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直隶总督陈夔龙奏陈时局与各部议复

史展

摘 要：宣统二年，直隶总督陈夔龙奏陈时局，引起了清廷的重视。清廷令陆军部、农工商部、度支部和学部等对此奏陈进行议复。通过分析疆臣陈夔龙的奏陈和各部臣对该奏陈的议复，一方面探讨疆臣眼中的清季时局，奏陈中所揭示的清王朝的统治危机的确存在，陈夔龙的奏陈并非杞人之忧；另一方面则试图揭示疆臣和部臣之间的冲突，即辛亥革命前清朝的内部矛盾。

关键词：陈夔龙 时局 疆臣 部臣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9）01-27-35

晚清政治人物陈夔龙在宣统年间担任直隶总督，1在此期间，陈夔龙曾上奏清廷《时局阽危敬陈管见以资补救折》。在以往关于直隶总督陈夔龙的研究中，不少文章忽视了此次奏陈及各部的议复。2在此奏陈中，陈夔龙认为时局充满危机，体现为民气嚣张、士风庞杂、军纪淆乱和财政艰窘四个方面。3另外，清廷令陆军部、农工商部、度支部和学部等对此奏陈进行议复。本文试图从陈夔龙与各部之间的互动来探析宣统年疆臣与部臣之间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讲，武昌起义是清廷内部种种矛盾激化的结果，疆臣和部臣之间的冲突便是其一。从陈夔龙的奏陈及各部议复，可以透视清廷的内部矛盾。

一、陈夔龙对时局的奏陈

宣统二年（1910）四月初三日，陈夔龙揆度时局，上奏《时局阽危敬陈管见以资补救折》，4指出近年来尽管“维新自强之说日盈于耳，淬厉奋发之象百倍于前”，然而“民气之嚣张、士风之庞杂、军纪之淆乱、财政之艰窘非特无所挽救，转觉岌岌不可终日”，表达出自己对时局的担忧。5陈夔龙认为出现此种局势的根源在于中外情形不同，新政多为徒摹形式，故难收舍己从人之效。观陈氏此意，是暗指新政以来的举措，多为削足适履之举，没有关照到中外风俗和情形之不同。

（一）民气嚣张

在奏折中，陈夔龙解释“民气嚣张”指的是民众聚众滋事，又举出去年湖南长沙抢米风潮的例子，并强调此次风潮竟然“于省城重地肆其焚掠”，大有“人心思乱，处处有一触即发之机”。1面对民气嚣张的现象，陈夔龙探其根源：“民气之不靖，亦由民生之日困也。”2进而陈夔龙又引用汉代名臣贾谊的“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缘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取”一语，来阐述为今之计是“宜以重农足食为先务”。3可见，陈夔龙仍然是从传统的农本角度出发，阐述解决民生问题的办法。可知传统农本之思想在清末新政施行后，仍然发挥着深远的影响。

尽管如此，陈夔龙毕竟经历过清末新政一系列的改革，又处在转型时期的近代中国。揆诸现实，陈夔龙对两千年前贾谊的话能否适用于今日也存有疑问，故其在奏折中表示贾谊之言是“迂阔之言”，不过话锋一转，又指出“按之事理，实则非诬”。4从陈夔龙的奏折来看，他的思想已经超出以往的农本思想的范围，其所言的“农”不仅包括农业，也包括矿业，并非贾谊所言之“缘南亩”。陈夔龙之所以如此重农且关注民生，并非无病呻吟。这与清末民生问题的日益突出有密切关系，尤其是长沙的抢米风潮，很关键的一个原因便是水灾导致粮食歉收，继因湖南巡抚岑春蓂处置失当而引起民愤，抢米风潮在全国影响恶劣，应该对当时的直隶总督陈夔龙触动很大。

另外，陈夔龙仍以人民“智愚不一，贤否不齐”为由，担心如果此时使处处设立地方自治和人人担负责任，不仅没有实效，而且只能导致“各省开会、演说、举代表、上请愿者，纷纷扰扰”的乱象。5实际上，陈夔龙此举也是出于对现实的担忧。因为此时的确存在学生肆意讥评清廷的现象，下文将详述。

