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王家族,南朝风雅遇上北朝豪雄

2019-04-12 03:04:04 环球人物 2019年7期

许晓迪

山西大同市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出土的漆画屏风,展现了东晋与北魏、建康与平城之间的文化交融。

《国家宝藏》第二季中,一件朱红色漆画屏风成为压轴登场的国之重宝。为揭开它的前世传奇,演员罗晋与唐嫣演绎了一段有趣的夫妻日常小剧场。

故事发生在“南朝北朝是对头”的北魏时期。丈夫名叫司马金龙,父亲是南方的东晋皇族,当年蒙难北奔投魏,娶河内公主为妻,建功立业,让司马家族风生再起。年轻的司马金龙当上了太子侍讲,还与鲜卑名将之女钦文姬辰喜结连理,二人组建起一个混血小家庭,日子过得相当热闹:

饭桌上,夫妇二人和两个儿子一同吃饭。大儿子犯了咳嗽,仍不停地举筷吃肉。

司马金龙担忧:“夫人,孩儿咳嗽不宜进肉,生内热只会加重病情。”

钦文姬辰不以为然:“夫君,你们汉人就是矫情,鲜卑人都是吃肉过来的。”接着开始“下套”:“你们老祖宗有没有提过,老人家可适宜食肉?”

丈夫顺势讲道理:“不适宜。老者脾胃本就虚弱,不宜再添负担。”

“那你屏风上画的‘素食赡宾的故事可对?用素食招待客人,肉全给了老母亲吃,对老人家的身体可好?”妻子反唇相讥。

“既然夫人提及屏风,这可是我在行的,不如我来跟夫人讲讲。”两个儿子一听,端着饭碗就跑:“又来了!”

这段饭桌上的“谐谑曲”,虽是虚构的场景,却勾带出一部从东晋到北魏、从建康(今江苏南京)到平城(今山西大同)的文化交融史。而有着汉、鲜卑双重血统的琅琊王司马金龙,无疑是讲述这段历史的最佳人选。近期,“琅琊王——从东晋到北魏”展在南京博物院展出。朱金耀彩的漆画屏风、姿态各异的陶俑、矫若惊龙的法书、丝路远舶而來的异域金银器……南国的华贵风雅与北国的豪雄尚武同堂并陈,折射出魏晋南北朝文化艺术的激荡与辉煌。

麈尾玉柄。魏晋名士在清谈论辩时,“标配”的道具是一把麈尾扇。

蝉形金珰。冠着金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种时尚,蝉具有“居高食洁,口在腋下”的品质,寄寓着士人的人格理想。

建康:南国的优雅风流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提到“琅琊”两个字,除了想起欧阳修《醉翁亭记》里那座位于安徽滁州、“望之蔚然而深秀”的琅琊山,更为家喻户晓的恐怕是电视剧《琅琊榜》里的“琅琊阁”了。

其实,“琅琊”二字作为地名,最早出现于春秋,乃齐国琅琊郡。此后,秦朝设置琅琊县,西汉初又改为琅琊国,大体涵盖了山东临沂、青岛、诸城、日照等地。西晋建立后,司马懿的第三个儿子司马伷(音同咒)被封琅琊王,他的孙子司马睿15岁时依例袭爵,“八王之乱”后衣冠南渡,在建康称帝,成为东晋的开国皇帝——晋元帝。

有意思的是,《琅琊榜》原著作者海宴曾说,小说中隐忍刚毅、心怀天下的靖王萧景琰,参照的历史原型就是这位最著名的“琅琊王”司马睿;而那位以病弱之躯智搏奸佞、扶持新君的“麒麟才子”梅长苏,则是以辅佐司马睿振兴山河、与其同坐御床“共天下”的丞相王导为原型。

本次展览的主人公司马金龙与他的家族,正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与亲历者。自司马懿夺得曹家天下起,司马王朝始终伴随着动荡和离乱,“八王之乱”之后是“五胡乱华”,痛失中原疆土的司马氏仓皇南渡,才算获得一片偏安的乐土。

展览的第一部分,呈现的即是司马金龙的父辈、祖辈们在江南建康的金粉生活:

一座陶制牛车,生动精致。魏晋的士人们沉迷玄学,享受慢节奏的闲适生活,坐着沉着稳健的牛车出行,渐渐成为一种时尚。牛车摆在墓室中靠近墓门的地方,仿佛依旧随时准备载君云游。

一枚金刚石金指环,素雅夺目。这是目前考古发掘的中国最早的“钻戒”,出土于象山王氏家族墓葬。1700年前的南方贵族们已经戴上了源自天竺的钻石戒指,由此可见东晋豪门大族的华贵讲究。

