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宪法日感受检察工作推进国家治理的温度

文／本刊记者 唐姗姗 图／张哲

宪法法律的实施，需要每个人发自内心地拥护和真诚地信仰，让我们一起做宪法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12 月3日早上8 点30 分，庄严的宣誓声回荡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区西大厅里，最高检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带领检察官与参观人员一起宣誓，他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要、必须要全面实施宪法，司法机关、检察机关承担着确保宪法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重要责任。宪法法律的实施，需要每个人发自内心地拥护和真诚地信仰，让我们一起做宪法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首都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席小华告诉记者，她这次重温宪法誓词，“依然觉得很激动，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仪式感，进一步回归到法律信念本身。”

最高检迎来第33次检察开放日

2019年的12月4日是我国第六个宪法日。在宪法日前一天，最高检举行了第33次检察开放日，活动以“弘扬宪法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邀请北京高校法律系师生、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法律专家、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及全国工商联有关部门负责人等走进最高检。

参观人员分别前往案管中心、网管中心、检委会会议室，感受案件从进入检察机关到办理完毕的整个过程，观看了纪录片《走进人民检察》，深入了解人民检察制度从创立到进入新时代的发展过程，体验了最高检检委会讨论、表决的过程。

青年律师杨阳是第一次走进最高检，他对检察机关办案系统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印象深刻，“通过人工智能减少检察官的重复性、事务性工作，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对律师来说也是利好消息。”同样关注检察机关办案科技化、信息化的还有北京市东城司法局法律工作者陈雪，“全国检察机关能在同一个系统上沟通学习，这种先进的办公模式我们也可以参考。”

《人民的名义》总制片人李学政表示，这次参观让他对自己的工作有了新的要求。“2015年，《人民的名义》这一部反映检察机关当时反贪工作的电视剧，创造了21 世纪以来电视剧收视率最高的纪录。目前，我们正在拍摄反映监所检察工作的电视剧《人民的正义》，这部剧被三大播出平台大数据预测为2020 年最受期待的电视剧，我们的压力很大，但斗志也很足。”

在参观后的论坛中，最高检第一、第四、第八、第十检察厅及办公厅相关负责人分别从严格适用逮捕程序、保障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保障金融安全，公益诉讼的“中国方案”，认真办理控告申诉及国家救助，依法保障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五个方面介绍检察工作。

参观人员前往案件管理中心参观。

15.7万犯罪嫌疑人不捕

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严格贯彻少捕慎捕理念，严格把握逮捕标准，严格适用逮捕措施，坚决避免错误适用逮捕强制措施，减少不必要的羁押，避免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受到刑事强制措施的不当侵犯。

在当天的开放日活动中，最高检第一检察厅相关负责人介绍，2019年1月月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对受理审查逮捕的127.7 万人中的28.0 万人作出不捕决定，不捕率达到21.9%。比十年前的2009 年同期高出10.7 个百分点，不捕人数多出16.8万。

同时，因检察机关严格执行少捕慎捕刑事政策，诉前羁押率逐年降低，2019年1月至11月检察机关受理移送审查起诉199.5万人中，未采取逮捕、拘留强制措施的90.6万人，非羁押率达到45.40%，与2017 年同期相比高出约3 个百分点，以非羁押状态进入审查起诉环节的人数增加了10.2万。

特别是2019 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自上而下进行了系统性、整体性、重塑性的内设机构改革，全面推行“捕诉一体”办案机制改革后，承办检察官在审查批捕环节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把握庭审证据标准，从而更加严格地把握逮捕证据标准，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以证据不足为由作出不捕决定的人数达到15.7 万，占受理人数的12.3%，比去年同期上升了1个百分点，同比上升11.4%。人数上是2009年的3.5倍。

“在从严把握逮捕标准，谨慎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的同时，全国检察机关适应新时代新要求，通过积极探索建立逮捕听证审查、赔偿保证金制度，创新采取电子手环等羁押替代措施，推动构建非羁押诉讼体系，扩大非羁押诉讼适用。”一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1 在最高检东区的西大厅内，最高检检察官代表与参观人员一起庄严宣誓。

2 最高检举办检察开放日主题论坛。

山东检察机关积极探索，联合公安机关建立“电子手环”监控平台工作机制，平台在嫌疑人自愿同意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智能监控系统，实现对佩戴电子手环嫌疑人的实时定位和轨迹查询，嫌疑人擅自离开规定区域或破坏电子手环时，系统会自动向平台发送报警信息。通过“电子手环”监控，有效增强了取保候审等非羁押强制措施对诉讼程序的保障力度，解决了检察官在判断嫌疑人是否存在逃避诉讼的社会危险性时常常面临的标准不清、缺乏依据的实践困难。

针对嫌疑人真诚的认罪悔罪，愿意积极赔偿，但部分被害人在较早的诉讼阶段由于情绪激动等原因，难以与嫌疑人就赔偿、和解等问题达成一致的情形，浙江省检察机关探索建立了轻微刑事案件赔偿保证金制度，通过自愿缴纳保证金的形式，将嫌疑人认罪悔罪、积极赔偿寻求和解的态度固定下来，帮助检察机关更加准确地判断嫌疑人可能被判处的刑罚，准确衡量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对这部分嫌疑人不再采取逮捕措施。

