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华抓住“琐碎”的事

2019-04-04 08:11唐姗姗
人民监督 2019年6期
关键词:检察长监督员才华

文/本刊记者 唐姗姗

在检察机关的工作中,我能看到这些“琐碎”的建议都被落实了,打心里感到高兴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华盛理律师事务所主任才华是最高检第一批特约监督员之一。2018 年11 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咨询委员和特约监督员工作会议,聘任第一届98 名最高检特约监督员,才华就是其中一员。他表示,自己能被聘为特约监督员,既是惊喜也是意外,更多感受到的,是为检察机关献策建言沉甸甸的责任。

作为最高检的“智库”人员,才华戏称2019 年“拉拉杂杂”提了一堆建议。“我很少长篇大论,而是只阐述清楚一个点,这样很多建议看起来很‘琐碎’。不过,在检察机关的工作中,我能看到这些‘琐碎’的建议都被落实了,打心里感到高兴。”才华说。

建议提高办理农民工讨薪案件质效

作为律师,才华遇到的一个常见难题就是农民工讨薪。由于法律意识不强,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案件经常会出现立案难、取证难的问题,很多农民工在出现欠薪问题后找到法律援助律师,但手里没有任何欠薪的证据,律师爱莫能助,农民工的正当权益无法得到维护。

才华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华盛理律师事务所主任

才华建议检察机关积极开展农民工普法活动,检察官与法律援助律师到工地免费为农民工作普法讲座,告诉他们如何签订劳动合同和劳务合同,如何取得欠薪的证据。他还建议检察机关与法院、劳动仲裁机构、人力社保部门、信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等建立农民工讨薪讨债信息交流共享机制,提高办理农民工讨薪讨债案件的质量和效率,确保农民工及时拿到被拖欠的工资报酬。在最高检特约监督员的聘任仪式上,才华将这个建议直接提给了张军检察长,并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2019 年,能确实地看到各级检察机构都在落实最高检‘谁执法谁普法’的政策,向农民工发放《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资料,针对劳务合同签订、工资发放等法律问题进行讲解。现在,我发现有不少农民工都有了基本的法律意识,对签订劳动合同的要求很高,有一些行业习惯不签订书面合同的,农民工也会通过录像的方法,拍摄口头协议或者领取工资的视频作为佐证。”才华说,“当然,也看到了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强化配合,规范了协作流程,优化了可执行性。”

才华更惊喜地发现,在农民工讨薪案件上,检察机关在自己的建议之外,更开始穷尽调查核实权,使用多种方式帮助农民工取证,支持公诉。“比如,针对双方没有签订合同的情况,一些地方检察机关会调查涉案公司或是其项目负责人的银行流水,如果曾给农民工转过款,尤其是那种转款日期比较规律、转款金额比较固定的,都会被视为双方合同关系成立。”

“为担当者担当”

2018 年10 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法律层面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5 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

就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全面推行后不久,一起案件进入了才华的视野——一名乡镇干部撞死了一名摩托车驾驶员,这件看似简单的案子却让才华十分感慨。“从案件的细节上看,这名乡镇干部前一天在机关工作到很晚,第二天一早就出发到边远的村子布置工作,过于疲劳导致了交通事故。在事故发生后,他配合执法机关的工作,对造成人员伤亡供认不讳,并能积极赔偿,得到了家属的谅解,是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求的。”

因此,才华向当地检察机关建议,“为担当者担当”,对这名乡镇干部从宽处理。“张军检察长说过,转隶也是转机。我认为,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检察机关处于主导地位,应该充分发挥法律监督机关的能动性,兼顾案子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地方检察院将这起案件列为督办案件,最终,作出了不起诉决定。

为律师与检察机关的沟通搭建桥梁

才华认为,成为最高检特约监督员,于他而言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为律师与检察机关的沟通畅通了渠道、搭建了桥梁。2008 年《律师法》修改,直面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的老问题,被称为“倒逼刑法修改的力量”;2015 年9 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刑法修正案(九)中也明确规定了保护律师的合法权益,然而在实际当中,律师的权益被损害的事情时有发生。

“关于保护律师合法权益的问题,我时时提,尤其成为特约监督员之后,也有更多机会与检察机关沟通。”才华表示,这几年检察机关主动出击,担当作为,并在各种公开场合强调保护律师合法权益的立场,真正把自己及更多特约监督员的建议放在了心上。

“2019 年年初,天津市检察院宫鸣检察长专门到天津市律师协会调研,邀请律师座谈检察机关如何进一步加强对律师合法权益的保护。我和天津律协的律师们聊了许多细节问题,比如在一些不能用光盘复制案卷的基层院,复制案卷收费应该统一;律师在调查取证时受到威胁甚至殴打,检察机关应该积极支持公诉等。”才华说,“宫鸣检察长告诉律师,这次调研是全国检察机关进律协调研的一个部分,最高检马上就会有新的动向。”

2019年7月初,才华在最高检的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7月至2020年1月,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专项监督活动。这次专项监督活动将保障律师的会见、通信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人身权利,以及其他妨碍律师依法履行辩护、代理职责的情形等五个方面的执业权利作为监督重点。”

“最高检还要求在12309 检察服务中心设置专门的律师通道和会谈室,为律师会见、调查取证提供便利和服务。张军检察长在大检察官研讨班上表示,律师无论是在庭上发表的,还是庭下与检察官沟通的意见,都可以、也应当理解为帮助甚至是督促检察机关做到客观公正。办案中要真正把律师当成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一员。可以说,这些都是律师行业的利好消息。”才华欣慰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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