一件麈(音同主)尾玉柄,莹润光洁。魏晋时期,清谈之风盛行,士人们论辩玄理时,“标配”的道具是一把麈尾扇。这种将兽毛插成半圆形的手持小扇,做工十分精美,手柄用料除常见的漆木以外,最为珍贵的是各类玉料。《世说新语》记载,西晋的王衍容貌整丽,在清谈时常常执一把玉柄麈尾扇,皮肤白净,“与手都无分别”。

一面 “树下高士”模印拼砌砖画,鲜活传神。画面人物有“竹林七贤”中的王戎、山涛、阮咸,以及春秋时的隐士荣启期。他们各自休憩于林间树下,或拥琴而抚,或怀奏阮咸,或凝神思考。从东汉末到西晋,战乱灾害不断发生,上层权力斗争层出不穷。一面固然是波澜险恶、人命危浅,一面却是思想自由、各抒性灵。魏晋名士们率直任诞、清俊通脱,与标榜礼教的司马氏集团故示异趣。从这些墓室砖画中可以看出,在当时世人心中,竹林名士就已成为一种理想、高尚的人生境界的象征。

平城:北国的粗犷豪放

原本,司马金龙的家族可以继续享受这种环佩琤瑽、衣带翩然,享器物之精洁、慕游仙之极乐的江左名士生活。然而,公元420年,权臣刘裕取代司马氏建立刘宋王朝,立国百余年的东晋覆灭,中国南方由此进入南朝时代。

在刘裕大肆诛杀司马氏的时候,司马金龙的父亲司马楚之正在老家丹阳。他乔装成沙弥,混在僧人团体中渡江,一路颠沛流亡,伺机复仇。经过一番权衡考量,他决定北奔,投靠南朝的“敌人”——鲜卑拓跋氏的北魏政权。

422年,作为东晋皇室成员的司马楚之,带着家眷亲随来到北魏的都城平城。据《魏书·司马楚之传》记载,投魏以后的司马楚之,屡立战功,南破刘宋,北伐蠕蠕,受封琅琊王,还与鲜卑贵族通婚,迎娶河内公主为妻,生下了汉、鲜卑混血的司马金龙。展览第二章“王的时代”,讲述的便是第二代北魏“琅琊王”司马金龙所置身的“平城时代”。

童子葡萄纹鎏金银高足杯萨珊波斯帝国(5世纪)。

玻璃瓶北魏平城时期。

从东晋的展区步入北魏,王谢家族、竹林七贤的一派魏晋风流,立即被草原民族的豪迈、奔放与苍茫所取代。

一批平城出土的陶制动物,展示了北方民众独特的生活世界。比如猪的形象,都是鬃毛高耸、獠牙外露的,和常见的圈养猪大不相同;还有骆驼,在南方难得一见,却是中原地区饲养兴盛、使用频繁的运输工具。就连绘于墓穴中的壁画,展现的也是鲜卑人狩猎时的豪迈之气。画面中,惊鹿疾驰,虎豹腾跃,狐兔奔逃,猎手们驱马引弓,头戴白色高帽,帽翅在风中飞扬。

在展厅最显眼的位置,陈列着一组釉陶俑阵:导骑俑打头,骑马仪卫俑紧随其后,步行仪卫俑、步行戎装俑、重装甲骑兵……队伍整齐恢弘。这些陶俑,来自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总数超过360件,此次展出挑选了其中50余件,直观呈现出草原“战斗民族”的英勇与北魏军事力量的强盛。

事实上,北魏政权正是凭借着强大有效的军事力量,打通了河西走廊,疏通了“丝绸之路”,使昔日雁门关外的小城平城,一跃成为新兴的国际都会。

展览中,一批来自异域的金银器、玻璃器格外引人注意。来自萨珊波斯帝国的童子葡萄纹鎏金银高足杯和磨花玻璃碗,来自巴克特利亚地区的摩羯海水纹八曲银长杯,都是当年沿着“丝绸之路”运往平城的“进口”珍品。来自西域的文明与技艺,也随着前往东方的胡人商队传入中土。北魏時,有大月氏人来华传授玻璃制造技法,“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展品中有一只小巧的玻璃瓶,天青色,玲珑剔透,器型模仿的是平城地区流行的陶罐样式,它出现在5世纪的北魏平城,足以证明当时中西交流之活跃、深远。