（二）士风庞杂

陈夔龙在奏陈中认为自科举废除后学堂发展兴盛，然而也存在邪说摇惑观听的现象，这主要是针对当时的留学生。陈夔龙指出“近则东西洋游学生译刊之书籍报纸，往往以肆意讥评，淆乱黑白，阴市其句结煽乱之技”。6针对此现象，陈夔龙也提出了补救之法：“拟请饬下学部，将一切教科书籍精心审订，务期范围不过，伦纪修明。”7可见，通过科举入仕的陈夔龙仍然有着对传统文化的深切关怀。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关怀，体现在陈夔龙对传统中学的一种坚持。早在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九日，陈夔龙就曾上奏《请修复京师贡院折》，请求亟修京师贡院。8科举停废后不久，陈夔龙就奏请拟设尊古学堂及师范传习所，认为科举停废后不应该忽略中学而应该更加注重中学，并担心科举废除后，“人皆目经学为迂疏，不复专心致志以渐窥作述之精意。第恐舍本逐末，不数年而国粹荡然矣”。9这正是两年后张之洞奏请设立湖北存古学堂的内在原因。陈夔龙并不反对新式学堂，其在清季兴办新式学堂也是不遗余力。故陈氏此举反映了科举仕进的官员对传统中学的一种文化关怀，不能简单地视之为保守的一面。

陈夔龙强调对士风的挽救是基于当时新式学堂和留学生中存在着漠视中学及肆意讥评清廷的现象。尤其是在湖北新式学堂和新军之中，的确弥漫着一种“庞杂的士风”，至少在湖北的留学生和新式学堂中存在对传统道德纲常的漠视和强烈的排满情绪。例如光绪三十四年十月，正值陈夔龙在湖广总督任上，此时光绪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在湖北陆军小学堂中发生了一件因必须为两宫削发戴孝而引发的事件。据目睹者万耀煌先生的晚年回忆：

全国军民戴孝二十七天，校方令学生削发（前额上方一圈）戴孝，孝期以内不准理发，当日有一位同学在理发室大发狂言说：“死了两只狗也要我们戴孝。”不到一小时，监督铁忠即令全体学生集合训话，大意是：“大清三百年深仁厚泽，何负于汉人？今大行皇帝、皇太后宾天，你们居然有大逆不道的狂言，我可以灭你们三族……”不时以手击枱，声色俱厉，经过一番恫吓后，又转变态度以温和口气劝勉说：“你们是受外界不正当言论的影响，你们本身纯真善良，只是因无知而犯过错……”最后向我们说：“你们服不服？”大家回答说：“服”，而作罢。1

万耀煌先生认为铁忠“为当时满人中之佼佼者，自然会察知革命风潮已不可阻挡，只好以此态度处理”，其中多少也存有后见之明。不过，通过这件发生在湖北陆军小学堂中的事件，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第一，湖北陆军小学堂中已存在强烈排满情绪，而且还在公共场所表达排满，这在此前是无法想象的。第二，面对大不敬的学堂学生，作为满人的监督铁忠居然没有将其绳之以法，而是在训斥后温和处理，可知当时存有此种排满情绪者并非一人两人，而是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参与其中。铁忠用温和处理的方式，应该是为了避免激起学生更为强烈的反抗。第三，学堂之中的排满情绪可能来源于社会，正应了陈夔龙之言“近则东西洋留学生译刊之书籍报纸，往往以肆意讥评，淆乱黑白，阴市其句结煽乱之技”，铁忠对当时社会中有此类情况也应该早有耳闻。尽管在当时湖北学堂学生中未必有一股强烈的革命风潮，但是至少可以说明有一股不小的排满情绪。时任湖广总督的陈夔龙对此类事件应有所知晓，所以后来才建议清廷对于出洋的留学生严格考核，非中学已经有了根柢者不准出行，并希望各省督抚与提学使一并随时认真稽查所属学堂。