金融犯罪既要严惩，还要做到善惩

最高检第四检察厅相关负责人介绍，面对严重侵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金融犯罪，作为国家公诉机关的人民检察院要敢于动真碰硬，做到敢惩。最高检严肃查办各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涉众型、跨区域金融犯罪案件，会同公安机关对重大案件实行挂牌督办，对犯罪分子形成有力震慑。2019 年1月至9 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类犯罪和金融诈骗类犯罪22340人，同比上升32.2%，起诉26608 人，同比上升17.9%。

“既要严惩，还要做到善惩。”相关负责人说，由于不少犯罪分子假借“金融创新”之名，打着“互联网+”等新概念、新名词掩盖违法犯罪本质，逃避法律监管，欺骗社会公众。面对不断翻新的犯罪手段，检察机关坚持“穿透式”办案理念，不让那些借着“金融创新”之名，行违法犯罪之实的犯罪行为逃脱法律的惩罚。既保护了真正的“金融创新”，又精准地惩处了金融犯罪。

涉众型金融犯罪，涉案金额巨大，涉及投资人众多，造成损失严重。在办案过程中，群众诉求复杂，各类风险多重交织，如何做到化解及时？“我们将追赃挽损工作作为各项工作的始终。在这类案件中，投资能追回多少、损失能挽回多少，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事，也是有效化解矛盾的重中之重。为此，检察机关加强与相关部门协作配合，注重发现追赃挽损线索，依法用好用足法律手段，最大限度减少投资人的损失，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由于投资群众诉求不尽一致，诉求者心态因人而异，加之投资损失往往不能在短时间内追回，所以释法说理和情绪疏导工作难度大，有时还存在一定风险。但是，我们始终从法律事实出发，耐心细致地向投资群众讲法律释政策，努力帮助他们精准地理解法律，疏解情绪、解开心结。”郑新俭说。

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惩”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要“防”得到位。检察机关始终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通过微博、微信、微视频、法制讲座讲堂等方式，加大金融犯罪预防宣传力度，努力帮助广大人民群众提高金融风险意识和识别违法犯罪能力。“在办理金融犯罪案件过程中我们深刻认识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刑事手段是最后一道防线，关键在于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为此，2019年以来，各级检察机关在办好案件的同时，注重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监管环节缺失、履职不力的问题，为加强金融监管、深化治本举措提出的检察建议200余件，并努力把检察建议做成刚性、做到刚性。”

诉前程序是公益诉讼最佳司法实现途径

环境保护、食药安全、国家财产、英烈尊严等涉及公共利益领域，都需要检察机关的监督，公益诉讼作为一项年轻的制度，近年来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最高检第八检察厅相关负责人表示，2019 年1 月至10 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公益诉讼案件101285件，办理诉前程序案件83913 件，提起诉讼3381件。其中生态环保领域，2019 年以来，检察机关共立案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58785件，通过办案督促治理被污染、损毁的耕地、湿地、林地、草原95.4万亩，督促清理固体废物、生活垃圾481.4 万吨，追偿修复生态、治理环境费用3.7亿元。

提起诉讼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手段的方式和途径，同时也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提供了刚性的程序保障。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与社会组织、行政机关维护公共利益，在提起诉讼中是不同的角色和职能定位，因而决定了在公益诉讼中不同的诉讼地位。

“我们不是像行政机关那样直接的公共利益的行为主体，而是监督主体，直接目的是督促直接的行为主体更好地履行法律职责，所以对其他机关来说我们其实是一种协同性的、一种兜底性的、一种督促性的制度安排。这样的本质也决定了我们中国的公益诉讼具有一种独特的程序设置，我们不是简单地设计了提起诉讼形式，我们还设定了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相关负责人表示，诉前程序实际上是一个督促程序，检察机关发现违法行为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的时候，率先向行政机关提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它自我纠错，在行政机关不纠错的时候才提起诉讼，让法院的判决来督促其履职。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案件有95%都是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解决的。在诉前程序中，检察机关要依赖督促协同其他主体来实现，强调了双赢多赢共赢的理念，“大家一起来做，职能职责是大家的，成绩也是大家的。”

在2018 年公益诉讼案件“高歌猛进”的形势下，针对办案中遇到的问题，2019年上半年最高检对公益诉讼进行“回头看”。“下一步把‘回头看’常态化，‘没完没了’地回头看，真正把法律监督职能落到实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参观人员了解最高检案件信息公开微信平台功能。

认真办好群众每封来信

2019 年全国“两会”上，张军检察长向全社会庄严承诺：“将心比心对待群众信访，建立7日内程序回复、3 个月内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制度。”全国检察机关认真落实这一民心工程，1至10 月，全国检察机关收到群众信访63 万余件，其中群众来信35 万余件，需要回复且具备回复条件的25 万余件，做到了应回尽回、能回尽回；最高检2019 年1 至10 月已经办理16 万封信件，符合检察机关管辖的有8 万件，3 月内答复办理结果或进展的有近7.9 万件，答复率超过98%。

