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洒满长路

史翠萍，女，陕西子长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延河》《雪莲》《时代文学》《山西文学》等。

母亲把一袋辣椒粉、一袋干盐菜、一袋红小豆、一袋绿豆、一袋韭菜、一袋柿子码在炕的一角，在墙上挂着的布袋内取出一个折叠成小方块的无纺布手提袋，细细地展开，以那些袋子的抗压程度依次将它们装进手提袋，又把装好的袋子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要我提走。我没有立即去提，起身舀了差不多一满盆的水，取了刷子、洗衣液，开始刷我板鞋的帮和边。我的板鞋帮是黑色的，底边是白色的。我用刷子分别刷洗几次，又拿了一块雪白的毛巾投了三次水，拧干了，慢慢地擦。母亲在另一只沙发上坐下，一手揉着膝盖，一手搓着腰背，说：“你可以快点了！”

我没有回答，心里想着：我下一次应穿什么样的衣服，可以直接趴在我家大门外旧土窑口塌下来的那个土堆上。那个土堆此时亮黄、新鲜，而又纯净。因为刚滑塌不久，没有沾染一点草屑和杂质。

“有些事等不到明天。”母亲又说。

我整理好自己，把袋子提上车子，转回来对母亲说：“我这就走了，等到秋天，再回来。”

“秋天？有些事情等不到明天。”母亲重复那句话。母亲的手空着，比我早先一步往外走，走向了硷畔。

秋天，太阳肯定温热，那个土堆上面说不定再滑塌一层土，将旧土盖住。我能回来，要穿上合适的衣服，趴在上面，像八岁时候一样大声叫：“倒土——倒土——你快出来——倒土——倒土——你快出来——”我一直向往着这一天，我要不断地喊，喊出深土下面埋着叫“倒土”的虫子。那虫子应该熟悉我的呼喊，它身上留有我童年的手指印。

我走近车子，母亲已经坐在硷畔一角的石床上，她等着看我离开。母亲做事情早任何人一步，包括这次得病。

这次回家属计划外，因为母亲病。早上，弟弟打电话说：妈病了，气喘，走一步都不行，嘴唇发青，脸也发紫，头发更白了。半小时后，妹妹也打电话说，妈这次病得和上次不一样，病来势凶猛。她害怕了，母亲更害怕，害怕的情绪袭击了她，也袭击了母亲。

“害怕的情绪袭击了妈。”这一句话同时更猛烈地袭击了我。像一切悲伤的情绪袭击我一样，我感到了山崩地裂前的某种隐喻。这隐喻三十年前发生了一次，十年前又发生了第二次。瞬间，这隐喻又被我在心里无限地放大，无限地扩散，或明或暗，像一团雾裹挟在我的身上。我有些不知所措，使出浑身力气，将双臂用力舞动在无挂无碍的空中，口里吸着阵阵无以聊慰的凉气，试图将它驱赶。

我清晰地知道它来自哪里，但又不是很清晰地知道它能有如此坚硬的力量。

奶奶拄着拐杖走在柳荫里，我向前，奶奶向前;我回头看，奶奶继续向前。柳荫被奶奶留在身后。如果我再回一次头，奶奶就把另一棵柳树洒下的影子也超越，还有第三棵，第四棵……假定我的上限，假定奶奶的上限，向前走是我的人生路，我只有八岁，路漫长。奶奶八十一岁，奶奶的路可以就此打住。或假定是我的无限，假定是奶奶的局限。我无意于对此做深入的理解，也不知道怎么理解。我总得出去，奶奶就在路口，我和奶奶，一前一后，像是一幅古老而恒久的画。