（三）军纪淆乱

鉴于各省编练新军后，军队中的干城心腹之任，“半以出洋学生承其乏”，进而导致“新军滋闹之案见于粤、见于苏、又见于江北”的军政乱象，2故而陈夔龙提出了以靖军心的方法。主要有两点：一是希望能够精炼劲旅已收成效，避免多养冗兵。各省应该先训练已有之军队，对于“尚未照章编足之处，暂勿迫以所难”。3二是协镇督帅各营官长，营官约束各营士兵，并请陆军部申明章程，“会同督抚切实考核，随时奏请劝惩，持之以信赏必罚”，可以达到“戎行肃然”的效果。4陈夔龙对于出洋学生是抱有成见的，正如同他在《梦蕉亭杂记》中所云：“不敷衍留学生。”5他认为军队中的留学生“品地不齐，其不肖者无论矣，即有一二贤者，亦于军事毫无历练，坐此弊端百出，不可胜言”。6

实际上，陈夔龙对新军滋扰导致祸乱萌发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以后来者的身份观之，武昌起义爆发的很大一个因素就出自湖北新军内部。据万耀煌先生的回忆，光绪三十三年在湖北二十一混成协的军人中，已经有了强烈的排满情绪：

因我曾在日知会听过革命名流演讲，所获革命知识比较充分，和这些朋友谈话时，词理都颇动听，因此他们潜伏的革命情绪自然流露，纷纷请求加入群治学社。这些人有时颇不顾利害，胆子甚大，在酒店、在运动场都畅言无忌的高谈排满革命，甚至在猜拳饮酒时亦喊：“要革命，要排满，全福寿”，官长不便去酒店，即去亦视若无睹、听而不闻，其革命风气之热烈由此可见。1

作为革命者的万耀煌先生，晚年回忆此段经历，难免有所渲染，但是基本也能反映当时湖北新军中的情况。从湖北新军中的实际情形来看，陈夔龙所言并非虚妄。陈夔龙能在辛亥革命一年多以前便对宣统年的时局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又敢于上奏清廷，亦属难能可贵。不过，他所提出的解决方法实际上却很难实施，并未改变新军的这种现状。

（四）财政艰窘

此外，陈夔龙指出了在各省财政清理的背景下，各省财政皆存在艰窘之境。对于如何解决此困境，陈夔龙不免老生常谈：“理财之道，不外开源节流二端。”2不过，陈夔龙并没有向清廷提出具体的开源节流的措施，只是指出现实中所存在的问题，即地方税和国家稅章程尚未议定。据当时情形，内外官制尚未完全厘定，地方与中央的权限尚未完全划清，地方税和国家税确实存在着模糊地带，这也致使督抚在财政上面临困境。陈夔龙在奏陈中已经表达出对部臣的不满，按当时情形，其多半是对集各省财权于中央的度支部尚书（大臣）载泽的不满。陈夔龙坚持“督抚既负行政之责，一切支配应付不容不担负经营。部臣综合名实，但宜问其为公为私耳。用属于私，驳之宜也。若用属于公，宜复拘守故常，不许丝毫通融挹注，未免近于束缚驰骤之为”。3由是观之，陈夔龙对部臣是否为公提出质疑，且言语之中透露出部臣对督抚的咄咄逼人的不满。最后，由于对度支部在集权过程中出现的部臣“权重责轻”现象的不满，陈夔龙又请求清廷下令，直接让度支部统筹全局。实际上，其深意是让部臣集权的同时，也要负起相应的责任，如此一来，督抚即便权力受损，但比起身负难以承担的责任而言，将部分责任转嫁到部臣肩上，未必不是一种退而求次的计策。

关于陈夔龙上奏后清廷的反应，据朱批为“各该部按照所陈查核情形具奏，候朕裁酌”4。可见奏折中涉及到的学部、农工商部、陆军部和度支部都收到此奏折，皆查核情形具奏。下文将从各部的议复中揭示出部臣对于陈夔龙奏陈的态度，以探究清末疆臣与部臣之间的互动及关系。

二、各部对陈夔龙奏陈的议复

不久后，陈夔龙的上奏便引起了清廷的高度重视。宣统二年四月初七日，清廷批复陈夔龙奏陈，令各该部按照所陈查核情形具奏。5陆军部遵谕旨对陈夔龙的奏陈进行议复，可见于宣统二年五月十八日陆军部印发给所属各司的《陆军部议复陈夔龙为时局陷危敬陈管见折》。6另外，农工商部和度支部是以《农工商部会奏核议直督奏条陈垦种各省荒田折》联合议复，7学部则以《覆奏直督陈夔龙奏时局阽危敬陈管见折》单独议复。8

