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女子陈若曦

2019-04-12 03:04:04 环球人物 2019年7期

徐学

“四海”,在闽南方言里至少有这么几层意思:豪放不羁、交游广阔和出手大方。这个词有时还被用来称呼那些盗亦有道的黑道中人。可一想到陈若曦,我觉得这“头衔”真是适合她。

第一,她是个喜欢满世界跑的人,生在台北,负笈美国,又毅然投奔社会主义中国,而后又随夫君去了香港、加拿大,再定居台北,之后依然各地奔波。但无论身在何处,她总是一派热情,全身心地投入。第二,她敢于大胆“挥霍”生命,舍弃有所建树之处,重新出发。第三,不论到哪里,她都喜欢交朋友、帮朋友。她有各个阶层的朋友:有来自大陆、台、港、澳以及海外的文友,还有拜佛祖的、信基督的、做环保的、争女权的……所到之处,她总能凝聚人气,陈家被大家称为“若曦旅馆”,管吃管住还管发表文章、找工作等。

我和陈若曦有许多共同的朋友,也有许多共同的愉快记忆。我的书架上有她出版的数十种著作和期刊,扉页一律写着豪放的大字“送给老友”。可忝为老友,我却从没给她写过一篇评介,她也从不提起这事,一如既往地热情相待,这就是她的“四海”之处。

19岁意外发表小说

我对她最初的记忆,是在一次台港文学研讨会上。知道她是外文系出身,还留过美,会议间隙,我拿着一篇英文诗去请教她。我说出自己的想法后,她有几分诧异,因为那时去找她的人,不是谈她的“伤痕文学”(她发表的《尹县长》在文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就是谈她的“女性主义”,没人向她请教她的本行。或许因为这一点,她对我印象深刻。再或者,她和我一见如故,是因为我来自厦门大学。

那时的台湾文坛上令人尊敬的台静农、王梦鸥和姚一苇,还有陈若曦的学长余光中,都是厦大校友。在生命中给她引路的贵人是曾在厦门大学中文系读过书的叶庆炳教授。陈若曦在台湾大学读一年级时,叶老师给他们开国文课,有一节课的作业是交一篇作文,文体不限,题目自由。她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小说交上去。到了期末,同学们的作业都发下来了,唯独不见自己的,陈若曦去问叶老师。老师笑着说,我交给夏济安教授了。不久,同学告诉陈若曦,她的小说在夏教授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那年她才19岁。她到现在还记得,那篇小说的稿费相当于她做家教半年的薪水呢。

19岁那年,就读于台湾大学的陈若曦是懵懂而倔强的。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岛,她也有几次就要触碰到政治禁忌。她身边的老师、同学和友人,有的被投入监狱,有的被常年监视,但她凭着草根般茁壮的生命力,在夹缝中努力向上。她读鲁迅和巴金等“五四”作家的“禁书”;旁听著名的自由主义哲学家殷海光教授的课;邀集白先勇等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杂志,由此认识了许多被裹挟到军中的年轻诗人,如痖弦、楚戈和管管等,常和他们一起熬夜聊天,探讨文学。

事实上,倔强而自强是她自小就有的品行。陈若曦和琼瑶在高中时就是密友,俩人是同桌,放学一起回家,陈若曦赴美留学前一天还到琼瑶家借宿。虽然都是女文青,都是小说迷,但两人性格迥异。琼瑶父亲是名校教授,家庭富裕,所以她可以浪漫,可以小资。而陈若曦出生在兄弟姐妹很多的木匠家庭,必须直面现实。她曾笑着回忆,小学时被选去参加演讲比赛,规定必须穿皮鞋,她只有一双球鞋,还穿得露了脚趾,但不忍向母亲开口要钱买鞋。彷徨时,垃圾桶里有一双尺寸接近的旧皮鞋,她捡起来一看,脚底有个大洞。她拿回家用纸皮垫上,第二天就穿上登台演讲了。读大学以后,她的学费也都是做家教一点一点挣来的。陈若曦说,一辈子感恩父母顶住经济压力和邻居的冷嘲热讽,让她读完大学。她的写作也是坚强而眼界开阔的,她說:“我的写作一开始是为赚稿费,而不是撒娇或者呻吟;我的多愁善感都是因为关注国家前途和社会公义。”

在小说和现实中探寻女性的出路 

在争取女性权益这方面,陈若曦总是拼尽全力。她本名陈秀美,为了姓名上也和男人并驾齐驱,大学时自己改了名。我常常想,这蕴含着羲和追日故事的名字,应该加强了她那爽快明亮略带急躁的性格吧。

