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叔衡,一个穷秀才的革命

2019-03-29 06:58孔璞
恋爱婚姻家庭·养生版 2019年3期
关键词:何叔衡夏明翰吴佩孚

孔璞

何叔衡牺牲后3年,一直在寻找他下落的好友谢觉哉,突然从毛泽东口里听到了他的死讯。谢觉哉呆住了,他想起年轻时与何叔衡的戏言:后死者要为先死者做传。那时,谢觉哉只有二十五六岁,当即吟出四句挽联赠与长他八岁的何叔衡。何叔衡听罢哈哈大笑,说:“很好。”

那副被何叔衡赞为“很好”却无处可寄的挽联是四句成语:“即痛逝者,行自念也。名之所至,谤亦随之。”

何叔衡年轻时名满乡里,中年名满湖南,老年名满党内,而反对他的声音也如影随形。

谢觉哉说,挽联的后面两句正是何叔衡一生的写照。

“穷秀才”造反

1902年,何叔衡考上秀才,县里给他下了掌管钱财的委任令,但他深感“世局之汹汹,人情之愦愦”,拒不到任。在父亲的骂声中,何叔衡回乡种地教书,并与其他三位志同道合的秀才结为拜把子兄弟,他们就是被合称为“宁乡四髯”的谢觉哉、姜梦周和王凌波。这几位秀才都不愿为官,却关心政局,聚在一起时常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乡邻们称呼他们为“穷秀才”,许多人觉得他们没有能耐。

1906年,这几位文绉绉的“穷秀才”做出一件震惊乡里的事情。

这一年宁乡遭灾,在何家祠堂做工的贫农余老伯偷祠堂的半担积谷被捉住,何氏族长决定将他沉塘处死。何叔衡得知后,立刻让学生四处通知自己的把兄弟,几个人一起赶到何家祠堂,他们远远就开始高喊:“放人,快放人!”

一群长袍秀才的突然闯入,令在场众人目瞪口呆,大家眼睁睁看着何叔衡给余老伯解开绳索,竟没人阻拦。

何叔衡恭恭敬敬作了个揖,然后向何氏宗亲恳切陈述余家的难处,说得在场许多人红了眼圈,族长无奈,只好免了余老伯的罪。

除了在乡间推动民风革新,“宁乡四髯”也在他们工作的云山学堂积极推动学校的改革。辛亥革命后,在何叔衡等人的倡导下,学堂组织了学生会,进步师生一起反对尊孔读经,提倡写应用文,开设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何叔衡还带着学生们上劳动课,植树种草绿化校园。

何叔衡的改革很快遭到新来校长的反对,他当着学生的面斥责何叔衡“公然造反”,何叔衡怒而辞职,决定赴长沙求学。他夹着包裹雨伞,在妻子的目送下走出了山村,走向了一片全新的世界。

计驱张敬尧

1913年,何叔衡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后并入第一师范),成为学校里一名大龄学生。在第一师范,他认识了毛泽东,在校园的辩论活动中,这一对年龄相差17岁的朋友时常站在一起。

何叔衡毕业后,留在长沙楚怡学校教书。毛泽东和蔡和森筹办新民学会时,何叔衡积极支持。

五四运动爆发后,在新民学会的组织下,湖南也爆发了大规模学生运动。当时湖南督军皖系军阀张敬尧武力镇压了学生运动,导致流血事件。

当年12月,军警再次打伤请愿学生和工人后,新民学会在楚怡学校开会,何叔衡主持研究具体的“驱张”事宜。向皖系军阀吴佩孚请愿,是“驱张”的既定方针,何叔衡希望利用吴佩孚的势力打压张敬尧,但吴佩孚并不表态。何叔衡于是拜访了当地著名乡绅——夏明翰的爷爷夏时济,希望他推动吴佩孚做决定。这一举动让夏明翰大发雷霆。

“你为何与夏时济勾结?”夏明翰劈头就问。

何叔衡得知夏明翰对夏时济颇为不满后,笑着问:“吴佩孚比起你爷爷如何?”

“比起吴佩孚,我爷爷当然还好。”

何叔衡说:“既然如此,吴佩孚我们还要争取,利用他的力量‘驱张,更不要说你爷爷了。”

三言两语就让夏明翰消了火。在他们的努力下,夏时济与湖南衡阳15位知名人士联名向北京政府通电,声援“驱张”。何叔衡随后赴湖南郴州,请湘军首领谭延闿策动吴佩孚武力“驱张”。

谭与北洋军阀本有仇隙,吴佩孚与张敬尧也有不和,在何叔衡的联系和推动下,谭与吴很快达成协议,两人同时出兵,将张敬尧赶出了长沙。从此湖南开始了“湘人治湘”。

反对教条主义

谭延闿统治湖南初期,任用了一批开明人士,何叔衡也被安排去办报,但很快就因为提倡“自治”“民权”而被撤职。

1920年冬,湖南成立党小组,何叔衡是最初的6个发起人之一,并于第二年7月参加了中共一大。

何叔衡是职业的革命家,但他对妻子袁少娥和儿女非常牵挂。每次回家,他都要帮着干活,尽量让妻子歇一歇。

1927年,大革命失败,何叔衡逃离湖南,赴苏联读书,每次给兒子写信,最后总要写两句话给妻子,让儿子念给不识字的妻子听。他还要求儿子在回信时把妻子想说的话一并写上,而且尽量记录她的原话。

袁少娥很珍惜那些信,晚年时偶尔还会让儿子何新九拿出来读。何叔衡那些灼热的话语,何新九读来有些别扭,袁少娥却每次都听得落泪。

1931年11月,何叔衡奉命进入江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那里他当选为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

何叔衡的古道热肠令他一到苏区就和教条主义发生了冲突。当时《土地法》刚刚颁布,里面有一条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何叔衡对这一条非常不理解:如果地主不分田,他们吃什么?如果叫他们给别人耕田,他们不是又成为别人的雇工了吗?革命不是要实现社会平等吗?

但何叔衡这些意见没有得到重视,反而受到了当时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批评。

热血洒长汀

与土地政策一脉相承的是严厉镇压反革命势力这一左倾方针。作为判决的复审工作负责人,何叔衡发现送到他手中的死刑判决越来越多。

1932年10月,何叔衡收到了会昌县苏维埃送来的死刑判决。他仔细阅览了全部材料,发现所谓的犯罪,大多是偷鱼、偷牛的琐事,他立刻批示不能处死,改换主审人,重新审批。

判决书中充满了各种口号标语,说嫌疑人“藐视国法”。何叔衡不客气地批示道:“我们没有颁布什么‘国法,他到底藐视了何国的法?还请你们回答回答。”

何叔衡“慎杀”的做法受到了当时左倾思潮主导的中央的严厉批评。外表守旧多礼的何叔衡,这次却拒绝接受这些批评且一一反驳。会议开了几天,何叔衡始终坚持他的观点:阶级斗争不能代替法制,也不能排除人道主义。

1933年底,何叔衡被撤销了一切职务。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转移时,何叔衡被留在根据地。谢觉哉如此描述那次分别:“习惯了患难中分手,患难中相逢,又患难中分手的我俩,虽然不知道会面何时,但却保持着严肃与沉默。”

苏区沦陷后,何叔衡虽然年近花甲,却每天拄着拐棍到各村去做动员工作。没过多久,他又被派到白区工作。

1935年2月24日,在向白区转移的过程中,何叔衡等人遭到国民党部队的围堵。为了不连累同志,何叔衡在福建长汀跳崖牺牲,尸骨无人收殓,最终难以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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