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不拜大明使者

2019-04-13 02:04:08 特别文摘 2019年7期

程万军

纵览中国历史,但凡一个大一统王朝初定,总是希望四夷宾服。朱元璋也不例外,明朝开国伊始,作为开国皇帝,1368年即位之初,朱元璋就派使臣下国书到日本,表达两个意思:一是希望他们来朝拜,二是责令他们解决扰明倭寇。

结果,国书送达日本后,日本不仅没来朝贡,而且还砍了大明使者的脑袋。

这是怎么回事呢?史料显示,日本时值南北朝时期,南强北弱,南朝的实际统治者叫怀良亲王,乃日本后醍醐天皇之子。他杀大明使臣,就是摆明了向朱元璋示强。

泱泱天朝大国被小小岛国羞辱,朱元璋恼羞成怒,扬言出兵,征服日本。

针对朱元璋的开战威胁,日本“摄政王”怀良亲王针锋相对地写了一封著名回信:

“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远弱之倭,褊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

“夫天发杀机,移星换宿。地发杀机,龙蛇走陆。人发杀机,天地反复。昔尧、舜有德,四海来宾。汤、武施仁,八方奉贡。

“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羞。

“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国图之。”

这封“名书”,写得不卑不亢,绵里藏针。表面上给了“天朝”面子,实际却暗藏“奉陪到底”的强硬。

小小日本,为何敢杀大明使臣?

提及日本王室对中国态度的转变,首先与两宋灭亡、日本抗元有关。

两宋灭亡前,中国是日本的榜样。南宋灭亡后,日本對中国再也不拜。虽然百年后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在日本人的眼里,已经失去“正朔地位”。中国自宋以后就不再是他们崇尚的正源华夏文明了。

朱元璋鄙视日本由来已久,在他眼里,日本就是个“国王无道民为贼”的小丑国。针对大明皇帝对日本的鄙视,日本也进行了回应。永乐年间,幕府派答里麻出使中国,这位日本使者面对朱元璋四子朱棣的垂询,当堂写了一首诗《答大明皇帝问日本风俗诗》回应,大大自夸一番:

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银瓮储清酒,金刀脍素鳞。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阳春。

这就是即便在今天,“唐宋在日本”之说仍流传的原始出处。

而在大明与日本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之时,日本当政者还是寸步不让。面对庞大的明帝国,他们的“底气”来自哪里?

这要与日本内部变化联系起来。中日关系紧张的洪武时期,日本虽处“南北朝”时代,但执掌南朝的怀良亲王正处于“起势”时期,大有江山一统、吞吐八方之势。杀明使、回战书,使怀良亲王声名远扬,此后,日本向明朝下书,很多都假托怀良亲王之名,以壮行色。而怀良亲王的底气,一是来自日本抗元“神风”的信心,二是他的战略眼光独到——断定朱元璋“不敢征伐”。料定大明皇帝不敢做蒙古远征军都做不到的事,朱元璋的“战争威胁”,不过是“说大话”而已。

果如怀良亲王所料,尽管日本王室一再不敬,朱元璋只是大话压人,始终不敢轻举妄动。不知他是忌惮“日本神风”、免蹈“蒙古之辙”,还是觉得劳师远伐、得不偿失,总之后来“没和倭寇一般见识”。

再后来,朱元璋在留给接班人的铁券丹书中,明确将日本列入“不征之国”——既然日本称我为“天朝”,自称为“臣”,朕也就宽怀大度,不再追究日本杀使者的事情了。

朱元璋此举,看似大度,实则无奈。大明时期,中日力量虽然仍不对等,大明国力明显高出小打小闹的日本几筹,但从对抗之“国家气势”上,已呈“均势”。

(摘自《谁主东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陈明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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