我没有求奶奶天天跟在我的身后，她身着漆黑的衣服，像一堵坚韧的墙，像一片柔软的影子，黏附在我的身后，究竟可以给我些什么，我也很模糊。我觉得，奶奶是知道了有某种羞耻、某种害怕，在我的心里住着。而这种羞恥和害怕也在奶奶心里住着，我和她都想驱赶，却怎么也驱赶不了。这是作为女孩成长过程中的一种心灵隐喻，它如影随形，尤其对于我。看着我日渐长大的身影，日渐不安的内心，奶奶想起了自己的童年，甚至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有次奶奶对母亲说：三子这娃，唉——身板不硬，心也不硬。她已经能感觉出我未来的某种坎坷，我命定的某些多舛，杞人忧天式的焦心催促她不得不天天如此，年年如此。

送我上路，成了奶奶生活的部分。与其说奶奶是为了照看我，不如说奶奶也是为了给自己疗伤。奶奶一生经历过太多的逃躲和戕害，有语言的，有身影的，有风的，有雨的，有一个村子的，有一口井的。寡居的五十年令她积攒了太多的生活惊惧和生命苦寒。四十八岁，吸洋烟的爷爷死于一次中毒，死时，最小的父亲十岁;五十一岁，做长工的二儿子因为一场伤寒，寂然离开了她。那时，她的儿子还未娶亲;五十三岁，她唯一的女婿也死了，姑姑还未生育，返回家中;五十五岁时，奶奶由绥德州迁徙到我们现在的村子里。八九岁以后，奶奶就以三寸金莲行世，她上不了坡，也下不了山，几乎没有田间劳动能力，路口是她眺望世界的唯一远方。住进我家的院落以后，四伯下了西安，五伯去服兵役，父亲在城里读书，一切的生计全仗着大伯和三伯。期间，奶奶遭遇天下大旱，看见过人吃人;目睹了战争，亲手抚摸五伯被子弹击穿的肚皮;躲避土匪，和姑姑一起钻土豆窖，藏草垛，抹鸡血，抹锅底灰;坐在轿子里，差点被蛮子劫持。后来，儿子一个一个长大，奶奶迎来了泰然自若的日子，奶奶的世界终于不再惊惧。

走在路上，奶奶在一次又一次地消除着自己经历过的害怕，剔除着自己尘封已久的那些磨难。奶奶用她的人生经验来拯救我，也拯救自己。

每次我回来，出去，奶奶依旧拄着拐杖往柳荫里走，哒哒的拐杖声令我心烦意乱。我更加缄默其口，将我在外面的世界和在家的世界彻底隔绝。我把我的表面扔给了奶奶，奶奶深入不了我的世界内核。我只身跑向了我自己的陌生和暗淡，我迟早要面对我自己的冷热，甚至是黑暗。我甚至失去了对于这种拐杖声的耐受力，更加坚定了一种信念：一旦动脚，就不再回头一次，回应奶奶的喊叫，嘱托，目光，只用了低低的嘟嚷和直挺的后脑勺。

八十八岁的那个秋天，奶奶决定要离开我家，到三伯家去住。我们极不情愿，母亲面子上也表示了极真诚的挽留，事实上母亲思想上也已经对奶奶形成依赖。多年以来，奶奶拄着拐杖，不出院墙，在三尺灶台间掌控着我们一家人的思想和走向。这是母亲没有明确意识到的，但它却是不争的事实。奶奶一旦离开这个院墙，我知道，母亲会觉出内心的孤独，会感觉一进院子一下子陷入一种虚弱，我们全家在短时间内会混乱，我们一群孩子会如雨水上泛起的一堆水泡儿，飘飘摇摇。但是，奶奶坚持要走。更深层的原因是，奶奶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暮景将至，深知读书出身的妈妈，见不得灵魂和肉体同时凝冻为一种枯槁状态。届时，妈妈会惊慌失措，我们一群孩子会惊慌失措，这个院墙里会笼罩上一层厚厚的悲哀。这是奶奶不愿意看到的。奶奶想到了所有的细节，奶奶要抹掉自己人生的所有脚印。奶奶要从我家院墙走出来，在我们的注目里从我家路口子趁早逃遁。这是奶奶的先见之明，也是奶奶已经识破了天机。

