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连接“世界岛”

2019-04-12 03:04:36 看世界 2019年7期

《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张国刚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2月

欧亚大陆和濒临地中海的北部非洲,自古以来构成了一个“世界岛”。轴心时代的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孕育于兹,繁荣于兹。

20世纪初叶,英国学者麦金德认为,相对于世界岛而言,美洲大陆、英伦三岛、澳大利亚、日本列岛,只属于被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北冰洋隔绝的边缘地带。

其实,这个“世界岛”是被丝绸之路连接着的。

“玉石之路”

公元前2世纪中叶,张骞受汉武帝派遣,凿空西域,开通丝绸之路,成就了他的一世英名。其实,早在张骞之前,走通东西方通道的,是众多不知名的英雄。商周玉器,并不产自内地,而是通过“玉石之路”从新疆和田运来。但是,为什么到了张骞之后,丝绸之路才真正建立和发展起来呢?这与丝路此端的汉唐帝国国力强盛密切相关。

先秦时期,玉石之路上的商品往来,具有私人贩运性质,而且贩运的主体很可能是西戎民族。秦朝及汉朝初年,匈奴几乎垄断了通往西域的道路,自然也垄断了丝路贸易。只是到了汉武帝之后,凭借几代人60年的休养生息积累起来的国力,果断采取反击匈奴的政策,才有了张骞的出使。

张骞来到大月氏新定居地,引起他注意的是蜀地的竹制品和纺织品。当地人告诉他,这些物品是从印度来的。带着军事外交目的出使的张骞,不经意间就发现了经过四川、云南到缅甸而至印度的商贸通道。张骞第二次出使,携带了更多的物品,分送出使诸国,虽然这不算官方贸易,却促进了西域诸部族和邦国遣使来华。这些外邦来使,与其说是向风慕义,不如说是为了经贸往来。

继汉武帝建立河西四郡之后,昭宣时代和东汉王朝,致力于建立西域地区的军事管理体制—西域都护,从而保障了这条贸易通道的畅通。唐朝设立安西四镇以及伊西北庭都护府,对葱岭东西地区的羁縻府州,实行了有效的控制,从而使唐朝的丝绸之路,比之于汉代有了更加长足的发展。可以说,汉唐时代的国力强盛,是丝绸之路得以建立、巩固与发展的先决条件。

西人东来

16世纪开始的大航海事业,是近500年来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欧洲人的东来形塑了今日的世界格局。这一伟大事变背后,就与丝绸之路直接相关。

元朝以后,帖木儿汗国控制了中亚,奥斯曼帝国统治了西亚,特别是1453年拜占庭灭亡之后,丝绸之路的陆上通道和海上通道,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阻碍。

因此,15世纪欧洲人的大航海事业,其重要动力之一,就源自破除丝绸之路上的阻塞,适应东西方贸易增长的需求。欧洲人不满意丝绸之路被西亚和北非的阿拉伯中间商人所垄断,他们这回携航海技术进步的优势,要直接走到东西方贸易的前台,航船所向,就是遥远的中国和印度!

面对丰厚的东方贸易利润与东方消费品诱惑,欧洲各国充满了羡慕和嫉妒!于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扬帆,目的就是寻求一条不受意大利人控制,也避开阿拉伯人要挟的通往东方的道路,清除远东与西欧之间丝绸之路上的所有中介掮客。

可是,西人东来,不仅冲破了中间商的盘剥与垄断,也冲击着中国政府特别是明朝政府在丝路所经南海地区的朝贡体系。

18、19世纪的中国,面对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朝贡体系,欧洲人也没有任何奇珍异宝,可以平衡中国在丝绸、瓷器、茶叶等对外贸易上的巨额出超。于是,大量白银涌入中国,冲击着中国的金融秩序,朝廷财政严重依赖白银进口,中国东南地区的产业分工甚至也依赖上了对外贸易。

这是汉唐时期所不曾有过的。于是,当欧洲人为了平衡贸易逆差,向中国销售毒品鸦片时,经济贸易演变成政治和军事冲突,已经势不可免。汉唐以来丝绸之路上中国与西方的经济与贸易关系的起伏变化,也是我们观察“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和地区政治实力兴衰消长的晴雨表。

中西交流

截至19世纪中叶,“一带一路”上的中西关系,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

前一个时期,从远古时代到郑和下西洋结束的15世纪前期,可以称为古典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汉唐盛世,陆上丝绸之路为主体;宋元时代,海上香瓷(西方的香药、中国的陶瓷)之路有了更重要的地位。汉唐时期,西域的交流最活跃;宋元时代,南海的贸易最繁盛。

后一個时期,主要是明清时期,从15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叶,相当于新航路开辟以来的3个世纪,我们可以称之为近代早期。就地区而言,这个时期中国与亚洲国家的交通往来依然频繁,但最具影响力的是中国与欧洲的交往。

此时期,中国在政治关系上是主权独立的;在经济上,中西仍然进行大体自愿的贸易往来。虽然中国在经济和科学领域已经逐渐落伍,但西方文明的东渐和中国文化的西传,却保持一个互惠和平等的格局。

19世纪是西方殖民主义向全球扩张的帝国主义阶段,像中国这样不曾如印度那样沦为殖民地的主权国家,也因为鸦片战争而被迫打开了国门,脚步沉重地迈出了“中世纪”;西学东渐日益强盛,以至出现西潮汹涌的另外一种单向流动的局面。

总之,远东地区与欧亚非大陆的丝绸贸易,从上古的走私活动,到汉唐时代的边境贸易,乃至大航海时代以来的中欧直接通商,“一带一路”,源远流长。其背后的动能,也许是帝王们夹杂着野心和虚荣的政治抱负,也许有商贾们怀揣着发财梦想的各种算计,也许还有僧侣们追求真理、传播信念的宗教热情,以及众多热血男儿不辱使命、不畏艰险的报国精神。

这就是近代以前的中国式“全球化”。金戈铁马,血雨腥风;胡天汉月,羌笛驼铃;天方海舶,贾客乡情;丝路花雨,木铎声声。在物质和精神文明流淌的背后,人类共同的命运,也由此编织在一起。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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