一封信对于检察机关来说，可能只是收到信件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但对于写信的群众来说，却包含了百分之百的期待和信任。张军检察长告诫检察官：“老百姓给检察机关写一封信多不容易，怕我们不回信，甚至把回信的邮票都附在来信中。我们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把来信来访的群众当作我们父母兄弟，认真办好群众每封来信，能认真到什么程度，就得认真到什么程度。”

最高检第十检察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正是瞄准来信不回复这个信访的“痛点”发力，要求每信必复，而且必须在7日内回复、3 个月内答复办理过程或结果，给老百姓吃下“定心丸”。件件有回复只是“破题”，关键还在于解决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对诉求合理合法的，要问题解决到位；诉求没有道理的，要释法说理到位；生活困难的，要帮扶救助到位，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1至10月份，全国检察机关依法纠正司法机关原处理决定2162件，其中民事行政案件1633 件，占75.5%；刑事申诉和国家赔偿案件487 件，占22.5%；其他有关案件占2%。没有纠正原处理决定，但通过释法说理做好息访息诉的有5445件。

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一起案件。2003年7月的一天，孔某某、孙某某以打车为名，诱使出租车驾驶员高某的女儿将车开至乡村，趁其不备，用携带的铁棍猛打她的头部，致其当场死亡，抢得手机1部。法院认定孔某某、孙某某犯抢劫罪，分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

高某不服法院判处孙某某无期徒刑，2019 年7 月份向最高检申诉，最高检经审查，认为高某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审查结案，并向高某送达了相关法律文书。

为彻底解开高某的心结，11 月8日，最高检联合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四级检察院在阜宁县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4 名全国人大代表、5名人民监督员、高某及代理律师参加听证，重点围绕高某提出孙某某已满18 周岁的问题，出示了无法查明孙某某真实年龄的证据，详细解释为何推定孙某某不满18 周岁，得到了高某认可。

“我们之所以要搞公开听证，就要以公开促公正、以公开促问题解决，把有疑难的问题提出来，把有不满的地方说出来，让社会第三方来对检察机关的处理进行评议，帮助当事人打开法结心结，让当事人理解和信服检察机关的处理决定，最终推动矛盾得到化解。同时，我们考虑到高某年事已高，没有固定收入来源，又没有得到经济赔偿的实际情况，检察机关依法决定给予高某10万元的国家司法救助。”相关负责人说。

当拿到救助金的那一刻，77岁的高某老泪纵横，给在场的所有检察官鞠了一躬，并给最高检写了一篇长长的感谢信。

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将司法救助工作主动融入党和国家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大局，为因案致贫、因案返贫的困难群众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帮助他们摆脱生活困顿，增强生活信心，提高其自食其力的能力。2019年1月至10月，全国检察机关司法救助10126人，同比上升9%；救助金额12349 万元，同比上升15%。其中，救助扶贫对象3059人，同比上升57%。

涉民营企业家的羁押案件，坚持每案必审

近年来，检察机关通过检察办案加强非公经济平等保护。依法惩治侵害非公经济生产经营者人身权、财产权的刑事犯罪，为非公经济发展提供法治支撑。2016年以来，最高检出台了3 个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司法政策性文件。2018年，最高检对上述3 个文件进行梳理，用问答体形式提出了11条具体的执法司法标准。2019年1月份和9 月份，分两批向社会公开发布9个涉民营企业司法保护典型案例。“通过这些工作，主要是让各级检察官知道涉民营企业的案件应该怎么办，也让民营企业家了解我们是怎么办案的。”最高检办公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张军检察长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在办理涉民营企业家的案件时，能不逮捕的就不逮捕，能不起诉的就不起诉，能判缓刑的就提出缓刑的量刑建议，以形式上的“不平等”促进实质上的平等。明确的、具体的意见为检察官办案提供了有效指导，也在依法办案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司法办案对涉案民营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2019年1月至10月，全国检察机关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权利并重，批捕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犯罪人数同比上升0.9%，起诉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犯罪人数同比上升49.3%；对非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员犯罪的不捕率为29%、不诉率为15.3%，比总体刑事犯罪分别高6.9个百分点、6.5个百分点；对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民事生效裁判、调解书提出抗诉205 件，同比上升105%；提出再审检察建议372件，同比上升247%。

相关负责人介绍，2019 年以来，最高检部署开展了为期10个月的涉民营企业案件立案监督专项活动，加大监督纠正力度；部署开展了为期10个月的涉民营企业案件羁押必要性审查专项活动，对于涉民营企业家的羁押案件，坚持每案必审，能不羁押的尽量不羁押，坚决纠正超期羁押或久押不决。“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对羁押的民营企业家提出变更强制措施建议733 人，被办案单位采纳654 人，为民营企业留出了发展空间。”

此外，最高检推动省级以上检察院与同级工商联普遍建立起长效协作机制，通过联合举办会商会、共同调研等方式，广泛听取民营企业家司法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