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走向共产主义道路的延安（下）

赵通儒 魏建国

毛主席初入延安，并未能夜安枕席画的欢乐

东北军撤走了，地主武装还依然如故，政权还是国民党的，保甲叫“铲共义勇队”，仍统治着人民，“剿共”保安队保护着国民党肤施县政府照常发号施令，作威作福。15元苏票抵1元国民党“法币”，还不能公开合法流行。日用品有点，用什么買呢？小米，2元1斗，白面，15斤1元，但，没有“法币”，又不能征粮，只好先吃进城时背的口粮和分用借到天主堂的杯水车薪似的粮食，不买任何用品，支撑度日。

蒋介石回南京后，捕起张学良，全国大规模内战停止了，小型的、变型的摩擦、土匪、突袭似未稍已。国内的和平尚未完全实现，民主，更遥遥无期。抗日，又为蒋介石的“准备”所拖延。释放全国政治犯，一方面在部分地实现着，一方面有张学良受审判，杨虎城被调职。

党中央以毛主席为中心，可以集体办公了，不似乡间那样分散。成立了以郭洪涛为书记的特区党委，以林伯渠、张国焘、高自立为主席、副主席的陕甘宁特区政府。红军还是原来的装扮，党政人员也以戴个红五角星军帽为荣，为区别于国民党党政保甲保安队人员。

张杨从西安送来了一批大米、洋面，把些人乐的口都合不住了。党中央领导特区党委召开了苏区党代表大会，坚持抗日，争取国内首先实现和平、民主，以便进行抗日。毛主席做了动员全国一切力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

反动分子，并未规规矩矩，诱骗革命战士、干部开小差。夜晚乘黑夜不防备，绑架革命工作人员。晚间藏在宝塔山宝塔内向城内射击，打冷枪，僻巷拐角潜伏，狙击和暗杀革命人员。散发反动传单，偷写反动标语，更不算什么稀罕。周恩来、董必武在赴西安途中，反革命化装成土匪潜追于茶坊狙击，幸司机和警卫员应战得当，免于险难。

这样危险环境中，革命阵营内，居然骄傲、腐化开始。红军大学的政治委员周昆，中央给3万“法币”要他送给南方新四军，并传达中央抗日政治路线，他却带着3万元，开了小差，投降蒋介石去了。

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又日益发展与昂扬起来了。敌人用软化、收买、挑拨、瓦解、绑架、暗杀进行瓦解，用编组保甲、收复失地侵夺苏区，而且自己内部党政军干部不团结。首先爆发的是西北军事干部中的一些人为1935年的错误肃反而算账。在党代表大会内部，各弄一番。接着是张国焘还不悔过。借口困难，把长征到西北的几百名女同志遣散，逼到哭哭啼啼，大街上呼天抢地，骂街、祷告，见者掩面路过，不忍目睹。谁是领袖自有心数。与此同时，全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潮水一般，奔向延安，许多是弃富贵如敝屣，丢安乐来吃艰苦，一股朝气、正气，冲淡了一些人的麻痹、享乐、腐化、不求进步、高傲自满。不久，张国焘开了小差，跟特务去拜见蒋介石，认错投降了。右倾思想在一些人头脑中潜滋暗长起来。日寇的横肆无忌，全国抗日浪潮风起云涌，坚持正确方针，紧紧地团结在中央和毛主席周围的主流在日新月异，在艰苦奋斗，把革命和抗日运动推动得愈益高涨。逆流，邪气，只像小股溪流入海一样，在发源处还有点行踪，到海中，不过点滴，所带泥沙，也被沉淀，惨淡得无影无踪了。