（一）陆军部的议复

陈夔龙上陈后不久，陆军部便遵照谕旨议复。又鉴于陈夔龙所陈奏各节，关系着清朝的国防计划，故而陆军部在回复圣谕前，先咨行军谘处查核酌定，军谘处的意见与陆军部基本相同。陆军部先对近些年新军与军事的情况做一略述：“伏查近年防营练军渐就窳败，旗绿营伍徒具空名。自非精练陆军，无以振兴戎备。而用人筹饷，尤为军队命脉所关。现在新政待兴，度支竭蹶，练兵经费，筹措为难。各省编练新军，更以人才缺乏，委用不免迁就，诚有如该督所虑者。”1陆军部与军谘处对陈夔龙的关于时局的见解整体持赞同的态度，不过也有不甚赞成之处：

第一，陆军部针对陈夔龙奏折中所称“各省饷力，勉强支持”一节，表示军谘处和陆军部于练兵一事，“原属体察各省情形办理，并未迫以所难。嗣后各省如果奏明有筹饷为难情形”，“自当查照前奏，酌核请旨”，并指明陈夔龙的忧虑是杞人忧天，陆军部认为待“宣统四年全国三十六镇一律成立，如届时各省未能依限办理，果须展限再行奏明请旨。于议复署两广总督袁树勋奏遵办新军善后事宜折内，准于奏定五年限期应编之两镇，仅练一镇。均先后奏奉允准在案。又自上年以来，各省陆军，只奉天改编一混成协，福建添练步队两营，其余各省均未照章增练。”2由是观之，陆军部和军谘处坚持认为并不存在督抚编练新军难以支持的局面，那些未能定期完成编练任务的省份，督抚可以请旨展期。不过，陆军部对各省编练新军薪饷的缺乏估计不足或是故意回避，其回应实际是对陈夔龙所深忧的财政问题的漠视。试想，既然编练计划仍在，那么请旨延期也不是解决饷薪问题的真正办法。

第二，关于陈夔龙原奏内称“考核镇协营官”一节，陆军部条分缕析。首先，与陈夔龙相同，陆军部也认为“省编练军队，首在将领得人。各际兹竞修武备之时，非学识与经验俱优，任事断难得力”。3不过，针对陈夔龙提出的各省编练新军中出现军人难以合格，将领缺乏人才的情况，陆军部持否定态度，“现在各省所派陆军人员，或用毕业学生，或用旧日将领，取材既不拘于一格”。4不过，陆军部话锋一转，解释“臣部从未绳以专章，向来委任迭更，皆由各督抚自行遴选有人，分别奏咨立案”。实际上，陆军部此举是将新军出现种种问题部分责任推到各省督抚身上。其次，关于安庆等地的新军兵变，陆军部也给出解释，认为皖、粤一事原因有二：“一由于抚驭之不善，一由于兵习之浮嚣”。5并提出解决办法：“苟使教育得法，将士任用得当，又何致蹈不战自焚之悔，贻养兵酿乱之讥。”6第三，针对陈夔龙又提出精简劲旅以收成效的建议，陆军部虽然也认为“用人不可不益致慎详”，但是鉴于形势危急且以国防为重，诉说新编陆军势难减练：“练兵所以卫民，岂宜以军心不靖，授人口实。”7接着，陆军部再一次将责任归为督抚：

各省军事行政之权，督抚固有专责。若非平日再三审镇，将何以悉成劲旅，鲜隐患于无形。相应请旨饬下各督抚臣，按照定章，力任责成，认真考核。于遴委陆军各级官长务取诚朴，严戒嚣张，以祛弊端而昭慎重。如各省拣任，一时难得其人，即由各督抚咨商臣部妥为选派，庶几内外相维，军事日有进步。此尤应严切申明者也。8

