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安，青春只是背景

陈娟 笛安

2019年1月15日，笛安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笛安

青年作家，1983年生于山西太原。2002年赴法留学，在巴黎索邦大学学习社会学。2003年，在《收获》上发表第一篇小说《姐姐的丛林》，自此走上写作之路。代表作有《西决》《东霓》《南音》《南方有令秧》等。最新小说《景恒街》获2018年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

4年前的某个夜晚，笛安开车跑到北京的机场高速上——她对高速公路一直有一种情结，因为在高速上行驶，很容易忘了自己身在何方，让人心安。深夜的高速，路上空荡荡的，车里的电台开着，一首歌接一首歌地放着。突然，她很喜欢的一个歌手的声音响起，“敬这无言以对的时刻，打烊了，该走了……”歌词击中了正在開车的笛安，“那应该是一个爱情里的场景，两个算是经历过一些世事的人，无言以对。那一刻，我想写一个发生在当下的爱情故事”。

后来，笛安把这个场景写进了自己的新书《景恒街》中：男女主角都是在北京生活多年的“北漂”，初相识互生好感。一次朋友聚餐后，两人驱车到了机场高速，相对无言……

笛安喜欢生活在城市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霓虹让我有存在感”。她30多年的人生也是在城市间流转——太原、巴黎、北京，最后在钢筋水泥之上书写故事。从处女作《姐姐的丛林》到她赖以成名的“龙城三部曲”，讲述的都是城市里男男女女的爱恨情仇。“其实我想写的就是城市精神，或者说是城市里人的情感诉求。”笛安说。

算起来，笛安已经在北京生活了9年，《景恒街》是她第一次写一个“此刻的北京”——此前，她小说的故事大都发生在龙城，一个以故乡太原为原型的西部工业城市。“这一次我只是想写我熟悉的，以外人的身份来到这个城市并度过了一段重要岁月的一些人。”笛安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你可以认为你属于它，但这个城市不属于任何人”。

当下北京盖茨比的故事

在确定书写“北京爱情故事”后，笛安有过一段时间的徘徊，不知从何下笔。2015年底，她读到一篇与资本寒冬相关的新闻特稿——《入侵的消息已经被证实》，里面讲述资本寒冬严酷袭来，几个怀抱狂野梦想的年轻人深陷其中，在危险边缘行走的故事。有一个创始人，历经5个月的折磨，终于在国庆节前夜等来投资。他开心地带着妻子回老家过节，回北京的第二天，妻子消失，留下一封离婚协议。

后来，笛安找朋友牵线搭桥，结识了特稿作者。经过几番线上讨论，她告诉对方自己 “要讲一个当下北京盖茨比的故事，一个梦幻泡影的故事”。这就是《景恒街》故事的雏形——“爱情”与“成功”的幻灭，背景是资本和创业。

景恒街是北京东三环CBD楼群中真实存在的一条街。男主角关景恒的名字也取自于此，女主角的名字则与西单附近的一条胡同相关，取名朱灵境。关景恒是过了气的选秀歌手，从小镇出走到北京，之后抓住创业的风口，策划了一款追星APP“粉蝶”。他在融资的过程中，遇见了风险投资经理朱灵境，两人恋爱、结婚。随着“粉蝶”的诞生、火爆到衰落，他们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景恒街》里的人物，都是茕茕孑立的都市人。在笛安的笔下，这些人的命运自由地延伸着，他们创业、投资、恋爱、出轨、背叛，“表面光鲜亮丽，实则每个人都焦虑而孤独，千疮百孔”。朱灵境的上司“钢铁侠”，和妻子的婚姻名存实亡，爱着自己的同事，同时又和朱灵境纠缠不清;关景恒在“粉蝶”火爆之时，设下圈套将好友合伙人踢出局。

作为一个写作者，笛安内心真正关心，或者说想写的是欲望。“人的欲望有贪婪、不合理的地方，亦有合理的。我更多时候是将人物的欲望呈现出来，并去寻找、挖掘欲望背后的故事。”

