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

张正隆

第十五章赵一曼

“誓志为国不为家”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10月25日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白花镇白杨嘴村一个李姓地主家庭，是李家九个子女中的小女儿。

参加革命后，因为工作需要，李坤泰在不同阶段曾用过李淑宁、李一超、李洁、赵一曼等名字。为了便于表述，以下叙述就使用一个在中国已经家喻户晓的名字：赵一曼。

8岁时，赵一曼入私塾读书，打下了良好的诗文功底。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身为大家闺秀的赵一曼受到进步思想影响，视野不断开阔。1924年，经姐夫、共产党员郑佑之介绍，赵一曼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赵一曼考入宜宾女子中学，因为出众的组织能力，被选为学生会常委兼交际股股长、宜宾妇联常委会主席。同年，中共宜宾特别支部成立后，她由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因为组织学生抵制“必须统一挽髻”的校规，带头将长发剪成短发，被校方开除学籍。同年10月，党组织送赵一曼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9月，她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此间，她与东方大学同学、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陈达邦恋爱，经校方批准，二人于192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结婚。

1928年冬，赵一曼因怀孕奉调回国，先被党组织派往江西做秘密工作，后被派往武昌。因秘密机关被破坏，已经临产的赵一曼四处躲避敌人的搜捕。有一天，在一个古道热肠的码头工人家生了孩子，取乳名宁儿。生产不到一个月，帮助她的码头工人被警方逮捕。为救出恩人，赵一曼准备变卖自己的结婚戒指，但在前往典当铺时被特务盯梢。甩掉尾巴后，她连夜抱着孩子乘船前往上海寻找地下党组织，先在中央机关做秘密工作，后又被调到江西。

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开展抗日工作。临行前，她和丈夫的妹妹、任弼时的爱人陈琮英一起，把宁儿送到武汉，委托丈夫的五堂兄陈岳云代为抚养。在与孩子离别之前，她特意抱着宁儿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相，又给陈邦达写了一封信，表达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告知宁儿放在五哥家中寄养，并将她们母子的合影一起寄往莫斯科东方大学。

到东北后，赵一曼先在奉天的一家工厂做秘密工作。不久，又被派往哈尔滨。

在与赵一曼打过交道的幸存者中，有一位叫方未艾的老人。

1932年9月，方未艾从《东三省商报》转入《国际协报》担任副刊编辑，时任满洲省委常委的金伯阳要求他把副刊当作宣传革命思想和团结进步人士的一个阵地。因为方未艾入党不久，马列著作读得不多，党内文件看得也少。为了帮助方未艾提高政治觉悟，办好副刊，金伯阳决定找个人给他辅导党的理论和党的知识。

二十多年后，当方未艾看了电影《赵一曼》，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当年他的理论导师李洁就是赵一曼。

方未艾老人说，虽然赵一曼的四川口音挺重，但讲起党的理论和知识，他都听得懂。她的理论造诣挺深，很聪明，也认真，有时做完辅导还让他谈谈心得，提出一些重点问题让他回答。

两人见面时也谈文學。赵一曼还写诗，曾给方未艾看过一首七言律诗《滨江书怀》：“誓志为国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一世忠贞新故国，满腔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赵一曼的俄语很好，而方未艾会日语，于是，两个人互相教外语。赵一曼说，开展反日斗争，学好日语很重要。

1933年夏天，满洲省总工会筹备处成立，赵一曼被安排做省工会的组织工作，后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曾参加哈尔滨电车工人罢工斗争的领导工作。因为经常深入到工人当中，很多工人都认识赵一曼。

方未艾老人说，这个文静的四川女子令人感到亲切，身上有股说不出来的魅力。

在此期间，赵一曼曾两次去海伦巡视，并与当地党的武装负责人孙玉久研究、筹划，同地主汉奸武装打了一仗，并取得胜利。

“党地方同志中最有能力者”

大约是1934年春夏之交，一天晚上，赵一曼来找方未艾，问他请求去游击队的事怎么样了。方未艾说，组织上还让等着。

方未艾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赵尚志、杨靖宇都曾劝他弃笔从戎，他也向组织提出到游击队去的请求。没想到，这年秋天却被派往苏联海参崴的列宁学院学习。

赵一曼说：“我是来向你告别的。组织已经批准了，让我到珠河去。”

方未艾很惊讶：“这是真的吗？”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说，“你走了，我就不等了，跟你一起走。”

赵一曼说：“这可不行，一个党员怎么能无组织、无纪律呀？”

方未艾沮丧地说：“那我就在这儿等着？”

赵一曼笑着说：“我到那边等你。”

沉默了一会儿，赵一曼拿起毛笔在纸上写起来，边想边写，边写边改，然后递给方未艾。

这是三首五言绝句《赠友留念》：“世上多风云，人生有聚散。今朝苦离别，他日喜相见。”“友情和爱情，男女都看重。言行不自由，两者将何用？”“理论与实践，纷纷说短长。一心为社会，万古可流芳。”