由是观之，陆军部对于陈夔龙的回复，尽管在前面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陈夔龙的建议，但这是官场上的客套话，是奏折中的习惯用语。关于陆军部和军谘处对陈夔龙奏陈的回应，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方面陆军部对陈夔龙的奏陈提出质疑，实际上是对陈夔龙奏陈的一种回避，其议复多为敷衍之词，并未提出解决陈夔龙在奏折中指出问题的方案和办法。另一方面，陆军部施展计策，在议复中将部分责任推到各省督抚身上，这样就将陈夔龙对部臣的诘责转变成对部臣和督抚的共同诘责，也就是向清廷诉说出现如此多的问题的责任，不仅在于陆军部，也在于各省督抚。如此一来，连质疑者陈夔龙也难独善其身。面对危局，陆军部对陈夔龙的建议并不重视，尤其是漠视陈夔龙所言新军中“军心不靖，其象显然”的现象。陆军部，包括军谘处（府）在内，在清末不断集军政大权，巩固自己的地位，试图控制各省编练的新军，结果是适得其反。如果陆军部认真对待陈夔龙奏陈中的问题，不是敷衍塞责，而是竭力用具体的办法解决新军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或许时隔一年后的武昌起义也不至于一发而不可收拾。

（二）农工商部和度支部的议复

陈夔龙上陈后，农工商部和度支部遵谕旨复议，于宣统二年五月上《农工商部会奏直隶总督陈夔龙条陈垦种各荒田折》，此奏实际上是由农工商部主稿，会同度支部办理并陈明，主要反映了农工商部的意见，当然也有度支部的看法。

农工商部遵旨核议陈夔龙奏折后，认为振兴农政，“首重垦荒而实行招垦，自以查荒为入手之方”。1为证明自己并非尸位素餐，农工商部提及在宣统元年三月间的具奏《筹议推广农林章程》中曾声明：“各该地方官就所属境内，履勘清查官荒若干，民荒若干，大段片荒若干，畸零散荒若干，舊热新荒若干，毗热夹荒若干，详晰绘图列表，一面筹定的款，或召集绅富，量加董劝，拟定办法，申报该管上司，咨部核夺。”2并提出解决办法酌分三等，或官办，或民办，或官民合办，各就地方情形，切实妥筹。农工商部认同陈夔龙的建议，认为陈夔龙“深为本计，注意垦荒，奏请定章，通行各省，洵为目前切要之图”。3不过，农工商部又指出，“惟此项章程，臣部既经奏准，通行在先，各省亦陆续举办”，为证明其所言非虚，又举例：“如奉天有垦务公司，黑龙江有农务公司，直隶有营田垦务，所其余或设垦务局，垦务、农务各公司均经报部立案。”紧接着，农工商部又指出在宣统元年五月间，遵旨筹议农林工艺要政。可见，农工商部的确一直在进行农工商业方面的改革。按照农工商部奏定的农林章程，度支部希望各地“切实筹办绘图列表，拟定办法，限期申报，转咨核夺。仍按年将所辖境内荒地总数，暨筹办开垦商民领垦各事件，以及规模若何，成绩若何，汇报该管上司，列入考成，分别等差报部备案”。4农工商部又提出：“每届三年由部奏请奖励，以符定章，务使已办者加意扩充，未办者及时振作。一面札饬各农会，查明奏定农会章程，凡境内应垦荒地，拟具办法禀部核夺，切实兴办，其有绅商集赀创立此项公司，办有成效，按照奏定奖励公司章程，立予奏奖，以资激劝。如蒙俞允，即由臣部通行，钦遵办理。”5可见，面对如何振兴农林工艺方面的发展，农工商部的确是有所规划，且比较详尽。不过以上多半停留在建议的层面上，从“如蒙俞允，即由臣部通行，钦遵办理”可知，此计划并未真正实施，仅为纸上谈兵。

至于陈夔龙所陈奏的“税敛之法，拟请优免”一节，主要是由度支部进行议复。度支部认为：“查例载各省报垦田地，水田六年升科，旱田十年升科，届期该督抚委员覆勘有水冲沙压及实在垦不成熟者，取结题请开除，若升科后，此坍彼涨，分别查明，或应以此抵彼，或应增减科则，核实提报，仍加具印结送部备查。”1而农工商部认为陈夔龙此言，系宽民力而兴地利起见。可见表面上农工商部也赞同陈夔龙的意见，不过，农工商部接着又指出自己所处的困境：

查各省奏咨税敛科则均无一定，而升科年限则有生荒熟荒之分，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之别，尽则壤成赋势难平均限年，升科亦难划一。若必概限十年其方经开办，及甫经奏报而章程未定者固不难改从新章，其已报竣事而未届升科年限者即难免纷，更似不若因时因地顺其势而导之之为得也。2