2018年12月12日，人民文学奖颁奖礼。笛安涂着大红唇，从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手中接过长篇小说奖获奖证书，获奖作品正是《景恒街》，颁奖词是：“不动声色之间可见时代运行轨迹、社会转型风貌与情感结构变迁。”

台上的笛安笑得有些腼腆——这是“80后”作家首次问鼎长篇小说奖。“得到通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其实是百度了一下这个奖项。然后在历任的获奖名单里，我看到了很多课本中的名字，那一瞬间我有点紧张。”笛安后来回忆说，她所说的那串名字，有麦家、毕飞宇、刘震云，都是和她父母同辈的作家。

靠“龙城三部曲”登上作家富豪榜

笛安的父母李锐和蒋韵，也都是作家。在笛安的记忆中，他们相处的日常是这样的：用排山倒海的排比句吵架，在菜市场吟诵和新鲜蔬果相关的诗词歌赋……但作家父母并没有在写作上给予笛安更多的指导，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觉得“女儿可能没什么写作的天分”。少年时期，笛安觉得唯一对写作有帮助的，大概是家里成堆的书，她可以随手拿来读。

《景恒街》获得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后，笛安带着这本新书和全国各地读者分享创作经历和书中故事。

十二三岁时，笛安读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等，一下子被文字所吸引，“故事不一定能看懂，但就是觉得文字好听”。后来，她又读鲁迅、老舍，读《红楼梦》，读各种大部头著作，在文学世界里行走和畅想，“执著地追逐着文字的描述在人的头脑里造成的绝美想象，因为在童年里从没有见过扑面而来的繁华跟绚烂”。但她从未动过写作的念头。

2002年，笛安到法国留学。头几年住在一个小城里，漂亮、安逸。窗外是一条独自蔓延的公路，有时重型卡车呼啸而过，带起瑟瑟的风，“有一种萧条的感觉”。学习之余，她也帮房东带孩子，但更多的时候是独在异乡的孤独。

有一天，听着房间里坏掉的老壁炉漏雨的滴答声，笛安打开灯和电脑，想和自己说说话，但又不知如何说起。“那就编个故事，自己讲给自己听吧，在虚假的故事里，放进去我真正的人生。 ”

写作成为她抵抗孤独生活的工具，于是便有了《姐姐的丛林》：姐姐北琪性格温和、相貌平平，妹妹安琪才华和美貌兼而有之。妈妈的妹妹绢姨风情万种、离经叛道，闯入她们平静的家庭，之后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感情纠葛。故事里，姐姐总是充满热情地投入生活，却永远被生活打败。

2003年，这篇小说发表于《收获》中长篇专号的头条，“我那时候有些害怕地问自己，如果这就是我人生最美好的瞬间了，那往下的日子，我该怎么办？”她有些惶恐，但也打算继续试一试，毕竟“《收获》愿意用我的稿子，也许这证明了，我可以接着写。”那一年，笛安20歲。

第二年，笛安完成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告别天堂》。她首次将故事发生地放置在龙城，那个“闭塞、冷漠，没有艺术、没有生机”的工业城市。她从宋天杨、江东、周雷等人的视角来描述他们的生活。小说的女主角宋天杨是医院的护士，面对着一群患白血病的孩子。现实中，笛安的外公是医生，她从小和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X光片放到光板上的情景和医疗器械的轰鸣声，这些童年的专属记忆都被她写进了小说中。

起初《告别天堂》卖得并不好，直到几年后《西决》火爆时，才跟着卖起来。也是因为《西决》，笛安开始走进公众视野。

小说《西决》讲述的是龙城里郑氏一家三个堂兄妹在家族漩涡中挣扎成长的故事，2009年首印就印了20万册，两周后即加印。当时笛安已是郭敬明旗下最世文化的签约作家，连公司楼下报刊亭大爷也进了三五本来卖。“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郭敬明对她说，“你从此不一样了”。

