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受戒》看汪曾祺的名士风骨

2019-04-12 05:51:18 神州·上旬刊2019年2期

摘要:“风骨”一词,多寄托了文人名士在中国传统儒道文化的浸染下,以人为本、关注社会生活、为精神理想而奋斗的铮铮铁骨和高风亮节。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对于“风骨”的提倡,多兴起于创作风气浮于形式夸张而思想空洞、文人附庸风雅、随波逐流的文学创作时代。如建安风骨、魏晋文学,就是对东汉时期铺陈过甚、辞藻过于华丽而思想情感空洞的汉赋的一种矫正。东汉末年,政治动荡、权力交替、战乱频发,为文学作品中自由奔放精神的觉醒,提供了土壤。文人们,或有如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般慷慨激昂,也有阮籍在《咏史诗》中的隐晦艰涩、哀怨怅靡。他们内心强烈地执着于人生,这些貌似对立的情绪情感,都在体现文学家一种即使身处黑暗的政治环境却心懷大志、不拘理法、品格高尚的精神主张。他们身上的洒脱与坚忍、飘逸与隐忧的对立,在文学作品中,形成了一种“风清骨峻”的文学主张。

关键词:风骨;儒家;创作;名士

引言:

《受戒》是著名作家汪曾祺的代表作之一,全文以淳朴、天真的少女英子和活泼欢快的佛门小和尚海明(小明子)的初恋故事为主线,为我们徐徐展开了一幅江南水乡的世俗风景画。作者汪曾祺前半生饱经生活的磨难,小说成文于其晚年,是创作思想、艺术表现手法最为成熟的时期,文章发表时正值“十年动乱”结束,中国文坛急需从“政治正确”和“又红又专”的方向“拨乱反正”。本文的发表,一改当时文学创作的人物塑造和情节叙述格式化的弊病,以浓郁醇厚的世俗人情、恬淡平和的生活化场景描写而独树一帜,成为当时文学界的一股“另类潮流”。无论是作者本人的生活方式还是思想特质,都秉承了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融合儒道的“士大夫”风骨,在当时的历史政治环境下,难能可贵。

一、创作背景:在动荡的历史年代下汪曾祺心中的“理想国”

历史的发展是一种宿命和轮回。汪曾祺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是中华民族又一个饱经战乱的大时代,这种战火纷飞的年代总是会孕育出一批执着于内心真实追求的理想者。他的散文代表作之一《受戒》创作于一九八零年,文末作者提到,这是一个“四十三年前的梦”,实际上正是作者意识深处一种最纯真、最向往的“理想国”。从环境渲染来看,“荸荠庵”、“官盐店”、“打把式卖膏药的”等这些最口语化的名词奠定了全文最生活化的风格底色,也是最具江南地域特色的专有名词。一幅水乡民俗风情水墨画在作者的笔触下徐徐展开。不仅如此,小说还采用了大量自然环境的描写,如,“秋天过去了,地净场光,荸荠的叶子枯了”、“荸荠的笔直的小葱一样的圆叶子里是一格一格的,用手一捋,哔哔地响”、“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惊起一只青桩,擦着芦穗,扑鲁鲁鲁地飞远了”。在那个以“英雄”为主角,“革命与战争”为主流题材的年代,《受戒》更显几分“另类”的精神气质。与魏晋名士不同的是,汪曾祺是以入世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周围人的生活,字里行间流露出来“人”的真情实感,大大有别于其他同类的创作风格。

二、名士情怀:浓郁的人情是儒家“以人为本”思想的体现

尽管他出生于江苏高邮一个家境殷实的大户家庭,也曾经满怀英雄壮志,但是战火纷飞的外部环境让汪曾祺少年时沉浸于落魄、苦闷和彷徨。早年的生活经历,使他后期形成一种恬淡宁适、淳朴温情的生活向往。与建安、魏晋风骨相似的是,儒道和佛学依然构成了汪曾祺文学创作的基本思想。他曾坦言:“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1]。”这大概是他的作品从日常生活中浸透出浓厚的人情味的最简洁的概括。“荸荠庵”也不同于大量文学作品所描写的“佛门净地”、“万法皆空”、“法相庄严”的庄严净地,在“一花一世界、三藐三菩提”的佛门内,充满了生气盎然的人间烟火味。在这里,没有虔诚寂寞的膜拜,没有森严庄重的清规戒律,庵内的和尚可以娶老婆、攒钱、杀猪,可以拥有庙产,放债收租,甚至还可以打牌、骂娘。在盂兰会上放大焰口,也会有大姑娘和小媳妇跟着年轻漂亮的和尚跑了,杀猪时还要念道“胎生、卵生、息生,来从虚空来,还归虚空去往生再世”的往生咒。幽默明快的语言,将一向无情皆空的佛门都异化成一个人情浓郁的世俗人间,明子和英子之间初恋的萌发才能那么地顺理成章,自然而然。

三、生活化的场景描述:主流创作环境下的对内心自我的坚守

《受戒》创作于“十年动乱”结束的年代,不同于那个年代主流的“英雄赞歌”、“革命斗志昂扬”的创作风格,他将一种对自由纯真的生活向往以一种“审美化了的日常生活”的形式表现出来[2],足见他内心在饱经磨难之后仍然怀有一份强烈的坚韧和率真性情,这是儒家思想中,对士人“坚守、自重”思想的体现,他的可贵也在于此。全文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性冲突,也不是重大的历史题材,更没有悲壮豪迈的英雄事迹。如对英子家生活场景的描绘:“罩鱼、洗磨、修水车、凿砻、箍桶、劈篾”、“煮猪食、喂猪、腌咸菜”、还有“乱孱”的绣花针法。对于人物的描写,作者不是在塑造一个“偶像化、高度艺术概括”的人物形象,而是在给我们展示小人物的健康、活泼、透彻。如以小英子、小明子视野的主观描写:“过了一个湖、好大一个湖”、“县城真热闹”。通过这些叙述角度的转变,让人物以自身的语言、动作让读者亲身去感受。

四、结语

汪曾祺的作品对于我们来说,最具价值和借鉴意义的并不是多么高超的艺术手法,或者多么深邃的创作思想,多么离奇引人的故事情节,而是其坚守对“人”的关注,以真挚淳朴的深情厚谊润人心田,这就是对“文学创作要源于生活”的最好诠释。

参考文献:

[1]徐文翔.名士的背影-汪曾祺其人其文.中国作家网.2013.6.26

[2]武胜男.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思想[M]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2,28.

作者简介:陈佳欣(2001.05)女,民族:汉,学校:武汉市第六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