“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

作为东晋皇室后裔的司马金龙,一直生活在这座阴山脚下、雁门关外的都城。史书中关于他的记载不过寥寥百余字。身为第二代“琅琊王”,他做过献文帝拓跋弘的老师,为其讲解汉文经典,历任镇西大将军、吏部尚书,一生备受恩遇,生活在上流社会的“朋友圈”里。

对司马金龙来说,却把他乡作故国,是一生难以选择的宿命。作为北奔的流亡者,司马家族对南朝怀着国仇家恨,转而依附被汉族士人视为“蛮夷”的北朝政权;北魏皇室也希望借此制造声势,树立一个正面形象,进一步来感召南人。双方各怀心思、各打算盘,共同完成了一次不同族群、文化、制度、习俗之间的交流与碰撞。

北魏太和八年(484)冬,司马金龙在魏都平城走完了他功名显赫的一生。太后冯氏与孝文帝下令,为他举办高规格的葬礼。1965年,司马金龙与钦文姬辰合葬墓在山西大同市石家寨村被发现,轰动一时。此次展览的第三章“王的荣光”,展出的即是墓中出土的精品文物,其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除了浩浩荡荡、姿态各异的釉陶俑阵外,就要算那件上过《国家宝藏》的漆画屏风了。

展览通过器物复原了东晋贵族清谈宴饮的生活场景,呈现出江南名士的优雅风流。

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出土的釉陶彩绘仪仗俑,展现了北魏将士的豪雄尚武。

屏风共5块,以朱漆为底,上用黑色线条作画和墨书。正面的图画展现列女德行,如“有虞二妃”“周室三母”“鲁师春姜”“班姬辞辇”等。背面的图画多出自高人贤士的忠孝德行,如“李善养孤”“李充休妻”“素食赡宾”等,具有浓厚的儒教色彩。

画中的人物,都是中原人士的衣着打扮,褒衣博带,襦袍曳地,线条连绵不断、悠缓自如,与东晋顾恺之“春蚕吐丝”的画风极为相似。画面上的题字,既有楷书的圆润隽秀、结字衡稳,又保留了隶书的笔锋,气势舒朗,端庄畅达。有学者认为,这件屏风是由东晋南朝的工匠制作,甚至可能是司马楚之从南方故国带到平城的;也有学者认为,它是由北魏的漆工依照南方传来的粉本摹写而成——无论怎样,其所见证的都是鲜卑政权对汉地文化传统的接收与吸纳。

在名物学者扬之水看来,屏风的内容可能与当时执掌朝政的太后冯氏有关。漆画中,取材于《列女传》的故事占了大半,且多采母仪之篇,正是司马金龙对冯太后的恭维和赞颂。而在屏风下层,有一幅耐人寻味的劝诫画——一人踏冰过河时,惹动河面水波粼粼,还有一人危立悬崖之畔。置身异族政权的政治旋涡中,“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与无奈,是这位琅琊王所怀藏的另一段心曲。

在中国历史上,冯太后是可与吕后、武则天媲美的“大女主”,权倾朝野,雷厉风行,正是在她的主持和推动下,北魏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司马金龙去世10年后,太和十八年(494年),由冯太后一手扶植教养的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开始全面“汉化”——变革胡服,穿着汉服;禁鲜卑语,使用汉语;提倡胡汉通婚,甚至模仿中原的世族制度改订鲜卑姓氏,就连皇族拓跋氏也改姓“元”了。

展览的最后一件展品,即是一位皇族子弟的墓志。北魏延昌二年(513年),城阳王的第三个儿子、15岁的元显儁(音同俊)不幸去世。墓志以巨石雕刻成乌龟状,文辞华美沉郁,从中可知,这位早殇的鲜卑少年,不仅精通儒家经典,而且雅好琴书,精通汉文化——曾经马背驰骋、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已然成为北方大地上精通文典的文士。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政权仓皇南渡,于江左珍存着中国文化的正脉,营建出一番自由豁达的名士风流。而在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相互攻伐,称王称帝,十六国政权相继成立,却如昙花一现顷刻覆灭,唯有北魏政权,不论是对中原本土的儒家文化,丝绸之路上的西亚文明,还是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都以包容和进取的风度“为我所用”。

“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在展览的最后一块展板上,写着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的史论。300多年的南北分裂,纵然是一段黑暗、混乱的“中世纪”,却也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更为丰繁、多元的内核。从此,中国文化不再仅仅是秦皇汉武的中原文化,多民族混血的新一代“中国人”,将成为日后隋唐盛世的缔造者。而司马金龙家族由江南至塞北的经历,正是这一恢弘历史大潮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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