六十多年后，方未艾老人说他当时看了两遍，照理该回赠一首，可一时思绪万千，竟然语塞，便说：“明天我给你饯行吧。”

赵一曼说：“我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走，也不喝你的送别酒。你要是不离开这儿，等解放了哈尔滨，那时再喝你的欢迎酒。”

赵一曼到珠河后任中心县委委员、县委特派员和妇女会负责人，1935年春到珠河县铁道北区任区委书记。

赵一曼对东北农村是陌生的，但她很快就融入到农民群众之中。农民会、妇女会、儿童团纷纷建立起来，还成立了青年义勇军、模范队。因为这些农民武装除了几杆老洋炮，就是扎枪、大刀、棍棒，于是，赵一曼策划出一套夺枪方案——帽儿山车站附近的公路沿线设了一些伪军哨所。搞掉这些哨所，既可以为抗联活动扫除障碍，又能夺取武器。

赵一曼让后来担任三军九师政治部主任的雷炎打头阵。

雷炎手中的武器是一把砍刀和一只灌了水又打了气的皮球——如果被敌人哨兵发现了，就蹲在地上假装解手，一按皮球，发出的声音就像拉肚子似的。这时，赵一曼伺机接应雷炎，或者在哨兵的注意力被雷炎引过去的工夫，趁机摸上去。

在夜色的掩护下，雷炎悄悄靠近哨兵，挥刀拿下。赵一曼见状，立即带着几个人冲进哨所，抓俘虏、缴枪械，就这样有了第一批像样的武器。

笔者没搞清是1934年冬还是之后的哪次“讨伐”，三军三团在侯林乡被敌人包围，伪军中还包括那个已经成了日本人一条疯狗的“黄炮队”。双方激战一天一夜，关键时刻，敌人的背后突然响起枪声——是赵一曼率领青年义勇军杀了上来。

双方激战时，赵一曼已派人探明敌人指挥部的位置。青年义勇军虽缺乏战斗经验，又大都是扎枪、大刀之类的冷兵器，但仗着人多势众，特别是直捣敌人的指挥部后，敌人顿时大乱。再加上许多老百姓呐喊助威，敌人很快就退了。

后来，伪《大北新报》等报纸刊发了《“共匪女头领”赵一曼，红枪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的报道。

敢以青年义勇军这等武装去实施这种掏心战术，其胆略与军事才能，无疑非同寻常。

在1936年3月5日《晓梦关于珠河一带的情况及工作现状的报告》中，谈到1935年秋冬季“大讨伐”中损失的干部情况时，关于赵一曼的评价是这样一句话：“党地方同志中最有能力者。”

“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1935年11月的一天黎明，二团被敌人包围在铁道北区的一个山沟里。激战一昼夜后突围，部队伤亡很大。团长王会桐负伤被俘后英勇就义，铁道北区委书记兼二团政治部主任赵一曼在指挥战斗时，一条大腿受了贯通伤，骨头被打碎。22日，她和三个人转移到三区春秋岭附近一户农家时，被汉奸米振文发现。第三“讨伐队”队长张福兴接到报告，立即带伪军将农舍包围。战斗中，赵一曼的左腕被打穿，因失血过多昏迷过去，被敌人俘获。

从在珠河见到被俘的赵一曼，到十天后又将其押送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继续关押、审讯，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都是个重要角色——让我们看看1962年5月他作为在押战犯写的供词：“这个妇女，穿着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着，脸伏在车台上，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坐在她的身旁照料她。伤者头发散乱，大腿的裤管都被血灌满了，在不断往外渗。

“我担心她马上死掉，得不到口供，从而失掉可能的情报，急忙走到她的身旁，叫喊道：‘起来！她从容地抬起头来看着我，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步。我让远间（伪珠河县首席警务指导官远间重太郎——笔者）找个适当的审问场所。远间同县公所的翻译詹警卫商量之后，决定在马料房的高粱垛上进行审讯。从审讯中，知道她叫赵一曼，二十七岁，在妇女抗日会工作，家庭是个富户，本人受過中国女性的最高教育。在以上这些问题上，她态度坦然，答语明快。

“当问她关于赵尚志部队的事时，她回答：‘关于抗日联军的事，我不知道。我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在党内是什么地位。她回答说：‘我同共产党没有关系。我问她：‘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一听这问题，她一下子提高了声调，做了义正辞严的回答，与其说是回答我的问题，不如说是对日军的控诉。她说：‘我是中国人，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如果你是中国人，对于日军目前在珠河县的行动将怎样想呢？中国人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你们日本人口蜜腹剑。接着她就‘日本军是保卫中国不受他国侵略‘日满一德一心是‘兄弟之邦等问题做了揭露。她那种激愤之情，在我看来简直不像个身负重伤的人。她对日本军固然很义愤，但讲得有条有理，使人一听就懂。当翻译把她的话向我翻译时，赵一曼就盯着翻译的嘴，生怕他翻不全似的，翻完了又继续讲，滔滔不绝，确是个有口才的人。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她的宣传对象了。