走的那一天，母亲早早出了山，我们姊妹三个扶助奶奶下了硷畔，到大道上的时候，奶奶甩开了我们的臂膀，甩开了我们不易觉察的伤感。就是那样，奶奶竟是自己拄着枣木拐杖，不时停住拐杖，不时深深呼吸，以自己走了近八十年的三寸金莲，用了半个时辰，走向了三伯家。这一去，奶奶自我家的杨树林大道口拐到三伯家的大河湾里，随即就拐到杏林山去了。杏林山是我们家的祖坟，爷爷早早等在那里。

正好过了二十年，父亲也随了奶奶赶到杏林山去了。

父亲言语不多，却是我们家的点金棒，是我童年时光幸福和骄傲的渊薮。他一回来，我们家就像被点了金，每个人都闪闪发光。父亲领导着我们村的时尚，领导着我们家的时尚。父亲骑最新款的自行车，买回最新款的家什，买最新上市的零食，扯最新时尚的花布。从玻璃罩的马灯到可以装三节电池的手电筒，从收音机到录音机，从缝纫机到电视机，从印花布到条绒晴纶，从小人书到报纸杂志，从玩具猫到机器人……父亲创造时尚的理念，开辟了我们对于时尚的概念，使我们最早获得了对于时尚的美好的感悟，激起了我们追逐外面世界的信心和野心。除此之外，父亲还进行基础建设的更新换代，把我们家的土窑直接变成了砖窑，在砖窑里进行全面改造，平整墙面地面，室内涂彩，空间功能分割，自行设计的钢木床、钢木饭桌、钢木沙发、钢木院门，以及零零散散的钢木小家什，都是精巧而又非常实用的，还添置一些桌椅板凳。所有的这些改变，都令邻人们羡慕，邻村人羡慕，令外来的亲戚朋友们高看我们家一眼。

走出去，是我们家大大小小孩子从小的一种信仰和目标，而不按照父亲的设定去做事也是我们大大小小孩子坚定不移的悖逆，甚至做起事情来的无畏劲和潦草劲也是父亲始料未及的，这让父亲很恼火了一阵，他甚至狠狠地咒骂过我们，说我们是一群辱没祖宗的败家子，一群没有规矩的小流氓，一个成大事的都没有。他希望两个弟弟读书写字，承继他的毛笔艺术，至少做个教书匠或工人。也希望我们四个女子，既然读书，就应该把字先写端正了，就是不成才，也做个明事理懂规矩的人。他盼望我们都能做公家人，都端着一个稳稳的铁饭碗。可是到头来，我们六个当中，只端回来一个。他还希望我们活着，就应该把大小事情都处理得有些样子，起码达到他的水准。可是我们做到的几乎不及他愿想的一半，这都令他很困惑，很茫然。他竟感觉世道变了，人心不古，生命都被糟践了。

然而，完全像轮回，我们真的都出走了，都逃出村子奔到外面去了，父亲却赋闲回到原地，一切变回了一种原初的温和。渐渐，我们又开始走马灯似的来回于我们家的硷畔，父亲在我家的路口子上送我们，等我们，接我们。父亲的送、等、接都显出一种慢，仿佛是父亲心境的节奏，抑或是父亲性格的节奏。好像父亲在此过程中完成着什么，完善着什么。这样的过程不间断地轮换往复，构成了他生命的部分，也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每个孩子的出行、回来、再出行、再回来，父亲以一样的慢对待，以一样的时长来完成。他用了这样的漫长开始观量和体认每一个孩子的运命，开始理解那句“龙生龙凤生凤”的农人箴言，细细咀嚼“蚕在茧中找到了自己”这样一个浅显的常理。日子越久，父亲越趋于宁静，眼神越陷入冷淡。他的眼睛一片空茫，像看大地上勾画出来的每条道路一样，每个孩子从每条道上走，向左向右，向前向后，宽的窄的，平坦的崎岖的，每条道上都有人走，每条道上都阳光铺满。他藉此更加了然无痕，心底似乎没有了一丝波澜。