从上世纪60年代的《灰眼黑猫》《妇人桃花》,到80年代的《纸婚》和《贵州女子》,到2000年荣获大奖的《慧心莲》,她不间断地在小说中描绘大时代里女性的悲欢,探讨中国女性的出路。

在现实中,陈若曦一生积极投身妇女运动。她早年参加晚晴妇女协会,帮助离婚、丧偶和困顿的中年妇女。50岁那年,她以香港为中心,在40多天里飞往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联络近百名女作家,组织发起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2014年,我有幸参加了她们在厦大举办的双年会,余光中和席慕蓉作了主题演讲,盛况空前,她是隐身幕后的推手。

晚年,她常常随着一些佛门朋友做义工,体会佛经的奥义。但有一次,她听到传教者说,我们天天念经,就是为了下辈子不再当女人,立刻起身离去。

陈若曦早年(右一)与母亲(左二)的合影。

陈若曦(右一)和好友在台湾大学傅园 。

2018年冬,作者徐学到台北老人公寓里探望陈若曦。

因为对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有深入地观察和切身体验,她深知西方人权的双重标准,绝不以高等华人自居而看不起同胞、随意贬低国家。

她也许有自己的局限,但她的真诚和执着赢得了各方敬重。

我想,陈若曦一生对弱势女性充满着深切的同情,与她母亲的苦难有关。她母亲名叫陈张女,陈是夫姓,张是父姓,实际上并没有自己的名字。陈张女3岁被送到陈家当养女,终日操持家务和农事,若是婆婆兼养母稍不顺心,就会扯她的头发,甚至棒打她。

我曾在陈若曦的客厅里听一位女诗人吟唱《雨夜花》:

雨夜花,雨夜花,受风雨吹落地。无人看见,每日怨嗟,花谢落土不再回。花落土,花落土,有谁人来看顾。无情风雨,误吾前途,花蕊凋落要如何。雨无情……雨水滴……

这是陈若曦童年时常常唱的歌,簇簇卑微的花朵无人照看,沦落天涯,风雨摧残,随处生长,隐没零落……曲调凄婉回环往复,唱出无数寻常街巷中女性的苦难和痴爱。而我,也体会到了陈若曦对母亲和众多女性的情感。

仗义执言的“老红帽”

在台湾,陈若曦被称为“永远的老红帽”,在大陆,她被视为揭露“伤痕”文学的鼻祖,港澳都知道她是两岸融合派的急先锋。她在各个领域上下求索,付出了很多心血。她是当代文人中唯一一位被蒋经国和胡耀邦先后单独接见的人。在会见这两位领导人时,她都放眼大局、直言不讳。

2015年10月,陈若曦在台湾一家咖啡馆里。

她看不起岛内那些溺于吃喝玩乐、勇于争风吃醋、昧于世界大势的媒体和名嘴。因为对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有深入地观察和切身体验,她深知西方人权的双重标准,绝不以高等华人自居而看不起同胞、随意贬低国家。她也许有自己的局限,但她的真诚和执着赢得了各方敬重。

台湾光复時陈若曦7岁,踏入学堂打开课本,第一课就是《中国人》。学校里,每天清晨的升旗仪式都播放国旗歌:“山川壮丽,物产丰隆,炎黄世胄,东亚称雄……”从小时候起,她以身为中国人为荣。她一生两次离异,都不是因为双方性格不和,而是理念不同。第一次是因为先生不愿离开美国,而她坚持放弃美国国籍独自回台;第二次是因为她坚持自己是台湾人更是中国人,而先生却不以为然,最后两人和平分手。

数十年来,她秉承良知、顶着压力不断为中国的富强统一奔走呼吁。参访大陆时,见接待手册上印的是繁体字,她就提了意见。她说中国的“国字”是简体字,推行时间超过半世纪了,已经为世界各国所接受;文字是国家之根本,不可走回头路,应该及早统一为佳。还有一次,我们共同参加一次会议,其间的饭食非常丰盛,她约我当面向会议负责人反映,希望饮食从简。她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客人、外人,无论到哪里,她都出力而不是索取。

去年冬天,我到她的居所台北老人公寓里探望她。她真是家徒四壁,一张床,一个小书桌,一个简易小书橱里放了稀稀落落几本书,藏书都捐给图书馆了。“不求名不求利,生活很容易”,她笑着说。她穿着随意,不佩戴首饰,依旧每天读书写字,还主编一份杂志。精力旺盛的她总有干不完的事。她早想好了,死后骨灰要埋在台湾山地的梅花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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