学、新西兰文学、加勒比文学逐渐融入国际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大舞台,相信这一背景将为凯里作品在内地的译介注入新活力。

三、中国大陆批评界对凯里的接受

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内地对凱里作品的批评仅仅是作为作家作品介绍的一部分被国人所熟知。胡文仲先生早在1980年就注意到凯里短篇小说独特的创作手法和写作风格。黄源深在1985进一步指出了在作者奇幻的文本形式之下对现实的批判意义。90年代的凯里批评多停留在核心外国文学杂志对其创作动态的持续关注上,随着他长篇小说的出版,零星地有学者进行了书评式的介绍。真正意义上的凯里批评研究发轫于叶胜年。在外国文学发表的题为《风格与主题——彼得·凯里小说刍议》的论文中,他对凯里先前出版的四部长篇小说进行了研究,指出其创作手法上“兼收并蓄,熔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及未来主义的表现技巧于一炉”,创作风格“奇特、活泼、清新”,作品表现了“新颖的历史主义意识”,③呈现出对资本主义既依恋又批判的态度。

进入21世纪,除了继续关注介绍凯里的最新创作成果,内地的凯里批评逐渐走向成熟并呈现出多元化的批评态势,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迄今为止,已出版《彼得·凯里小说研究》《销售边缘男性气质——彼得·凯里小说性别与民族身份研究》和《镜观物色:彼得·凯里小说中的认同问题研究》等三部汉语专著和一部英语专著。知网以“彼得·凯里”作为关键词搜索显示有博士、硕士论文5篇,期刊论文、书评近50篇。以彭青龙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多沿用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对凯里小说的写作风格和作品主题进行研究。写作风格上多是探讨其作品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等元素。主题上,研究关注的核心焦点是凯里“写回”帝国中心的倾向④或对澳大利亚身份问题的拷问,多探究作家对帝国历史叙事的反抗和改写、对民族身份的塑造和追寻、对认同问题的执着,深化和拓展了国内凯里研究的方法和路径。也有学者对其单个作品中的伦理思想、政治隐喻、美国梦、母亲形象、狂欢化特质和美学技巧进行了探讨。

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之后,内地凯里研究的路径和方法一直在深化拓展,从最初在文本内部对其作为新派小说家代表采用新颖表现形式的探索,逐渐走向对文本之外作者表征的社会现实及历史意识的挖掘。近年,随着文化记忆理论的兴起,开始有学者援引该理论对凯里作品所表征的澳大利亚民族记忆进行探索,研究作者如何在文本中调配文化记忆的运行机制,以及文化记忆的功能在文学作品中的实现问题。对于擅长通过文学创作重访历史、表征记忆的白人男性作家彼得·凯里来讲,文化记忆理论或可为阐释凯里作品,尤其是他的新历史小说,开辟新的、更具解释力的研究路径。

四、结语

彼得·凯里可谓文学界的一枝独秀。作为载誉颇丰的文学巨匠,他娴熟运用自我指涉、反叙事、拼贴、魔幻现实主义等后现代文本策略,屡屡在作品中为读者奉上了一道美学盛宴;作为有着强烈历史意识和民族使命感的澳大利亚作家,他擅长通过想象性重构表征澳大利亚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并立足现在、面向未来对其重新审视、阐发,致力于民族出路的诗学探讨,体现了一个优秀知识分子应有的伦理趣味。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多元文化主义渐盛,文化间性日益彰显的今天,我们期待凯里作品更全面、系统地被译介到国内。相信对凯里作品的阅读、研究会对内地作家创作,尤其是如何表征民族的文化记忆产生积极影响。

注释:

①Andreas Gaile. Rewriting History: Peter Careys Fictional Biography of Australia [M]. New York: Rodopi B.V., 2010.

②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M].杨德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③叶胜年.风格和主题:彼得·凯里小说自议[J].外国文学,1992(4):89-92.

④彭青龙,2005.写回帝国中心,建构文化身份的彼得·凯里[J].当代外国文学,2005(2):109-115.

参考文献:

[1]王永亮.聚光灯后的平民总统——《林肯传》的文史蕴美及文化传播的当代启示[J].名作欣赏,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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