其实，我深深地知道，我们回来，再回来，但谁走进谁的心了，我们肯定没有。我能肯定地说，我们六个当中，谁都沒有。父亲其实是孤独的，坐在路口，一切只能慢，一切只能空茫。少言的父亲被忽略了许多，一切都湮没在时间中了，一切也都被时间蒸腾了。

我们像一群飞蛾一般，在外面转了一大圈之后，终又回到原处，却没能好好待着，在匆忙中捕捉匆忙，把所有的机会都丧失殆尽。我不知道我的姊妹们从父亲的漫延的眼神里窥视到了什么，或者说感悟到了什么。我约略能看得出，父亲对于我有一种难言的哀伤。我也知道，父亲非常哀伤地看过我的背影，仿佛是奶奶眼神的那种害怕和那种担虑，叠印到了她儿子的眼神里，再加上我渐渐获得的那永久无法剥离的形影相吊的深深孤独，也加在了父亲已有的忧虑上，他的眼神显露出深深的无奈和深深的痛苦。

我不断地倒腾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地儿，不断获取一些失去和新奇，被世俗和亲人磨炼至精神衰弱;我追逐一种苦行僧的荒草径，将雨水浸泡荻花，丝毫不宽释自己内心的野兽;在所有的所谓安逸里，所有的欢声笑语里，我始终处于一种愚钝和疏离，因为我，似乎什么都接纳不了，也没有人接纳我;陷入一种单调，陷入一片荒野，陷入一个自己，陷入一种冷得要死的严寒，这的确是我自酿的苦。但是，无能为力，生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只有暗自吞噬属于我的苦，我相信这是我的命咒，不是我们三代里任何一个人的错。奶奶无意于对我施咒，父亲也无意于主宰我的运命，我自己更是没有一点掌控力量。但是我们三个人都在我的命咒里深深地哀伤着。聪慧精明的奶奶知道了，敏感精细的父亲也知道了。奶奶带着惋惜走了，父亲带着痛苦走了，看着它的人都走掉了。世间怅惘客总是络绎不绝，我只是其中一个。孤独苦，但只有孤独，可以拯救我，可以蒸腾我的悲哀，这两个字迹，可以收纳我。

父亲不希望我像一朵云彩挂在天边，他愿意看到我像一枚坚果长在枝头。我会不停努力，结局可以合他的意。其实，不论什么结局，都会合他的意，因为这结局首先合了我的意，哪怕是我一个人永远地形影相吊，永远地避开人世所有的光，永远地冷，永远地手脚冰凉，父亲也能知道我，也能预知我。

关于我的这一点，我一直认为，母亲是一知半解的。母亲一生都在动手动脚，她几乎不能挤出一点时间，坐下来默默地思考，就像蜂子睡觉也必须飞一样，命运也没有赋予她那么多无聊的时间思考。这也极好，命运总得公正。耕种的季节，早上，母亲出山，种地，除草，施肥。中午也不回家，早上出山的时候，母亲给自己提一罐略稠的黄米饭。黄昏，母亲一定要赶在太阳的前头上自家的硷畔。因为下山的路上有一片槐树林，槐树的背后会闪出狼，母亲怕狼。河滩的草地被太阳晒得温热，长而粗的蛇出来活动，母亲也怕蛇。收获时，母亲还是早任何人一步，不让每一粒庄稼失落在地里。背、扛、拖、拉，像旋转的陀螺。母亲责令我们，放学回家，吃口饭就出山，每个人都不许偷懒。母亲说：收秋没大小，搭把手就好。北方的天，说冻就冻了，九月下霜，十月结冰，不下雪的时候，风也吹得有力。抢在天气的前头完成收获，早早地安顿好生活的部分。母亲有自己的生命准则。冬闲，母亲拾掇粮仓，安排三餐，拆洗被褥，缝缝补补，做棉衣，一人两套，一冬要做出来十七套棉衣，也包括奶奶的。冬夜长，母亲在灯下纳鞋底，麻绳穿过布底，摔在睡着孩子的脸上，母亲顾不得，也毫无觉察，一下一下，孩子揉眼睛，母亲挪一挪屁股，继续纳。年复一年，母亲的日子都是这样过。

