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威权人格的消极能量

2019-04-12 03:14:36 看世界2019年7期

邓善凤

20 1 9 年3 月1 6日,英国伦敦,民众走上街头反对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在加拿大学者罗伯特·埃特米耶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处于末期的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具备自我清除或修正右翼威权人格因子的能力。哪怕在最经常宣扬个人自由与权利的美国,其社会环境和个人成长也很难摆脱右翼威权人格因子的影响。

触发攻击性的内在动力

纵观个人的自然生命周期,最容易感染右翼威权人格的时期,并非阿多诺等人所主张的幼儿-家庭教养时期,而是青少年逐渐脱离家庭但又尚未完全融入社会时期。在这一阶段,个人正处于意识到自我但又未能真正发现自我的朦胧之中,他们渴望摆脱父母的束缚,因而总会寻找机会舒展自己的个性。然而,世界并非总是美好的。

对于很多人来讲,尽管脱离父母的管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但是暴露在没有父母荫庇的环境下,总是一段难以忍受的适应过程。尤其是对右翼威权人格宿主来讲,这个过程让他们感到这个世界充满着“危险”和“不安”。眼看著新兴大国的崛起、恐怖主义活动猖獗以及战乱地区的苦难,他们越来越害怕人类世界会再次陷入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

这种“危险世界观”如幽灵般,困扰着右翼威权人格宿主。这些人既对自己所处的不利现实状态产生了过度反应,又因为自我想象的相对剥夺感而强化了自己的弱势与被动地位。这两条不同的思维进路,都让右翼威权人格宿主变得神经质。弗洛姆曾描述了类似的心理困境,他发现德国工人在面对伴随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不确定性、不安全感和无方向感时,选择了逃避自由。

鲍曼(著有《现代性与大屠杀》)揭露了一些人以危机之名,肆意释放其破坏倾向,而科学技术和官僚制度非但没有阻止,反而起到了鼓励这种破坏潜能的作用。有些人甚至为了尽情享受破坏的快感,对希特勒之辈趋之若鹜。追随坏的权威有其懦弱和无知的原因,也在于其对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缺乏基本的认同。

当“危险”真的来临的时候,这些人丝毫不会反对与其自由权利相背离的做法。例如在“9·11事件”之后,不少美国民众坚定地支持布什政府“必要而恰当”的反恐政策,即使允许联邦调查局不经法院授权即可对私人通信进行窃听和监视,也允许在拷问有嫌疑的恐怖分子时使用“难以避免的”暴力。

新西兰枪击案枪手塔兰特

强烈挫败感致过度反应

右翼威权人格宿主所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资本的分散性和个人利益的差异性,这使得他们的政治看法和政治行为经常是保守的,害怕社会急剧变革会吞噬其为数不多的财产和收益。他们似乎坚信,只要给社会稍微松绑,它就会陷入《1984》那种极权主义深渊。这种担忧逐渐演变为深藏心中的恐惧。当他们看到周围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多元、越来越个性的时候,他们更是感到强烈的亢奋和惶恐,害怕这种“不羁”会让人不再守规矩、不再守传统,也不再听权威的。

《当代西方政治文化复兴》丛日云 主编东方出版社2018 年11 月

这种“危险世界观”如幽灵般,困扰着右翼威权人格宿主。

为了压制人心中涌动的暗流,这些人越来越希望通过制度强制、思想洗礼以及仪式沿袭来统一社会的步调。因为相对于今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们更怀念人人安分守己、愚昧朴实的“过去”,尽管这种“过去”也是他们一厢情愿地想象出来的。面对现实中的“疯狂”,他们一再地质问着世人,为什么就不能听权威的话,好好生活,好好工作,非要用独树一帜来彰显所谓的个性,“当今的社会太自由了,太民主了”,相比过去的高压统治来看太难控制了。

宗教激进主义者的作茧自缚,不过是信心不足的表现。

意识到现实不可能按照其意愿发展,由此带来的强烈挫败感让这些人产生了过度反应,将逃避自由与服从权威上升为一种至上原则和道德,而对他人遵从的愿望也会逐渐转变为强烈的攻击欲望,即以强制甚至暴力迫使他人守规矩、守传统和听权威的。

埋藏于心的恐惧与不安,使得右翼威权人格宿主变得异常敏感,从本能上就有超乎常人的“危机”发现和反应机制。一旦其危机意识被激发,他们就从“臆想家”摇身变成“圣斗士”,以权威与神的代言人自居,实施审判和惩罚的权力。

但这些人的敌意也没有太多创新性,往往还是针对原已边缘化的族群、标新立异的人群或者与主流意识相区别的群体。怀着这种诡异的逻辑,右翼威权人格宿主认为“我认同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我认同的权威才是真正的权威”,而“我认同的自由需要通过我认同的权威才能够实现和维护”。

迷失在信不信教的森林

为保障自由精神和民主原则,需要破除右翼威权人格宿主的第一个信条,即我的神才是唯一的神,它超越你的神成为终极力量,因此你需要放弃你的信仰来皈依我的信仰。这就要求,宗教不应该插手教育之事,更不能强制推行某种宗教;同时,别人不愿意背弃自己原有的信仰,不能成为其遭受歧视或惩罚的理由。

需要破除右翼威权人格宿主的又一信条是,我比任何人都虔诚,也更接近神的真义,因而所有人都应该听我的传道。制止这种干预他人信仰甚至强迫他人信仰的冲动,是让宗教回归个人之事的基本。不管是世俗政权、现世教会还是其他信徒,都不具有代替神来决定他人信仰的权力,更不能以此为理由,代替神来惩罚不信之人。

宗教上还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即信教者和不信教者之间的尊重与宽容。最近几十年,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极大地稀释了美国的宗教构成,信仰多元化的趋向越来越明显,美国人的宗教热情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震荡。再者,社会科学研究的经验主义、生物进化学说和世俗人类学的传播,加速了宗教的现代化和世俗化进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堕胎同性恋以及女权主义等也对美国的宗教产生巨大冲击,社会道德标准问题面临重新定义的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宗教激进主义者的作茧自缚,不过是信心不足的表现。考虑到宗教在现代人精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需要在信教者和不信教者之间达成一种和解,而不是否定任何一方或让其中一方吞噬另外一方。

西方文明自有其历史性和现代性的问题,现代社会更应强调智识的回归,对人类自身和生存的世界形成自觉认识,而非让某一种思想碎片控制自己的头脑。但是,人类理智的不完善性,决定了人类的概念和判断的局限和片面。这就要求他们在坚持主体性的前提下,始终保持否定的辩证法,在主观与客观的批判性反思中不断接近真理。如果迷失在信教或不信教的森林,个人的存在就丧失了个体性和独特性,很容易陷入某种集体主义、神秘主义或虚无主义的控制之中。

(本文摘自《当代西方政治文化复兴》,获东方出版社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