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与霍金

李浅予

“里面那个人，就是那个年轻的家伙，没有多少日子可活了，是不是？”

“是啊，他看上去好像快要垮了，连头都撑不住了。”

这是1974年2月14日晚，两个清洁女工的对话。她们眼中那个“没多少日子可活的家伙”就是霍金，当时，32岁的霍金正在演讲厅里向科学界报告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

那两个清洁女工不明白，人类文化中最灿烂的部分，许多都是由那些“没多少日子可活”的人创造的。这个名单可以开出一长串，除了霍金，还有我们熟悉的中国作家史铁生。

史铁生出生于1951年1月4日，霍金出生于1942年1月8日。1972年，21岁的史铁生因“脉管炎”病致双腿瘫痪，巧合的是，霍金因患“渐冻症”被禁锢在轮椅上时，也是21岁。

在最初的抱怨、绝望之后，史铁生慢慢变得坚强起来，他认识到，既然“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你可以扩展它的宽度”，而霍金也由一个对生活有些厌倦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位意志坚强的勇士：“当一个人的希望降到零时，他才真正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但厄运并没有就此放过他们，后来，史铁生又患上了尿毒症，每周3次的透析，1000次针刺，让他的血管变成了蚯蚓状。而霍金起初还有三根手指可以活动，后来，他的手指完全被“冻”住了，再后来，他被彻底剥夺了说话的能力。

这两个轮椅上的囚徒看起来是那么虚弱，病痛的折磨让他们的身体变形，样子古怪，甚至让人产生可笑的感觉，他们的形象已完全沦为人们同情的对象，即使是在他们取得很大的成就后，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

但这些对于他们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史铁生早已用笔摆脱了生命的困境，“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而霍金则用他的思想超越了生死，引领人们遨游到了广袤的时空。

终于有一天，我们这些身体“健全”的人发现，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资格同情他们，相反，他们的身体有多羸弱，他们的形象在我们的心中就有多强大，我们不禁为我们的同类中竟还有如此伟大的灵魂而惊叹。

海伦·凯勒是如何参加入学考试的？

在这里，我想描述一下当时考试的情形。

每门功课总共有16分——初级考试12分，高级考试4分。每次至少要得15分。试卷于早晨9点钟由专人从哈佛送到德克利夫（1899年6月29日和30日两天，是海伦参加哈佛大学德克利夫女子学院入学考试的日子。编者注）。试卷上不写名字，只写号码，我的号码是233。但因为我用打字机答卷，所以试卷不是秘密的。

为了避免打字机的声音吵扰别人，我独自一人在一个房间里考试。吉尔曼先生把试题用手语字母读给我听，门口有人守着。

第一天德语考试，吉尔曼先生坐在我身边，先把试卷诵读一遍，我又一句一句地复述一遍，然后一句一句地读，以确保我所听到的正确无误。考试相当难，我用打字机答题，心里十分紧张，吉尔曼先生把我打出的解答读给我听。我告诉他需要改的地方，由他改上去。这样的方便条件，在我以后的考试中再也没有过了。进了德克利夫学院以后，在考试时，我写完答案就沒有人读给我听了。除非时间允许，否则我就没有机会加以改正。即使有时间，也只是根据我的记忆把要改正的统统写在卷子的末尾。如果我初试的成绩比复试好的话，那有两个原因：一是复试时无人把我打出的答案读给我听;二是初试的科目有些是进剑桥学校以前就有了一些基础的，因为在年初我就已经通过了英语、历史、法语和德语的考试，试题是吉尔曼先生拿来的哈佛大学的旧考题。

吉尔曼先生把我的答卷交给监考人并写了一个证明，说明是我的（233号考生）答卷。

其他几门科目的考试，情况相仿，但都没有德语那样难。我记得那天拉丁文卷子交给我时，希林教授走来对我说，我的德语考试已获通过，并且成绩很好，这使我信心倍增。

有时候心灰意冷到了极点，而且还把这种情绪流露出来，至今思念及此，我就惭愧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