院子里剩了母亲一个人的时候，生活日渐单调起来，母亲也走上了奶奶和父亲一样的慢生活。而母亲的慢，还是一种潦草。她没有更大的耐心，她和年轻人一样容易烦，烦日子，烦生活，烦我们在她身边绕来绕去。她习惯于一个人完成自己的生活规则，一个人不停地动，在动中体尝自己的意义。或许还在祭奠着什么，守候着什么。母亲曾经说，她一旦离开，整个村子、我家的院子、路口的柳荫、杏林山，也跟着我们的记忆一起消失掉了。

母亲在院子里外的空地上种各种菜蔬，旺季的时候蔬菜吃不完，又拿不到城里卖，就送人，见谁都送，梨啊，枣啊，桃子啊，也送人。母亲兼做小买卖，在家摆着小货摊，每年赶附近村子的庙会。三月三、四月八、十月一、腊月二十三，庙会起事，正日子，三天里都去。货品拿不动了，就喊城里的弟弟、小妹。弟弟或者小妹用车子把母亲的一篮子货品拉到庙会的临时地摊上，帮着摆好了，没耐心等，就跑回来。母亲守上一天，没有卖尽货品，又不好意思央告弟弟妹妹，就自己往家扛。這次病，妹妹说，就是扛篮子用岔了劲，喘起来了。

父亲离去十年，母亲依然有条不紊地继续着过去的生活节奏，她愈加把自己的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她会为自己认真地准备饮食，认真地准备药物，认真地准备衣被，认真地准备四季可以充足的柴火、水、电、煤等等生活必须。有人干扰的时候，她会烦躁，会突然发脾气。为了赶走绕在她身边的儿女，母亲不惜用狠毒的话挖苦我们。例如说，米面吃得太快，肥皂太浪费，路灯要烧坏了。甚至有几次说，姐姐偷偷拿走了她的辣子面;小妹问也不问，就拿走了她的一块新被单;弟弟回来就抽她可以赚五角钱的延安牌香烟。至于我，我没有一个烟火缭绕而真实的家，赖着不走，母亲只好表示了沉默。

不论母亲怎样的态度，我们仍旧不停地回来。无拘束的我回得最勤，而且，我惦记着有一天去趴个土堆，惦记着我家的大门外，像这回所见的那堆新土，趴在那上面，唤我的“倒土”，想象我杏林山的奶奶和爸爸，想象我儿时的幼稚和纯净，想象我成了儿时的我，不长大，不离开，一个人，什么也不想，随便在哪一地块，围着山、河、土、柳荫、路口子，驻守，凝望，可以重温，可以迷失。

可是今天，我不得不走了。给我的东西，母亲准备妥当，放上了我的车子。我磨磨唧唧，母亲开始烦，再一次表示了一阵凝冻般的沉默，最后冷冷地说：基本都耐放。一个人也得买菜做饭，两天买一次，新鲜的好。别懒过日头，有些事情等不到明天的。

病愈后的母亲看起来很疲惫，坐在石床上软弱得失去了型。我把车子驱向大道，杨树林遮着路口子，绿色切割出母亲毛衣的一些碎红，母亲银白的发丝像一缕烟雾在风中摇漾。

母亲老早就白了发，四十岁抑或三十八岁？我问过奶奶，奶奶说：日头晒的。我回头看玻璃窗，感到一阵灼热。的确，阳光稳稳地洒在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