“这本书让我有信心在几年内靠版税养活自己。”之后，笛安决定回国，做一位专职作家。于是便有了《东霓》和《南音》，这三本书被称为“龙城三部曲”，卖出了上百万册，也把笛安推上了作家富豪榜。

不再无所畏惧

“以严肃文学之姿，进入到青春文学市场。”当时的媒体是这样介绍笛安的。彼时青春文学正热——从“新概念作文大赛”走出的韩寒、郭敬明、张悦然，被称为“青春文学的三驾马车”。但同为“80后”，笛安写的既不是残酷青春和另类生活，也不是反叛教育体制的话题性小说，而是传统的家族伦理。

因为“龙城三部曲”，笛安也慢慢地进入正统文学界的视野——2012年，“龙城三部曲”完结那一年，她被请去中国作协大楼10层开自己的作品研讨会。在她之前，很少有青春文学作家在中国作协召开这样的研讨会。

那个夏日的午后，29岁的笛安成为讨论的对象。“笛安有一个特殊的资源和使命、责任，肩负了我们这儿可能没干好、中断的，新文学以来的精英文学传统怎么跟‘80后的写作结合的问题。”学者邵燕君在会上说。之后好几年的时间里，在媒体报道和文学批评中，笛安都被频繁称作“连接青春文学和严肃文学的桥梁”。

关于“桥梁”的评价，笛安说：“我从来没有试过给自己定位，我只知道，我的每一篇小说都必须要竭尽全力地让自己满意。我并不认为青春文学和严肃文学是简单的对立关系，《麦田里的守望者》也是青春文学，但是没有人说它不严肃。”她觉得在自己的作品里，“青春只是背景，写的都是城市里的情感和乡愁”。

笛安现在很少回头看自己的作品。有一次，“龙城三部曲”做活动，其中一个环节是在台上朗读《东霓》的片段，“当时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去，觉得很尴尬，一个劲儿在心里问自己：那是我写的吗？” 2010年《东霓》出版时，笛安曾说“（东霓）这个角色最原始，个性最像我自己”。东霓是个30岁的女人，因小时候父母经常吵架而缺乏安全感，表面尖酸刻薄但内心脆弱，会飞蛾扑火一般，“跌得头破血流也愿意”。

少女时代的笛安，长得漂亮，有股酷酷的劲儿。但在长辈的眼中，她却是“一个精神不太稳定的少女”，朋友甚至称她“有神经病”。“或许因为年轻，我觉得自己配得上自己得到的一切。有一种骄傲，相信自己与众不同。”笛安是狮子座，“她有一种狮子座的淡定和无畏”，张悦然这么评价她。笛安自己最欣赏的女性则是《飘》中的郝思嘉，“内心有非常深的悲凉，但是活得特别无所畏惧”。

笛安出生在文学之家，从小接受文学熏陶。图为父亲李锐（左）和她一起去拜访作家史铁生（中）。

几年前，她参加一个文学会议，一桌子男人都在谈论卡夫卡，她觉得气氛有点诡异，“这桌上就没有一个不喜欢卡夫卡的人吗？”她问，“我真没有那么喜欢卡夫卡”。在座一位男性评论家的话让她至今记忆犹新：“你要说你不喜欢卡夫卡，我还觉得有点意思，要是一个那种写畅销书的，我就不说这话了。”她一听差点急了，“我跟他说，我就是写畅销书的呀！我觉得挺骄傲的，谁不希望有读者！”

近几年，笛安变了。变化以女儿的出生为分界线，这件被她自评为过去4年——从上一本书《南方有令秧》到《景恒街》——中最重要的事情，让她“自然而然变成一个相对更平静的人”。

伴随着青春文学热潮渐渐退去，“80后”那批书写青春的人，有的停笔，有的还在继续。笛安依然保持着写作的热情，对于自己想要什么，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她非常笃定。

比如，她想要做一个好母亲，陪伴女儿成长。比如，她的终极梦想是“写一本像《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小说”，“我希望用一生去接近它”，她说。那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作家一直在写，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笔筒落地，滚到柜子底下，他去搬柜子，用力过大，血管破裂，再也没有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