我自己虽然在沙漠中和语言不通、生活不一的蒙古同志们日夜奔走，跋涉于沙扒垃，和日寇特务、国民党暗探、革命叛徒作斗争。和蔽天风沙、饮食困难磨日月。听到一家老幼团聚到延安。父亲又搞机关合作社工作，母亲劳动养活一家人，她的病残身体反被革命浪潮激动到兴奋到可以仍操旧业，生豆芽，做豆腐，喂猪，照料孩子们。尤其听到三弟经我1936年初在瓦窑堡陈家洼龙王庙（西北军委和办事处的交际处）请东北军高福源团长营救二弟和三弟后，初夏，三弟在张学良将军到绥德活动高桂滋参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后，为张派栗又文同志带到西安，在张之司令部刘澜波同志领导下在洛川一带散账，于“双一二”事变后，冲过蒋介石宪兵阻止，跑回延安。我的心情，更是乐不可支。二弟牺牲，祖父及侄子饿死，给母亲带来难以喻解的悲痛，给父亲带来无以解劝的悲愤，一家老小，又怕三弟有个惊险长短。悲、愤、忧是这几年内，我一家男女老幼一致难以刻安的心情。父母的头发为这三种交织的心情而白了，二弟妇的明哭暗泣，更增加父母和小侄女的悲伤。二弟妇的哭泣，激动和感动三弟妇的忧惧不安更甚。一家人除我个人在外不顾一切工作外，父亲偶而公余回家，还被家中以泪洗面的悲哀气氛逼得不敢多息一时。三弟归来，使母亲安心了，快乐了，父亲也宽慰了。我得到家中这些消息如释背上万钧重负，也觉得轻快许多。与父母相见，也觉得比二弟牺牲后三弟无音讯时好见面了。过去父亲虽不言语，自己总觉得似有人责问：“你到底干的个啥？一家人把男女老小折磨死多少？还要往死折磨多少才行？”

陕北有党已十余年，经历过大革命及其失败，经历过五六年的艰苦秘密潜伏、斗争、游击才形成新的革命浪潮，土地革命和江西及全国各苏区互相响应配合。党的代表会开过几次，政权在1934年底、1935年年初，才匆匆在敌人大军“围剿”中举行了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一切还在草创，还在茫无头绪中，才在模仿、仿照南方的文件动作中。当然，在敌人的逼迫及自然条件的限制下，也有一些新的创造。在吴家坪战斗、玉家湾祝捷大会后，才有了安定、延川、安塞、保安、延长、靖边六县城几乎没白点的整块根据地，和绥德、吴堡、佳县、神木、府谷、米西、横山七县中的部分地区乡村，沿黄河及山僻区乡为革命根据地，互相连贯，形成近百万人口、纵横数万平方公里地区的雄厚壮大小国家一样的天地。驻在永坪，1935年6月，端阳节后，才有了初具雏形的办公制度、集体生活，才是三四个部一孔窑，七八个人支一扇门板当桌子，人无两日粮，马无计日料，时时准备搬家，逃避敌人的围剿，跟游击队行动的流动模样。九月七日（农历）搬入瓦窑堡，才一部一孔窑，每日三餐，虽不准时，不丰盛，可以有点菜吃，可以小米、荞面、杂面夹杂着吃，不占民房，不用老百姓锅灶，可以有三五天到十天半月的粮吃，牲口也可以定时定量给草料。党政各级工作人员从玉家湾大会后的高级干部一个二尺布的公文袋（布挂包）外，发展成可以补充成一套或一件单夹棉衣服，从乡贫农会长起，人各一个二三尺、三四层多的布挂包。从永坪有了的红军干校扩大了，从年前有了的苏维埃训练班和党的训练班也扩大了。党委和军委、省政府由原来各无十人，扩大到各近百人，甚至百余人二百人。区干部起，有支铅笔或毛笔、墨盒、砚台，三五张麻纸订一个本子在挂包中。乡苏维埃以上的主要党政干部人各一顶军式红五星帽子，代替了过去头上的羊肚子手巾（毛巾），衣服鞋袜还是五颜二色，各式各样的原来各人当老百姓的衣服，个别在打土豪分田地中，斗争分得一件两件穿着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