“我又用鞭子戳了一下赵一曼的伤口，只见她身子抖了一下，脸上露出了忍痛而愤怒的表情。这时候待在她身旁的那个姑娘跳起来护着她。我命令旁边的警士把那个姑娘拉出去。我说：‘看样子你有点儿发火了吧？我不是为了听你那套话来的，你不说，我也会让你说出来的。你先把你共产党的身份说一说吧！在我这样威胁下，她从容地回答道：‘我没有什么中共身份，强迫一个人说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蛮横了吧？你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把证据拿出来！她除了承认做妇女工作以外，其他什么也不说。于是我就用鞭子抽她的手，她干脆不说话了。”

他们发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唱着《红旗歌》走向刑场

赵一曼是1935年12月2日被押送到哈尔滨的，对于何时被以“王氏”之名转至市立医院疗伤，无从查考。看守她的伪警察换成董宪勋，是在1936年4月上旬。

董宪勋是一个挺沉稳且富于正义感的青年。他的身份、职业，使他对这个世界的黑暗、残忍和嗜血成性，看到的肯定比接下来就要写到的韩勇义多得多。可他们都碰上了一个令他们、也让我们这些后人永远敬仰的人，两颗冬眠的中国心就怦然跳动起来。

在赵一曼与董宪勋的闲聊中，开头的话题是多大年纪了、挣多少钱、娶媳妇了没有、家住哪儿等等，董宪勋都回答了。谈到日本侵略者的丑行、“满洲国”这个耻辱的怪胎，董宪勋就不吭声了，随之而来的则是他值班时环境的宽松。自然，赵一曼的话题也就更放得开、更有针对性了，而且有机会把自己到东北的经历、见闻写成类似小说的文字，董宪勋就成了第一个读者。有一天，董宪勋说：“俺想参加抗联，打日本子！”

护士韩勇义，1919年出生于桓仁县二道岭，十岁时一家人搬到哈尔滨，投奔在黑龙江省官银号哈尔滨分号当经理的大伯父韩文贵。九一八事变后，大伯父积极筹钱支持马占山、李杜抗战，义勇军失败后隐居北平。日军占领哈尔滨后，把韩勇义的父亲抓去，逼他交出银号账目，他因忧恨成疾而死。

有个男孩名字的见习护士韩勇义，刚刚十六岁，性格开朗，爱憎分明，见义勇为。之前她读过有关赵一曼的报道，当看到这个被日寇摧残得体无完肤仍坚贞不屈的女人时，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她非常希望在这个特殊病人的身边多待一会儿，为她做点儿力所能及的事。

1936年8月11日的《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报告》（滨警特密第8853号）中说：“她们在憎恨世界的丑恶上取得了一致的观点。”

后来敌人审问韩勇义和董宪勋，施电刑，上大挂，用炭火烧韩勇义的脸和背，问她为什么帮助赵一曼逃跑。她说：“因为自己住在满洲国，走着满洲国的街道，坐着满洲国的车，使用着满洲国的国币，吃着满洲国的出产，这都是由于住在满洲国，出于不得已的事情。在自己的五脏之中所流着的热血，是中华民国的热血。我期待着将来的抗日战线得到扩大、把日本人从东北驱逐出去、再挂起中华民国旗帜的日子。”

韩勇义被判四个月徒刑，因受尽折磨、疾病缠身，于1949年2月去世。

韩勇义帮赵一曼逃去的目的地是宾县三区，那里是三军经常活动的地方。韩勇义卖了自己的两个金戒指和两件大衣，得钱60元充作经费。董宪勋则找人做了一顶小轿，用来抬赵一曼。时间定在6月28日，这是个星期天，医院人少，便于行动。

晚上9点来钟，董宪勋雇了一个白俄司机，先用汽车将小轿送到南岗文庙后边，再去医院将赵一曼抬上汽车，重返文庙。下车上轿，由他和叔叔董广政抬着，然后由阿城方向逃出哈尔滨。韩勇义提着药箱，一路随行。到了乡间，又雇了一辆马车。

29日7点左右，当另一个伪警察来接班时，发现赵一曼逃走了。宪兵、警察、特务立即出动，很快查到白俄司机这个线索，并判断出追赶方向。

30日晨5时左右，在距游击区不到10公里的阿城县金家窝棚，赵一曼等人被敌人追上了。

审讯无果，敌人终于绝望了。

8月1日，敌人把赵一曼押回珠河，要用她的鲜血恐吓红地盘的人民。

在火車上，赵一曼向押解者要了纸笔，给七岁的儿子写了封遗书：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8月2日，敌人把赵一曼绑在一辆大车上，游街示众，押赴刑场。

一路口号，一路歌声。口号是今人都熟悉的，歌声是当年在抗联部队中流传很广、1889年由法国人创作的《红旗歌》：“我们把红旗永远高举，我们前进永不停息。牢狱和断头台来就来你的，这就是我们的告别歌。”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