与陆军部几乎如出一辙，在陈述完自身困境后，农工商部亦话锋一转，将责任分担到各省督抚将军身上。农工商部请求谕旨饬下各督抚将军，“就各该省垦务情形审时度势，尽心筹划，除已报竣事未届升科年限者照旧启征外，其余方经开办而未观厥成，及甫经奏报而章程未定，暨各省荒芜田地有可开垦者，迅即开垦。应照何则定赋，应限何年升科，斟酌尽善，奏明办理。务令民力纾而人□耕田，地利辟而野无旷土，是为至要。”3农工商部和度支部将责任转移，如此一来，使得本应由各部院反省的总督上奏失去了原有的以资补救的意义。

（三）学部的议复

同年五月二十七日，学部也奉旨议复陈夔龙奏时局阽危敬陈管见一折，名为《覆奏直督陈夔龙奏时局阽危敬陈管见折》，后准军机处交出。

关于学部对陈夔龙奏陈的议复，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关于陈夔龙所言“东西游学生译刊之书籍报纸，往往肆意讥评淆乱黑白”一事，学部似乎不能苟同，并坚持认为学部“自顷岁以来，挈持纲领，审慎图维，虽不敢谓措置咸宜，然独于扶植世教，整齐学风，则尤为兢兢致意”4。关于陈夔龙请求清廷“饬下学部将一切教科书籍精心审订，务期范围不过伦纪修明驯致”一事，学部则指出：“前于各省呈请审定教科书籍，良楛错出，纯驳不齐，皆经派员悉心钩校，取其胚胎，经史与阐发各种科学而不背叛道德者，准予锓板鬻行。其有蔑礼斁教，稍涉奇袤，如平权之瞀说，种族之讆言，自由结婚之歌辞，惑世诬民之报纸，凡若此类业已节次通饬严禁发行，各在案，断不任其淆乱人心，贻误来学诚欲蕲。”学部此言虽然也指出曾出现过教科书籍中存在问题的情况，但重点是为了表明自己已经尽职尽责，令行禁止，而且经过派员整顿后，已杜绝陈夔龙所言之情况。实际上，此举是学部对陈夔龙奏陈中建议的否定。

另一方面，关于陈夔龙所谓“范围不过伦纪修明之义也，至遣派出洋游学各生，若根柢未完遽令出洋，不惟耗费财力，且亦易滋流弊”。5学部指出自己已有“先见之明”，早虑及此。学部言及自己曾于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奏明：“嗣后京外派遣游学生无论官费私费，皆应切实考验，性行纯谨，具有中学毕业程度，通习外国文字，能直入高等专门学堂者，始予给资。业经奉旨俞允，遵行在案，自应无庸置议。”6此举是又对陈夔龙建议的一种否定。试想，若是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学部所奏陈方案的确有效，何来三年之后的陈夔龙奏陈一事。在清末，的确存在游学生忽视中学之现象，而且愈演愈烈。而学部一句“自应无庸置议”，完全将问题掩盖而不去积极解决。接着又话锋一转，与其他三个部如出一辙，指出自身困境：“惟是臣部总司教育于教科图书审查，禁止责有专归，如有宗旨奇袤不轨于正者，既经臣部禁止之后，其执行之权，则恃封疆大吏以为后盾。盖以京外幅员太广，耳目闻见难周。”7学部此言是为了表明问题的出现不能完全怪罪于学部，执行之权应恃封疆大吏，学部有情有可谅之处。接着学部又以“部臣坐筹于内，不过执居中统辖之权。督抚分治于外，乃克收就近防维之益”为由，1不时给各省督抚戴高帽，盛赞各省督抚，提议“现在各直省督抚，类皆公忠体国，深切忧时，若能于学校之地，力遏其颓风，法令之行，勿徇以时好，随时督率属官持循成宪，俾闾阎胥知服，教邪匿庶可不兴”2。对比陈夔龙在原奏中所言“请饬下学部将一切教科书籍精心审订，务期范围不过伦纪修明驯致……仍责成各省督抚督率提学使，将所属学堂随时认真稽察，剀切训迪，设法防范，勿任濡染恶习，致蹈匪彝”一语，3学部则反客为主，显然是将责任转移到督抚身上。尽管陈夔龙也赞同督抚应该负起责任，设法防范而勿任学子沾染恶习，不过其重点在于学部应首先负起责任。而学部所言意味着分治于外的督抚有就近防维之责，各省教邪兴盛主要责任在于督抚，而非学部。丝微之差，立意迥异。学部此言表面是希望督抚恪尽职守，实际上是暗喻督抚未尽其责致使出现士风庞杂的问题。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学部表面上指出“此尤臣部采取该督原奏之说，而亟愿与各督抚臣协力以共图维者也”4，但并未提出任何实际性措施，也没有认识到自身以往审查制度中存有的问题，遑论提出有效的改进措施。学部仅仅把问题的解决归于督抚，并“请旨饬下各督抚督饬提学司，将所属学堂随时认真稽察，剀切训迪，设法防范，于历次所奏奉谕旨及臣部颁发章程，均应切实照行，勿稍弛纵”。5学部将解决问题的重担置于各省督抚后，方才提及自身的一些职责：

