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流传东瀛的御窑珍品

范洁

瓷器收藏一直以“真、精、新、稀、流传有序”为准则。近年来，“流传有序”愈发受到市场的重视。收藏体系并非单纯以经济价格作为追求，藏家对于文化传承所带来的附加价值的认同日趋明显。当然，这也是藏品文化魅力的进一步彰显。

2018年，拍卖市场上出现了多件传承有序的官窑瓷器，不但取得了耀眼的市場表现，作品自身所包含的文化信息也对相关的学术研究起到了填空补白的作用。笔者有幸参与见证了其中几件藏品的拍卖全过程，在此略作回顾。它们出色的市场表现也足以说明当下藏家对于器物自身历史传承过程的格外器重。

乡间小拍的惊喜

2018年8月中旬，在日本静冈的乡间小拍中，一件青花万寿尊以1亿多日元的价格成交，消息很快传回国内艺术鉴赏圈。若谈及大气磅礴的明清官窑重器，人们一定会联想起康熙青花万寿尊。笔者刚听闻此事时，也大感震惊，如此重器出现在日本乡间小拍使人惊喜。追本溯源，这件作品要从90年前京都国立博物馆出版的图录一一《古美术大观》谈起。

说到此书，系恩赐京都博物馆（现京都国立博物馆）在昭和四年（1929年）举办展览会时所刊印，共四册，内容丰富多彩，印制精美讲究。当年，为了纪念昭和天皇在京都举办的继位大典，博物馆经过周详筹备，将日本国内收藏的各门类文物精品汇集一堂，包括绘画、青铜、陶瓷、织绣等等，不一而足;更有从欧美藏家借展的作品，规模空前。据时任博物馆馆长和田不二男在图录前言所述：“本展调集了全国的古社、灵刹、名门、大姓所秘藏的珍品，所涉范围之博大，甄选之严谨，前所未有。通过此展观希望国内外有识之士称赞。”该展图录公开刊行，出自便利堂一丝不苟的制版精印。而此件日本所出万寿尊正是《古美术大观》所刊之原件。买家慧眼识珠，将其从日本乡间小拍中辨识出来，不得不让人钦佩。

《古美术大观》第四辑的“窑制之部”收录了此件万寿尊，图版清晰，图版一侧注明饭田新七收藏。经过与实物对比，完全可以确认作品与该图版为同一件器物。根据原书信息，当时的收藏家是饭田新七，中汉拍卖学术顾问金立言博士在其论考《万寿载德一一日本实业家饭田新七旧藏康熙青花万寿尊》中也介绍道：“据二战前出版的《美术壮观》一书介绍，初代饭田新七是近代日本最为知名的实业家之一。他在京都所创业的高岛屋与东京的三越、白木屋被誉为‘日本三大吴服店，主要经营吴服（和服），织绣等传统日本工艺品……万寿尊的旧藏者是第四代饭田新七（1944年殁），作为高岛屋的第二代社长，他不仅将家族产业发展壮大，更雅好收藏，所涉猎的门类相当丰富。”

研究助力市场

2018年10月1日，万寿尊空降香港进入拍场，而后于2018年11月16日在北京故宫举办了一场关于此尊的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刚主持，邀请了国内多名专家。会上，金立言博士针对此尊做了专题介绍，在前辈学者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前馆长林业强的研究基础上，发表了新的成果如下：

1.经过对万寿尊的仔细观察，通身共有1000种字体，它们基本上重复了10遍。其中，器身部分的横向以75行排列，纵列130行，通过计算可知，器身一共出现了9750个字。加上口沿及器足处的字，组成万寿。

2. 75横列并非横空出世，而是依据历法，基于黄道岁差75年西移1°而得出的。《万寿尊赋》文中对此数目的出处也有记述。“岁差之数，七十五横列，其字以如之，积其余以象闰。国风之名，一十三直垂，其墨以均也，借其行以分域。”文中提及75横列取于岁差之数。“岁差”源自历法中的对于天象的解释。隋代的天文学家刘焯确定黄道岁差为75年西移1°，后世一直沿用。如此看来，万寿尊的文字横排75无疑与上述内容有着密切的关联。

3.赋中明确指出此尊的用途是为皇帝庆寿。“名因九五”“觐天颜咫尺”“介兹眉寿”“惟祝寿以万年”等语句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4.万寿尊的烧造是在重大战役取得胜利以后。赋中多处用典，其中的“遵周雅江汉之什”典出《大雅·江汉》，说的是周宣王命令麾下大将召伯虎平定淮夷之乱的历史事件。此处用典意在歌颂天下太平，而持续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是康熙朝首次取得大捷的一场战役，可圈可点。若此判断成立，万寿尊当烧造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之后。

图版著录的发现和万寿尊背后文化背景的研究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对于康熙青花万寿尊的认识。正是兼具了艺术品“真、精、新、稀、流传有序”的优点，万寿尊最终取得了亮眼的市场成绩一一以7467万港元成交，被内地的瓷器重要藏家收入囊中。

传承更为可贵

无独有偶，2018年5月的香港春拍中还出现了一件康熙御窑重器——青花釉里红圣主得贤臣颂笔筒。值得一提的是，此器配有清宫木盒及硬木托座，盒内墨书题签：“康熙年制青华大笔筒成件”“明治卅四年口口十九日，清国钦差专使大臣那桐口口献上，四个之内。”通过盒内题签，不难知道其后被清末大臣那桐作赠送日本皇室之用。回顾历史，晚清的北京城并不太平，内忧外患。在此混乱动荡时期，日本公使馆书记杉山彬被当时负责镇守北京的甘肃董福祥部下杀死，酿成中日两国间的外交风波。为平息事态，清廷在次年（1901年）7月派遣那桐一行出使日本，此笔筒则为该段史实之实物见证。

另一件雍正御窑白釉绳纹缸，为日本著名古董商山中商会旧藏。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恭亲王爱新觉罗·溥伟坚决反对宣统退位，提出“毁家以纾国难”，将恭王府收藏悉数变卖。而在1912年3月，山中商会抓住机遇，将除书画外的全部器物收入囊中。1913年，在纽约举行了恭王府专场拍卖，引起巨大的轰动，总成交额高达约28万美元。从此，中国宫廷艺术正式走向国际市场。之后，山中商会势如破竹，收购了更多流传有序的宫廷文物。关于此缸，多本山中商会发行的图录中皆有刊载，足见对它的重视。最终，承载了近代史沉浮的这两件康雍御窑名瓷都以不俗的成交价被国内藏家竞得，

时过境迁，这些承载着历史的清代御窑名瓷重出市场，器物本身固然名贵，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其背后历史传承的展现。同时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的经济腾飞使珍宝得以回归神州大地，古物有灵，新一代藏家将为它们续写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