遇有教科书籍，非经臣部审定而宗旨歧异，皆当严行禁遏无俾流传。其他项图书不专备教科之用者，臣部与民政部皆有查核之责，遇有应行禁止发行者嗣后，由如臣部发觉，则由臣部咨行民政部禁其出版；如由民政部发觉，则由民政部自行办理至报纸一项事，专隶于民政部。其有违背报律者应由民政部查照报律严禁，臣部如有见闻亦随时咨商民政部核办，以维世道人心。6

揆诸常理，面对陈夔龙的质疑，学部应该首先表明自身的责任，再可谈及他人的责任。然此次学部的议复却恰恰相反，实则将主客颠倒。诚然，学部难以完全亲力亲为，将部分责任付之于疆臣，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根源在于学部意图是将部臣置于“运筹帷幄”的地位，而让疆臣去“决胜千里”。此举表面上是技高一筹，实则不然，在清季中央集权背景下，此举只会导致部臣往往集权而不负责，而疆臣则陷入往往需要负责而缺乏权力的尴尬困境。

三、结语

陈夔龙奏陈清廷的四点建议，的确与宣统时局密切相关。这些建议也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看似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实则也是当时清廷所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军队淆乱的现象，的确是因为当时的清政府对新军缺乏有效的控制，以至于后来爆发武昌起义。在财政上，中央集权导致督抚责重权轻，各省面临更为严重的财政困境，这也使得各省督抚对清廷离心离德。

辛亥革命前，清朝内部疆臣和部臣之间的矛盾早已显现。无论是学部，还是陆军部、农工商部、度支部，对陈夔龙奏陈中指出的关键问题往往避而不谈，推卸责任，并且将责任转移到督抚身上，作为部臣他们与疆臣之间貌合神离。长此以往，只会进一步扩大疆、部之间的嫌隙，决不会使得疆、部相维相系和同舟共济。故而在危机四伏的辛亥之际，疆臣和部臣难以共克时艰。另外，尽管陈夔龙所言切中时弊，但是在各部面前却如同一纸空文，难以真正引起本应反省的各部臣的注意。各部臣忽视陈夔龙奏陈中所指出的民气嚣张、士风庞杂、军纪淆乱和财政艰窘四方面问题，在议复中并未及时提出有效的补救措施，亡羊未补牢，这对辛亥年清王朝的存亡也有一定的影响。

On the Coushu of Chen Kuilong about the Current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he Departments Discussed and Replied

Shi Zhan

Abstract：Chen Kuilong， governor of Zhili in Xuantong of the second year， presented up Coushu， which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Qing government. The Qing government ordered the Army Department， the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Department， the Department of Treasury and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to review thi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hen Kuilong and his comments on it， this paper， on the one hand， discusses the situation of Qing Dynasty in the eyes of governors， and the crisis of Qing Dynasty revealed by the Coushu. The Coushu of Chen Kuilong is not the anxiety of the Qing people. On the other hand， it tries to reveal the conflict between border ministers and official ministers， that is，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Qing Dynasty before the Revolution of 1911.

Key words：Chen Kuilong；the current political situation；the governors；department mini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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